草堂十志完整章法（知堂己丑日记的全璧）

时至今日，周作人的日记，普通读者能够读到的，仍然只是1898至1934年间的日记（中缺1906年至1911年及1928年）。周作人逝世于1967年5月，也就是说有近半数的日记仍然尚未公开出版。再细算一下，已经公开出版的周作人日记实数是二十九年，未公开的是三十一年（1935至1966年），这后半截的日记也有严重缺失(1936、1937、1944年为丢失，1946年至1948年未记日记），这么算下来，后半截实存日记为二十五年。周作人记了六十八年日记，由于各种原因失记或丢失的日记竟高达十三年之多，对周作人研究来说实在是个无可弥补的损失。

周作人

好的消息是，就在上个月本年第七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周吉宜先生整理的《1949年周作人日记》，使得普通读者有幸读到周作人后半截日记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年份的日记。整理者周吉宜先生为周丰一之子、周作人之孙，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如此显赫的双重身份当世罕有。说句老实话，《丛刊》的可读性越来越不行了，本来它就是一本专业刊物嘛，强人所难什么可读性，真是我的天真。《丛刊》1979年创刊，我一直一期不落地购读了二十几年，后来看着它的面孔越板越严肃，只得弃阅。所谓弃阅，实质是像对待《读书》一样（《读书》我购藏至三百五十期之后便断了），不再期期不落，而是见到某期有中意的文章再买来收藏，如去年11期的《丛刊》刊有周作人与沈启无的通信，便非买不可。

现代文学学者吴福辉先生亦曾任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他在谈到现代文学馆初创时期曾说：“在1985年我们不顾自己的经费不足，毅然接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一期补贴五千元到现在继续补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个年头，我还没有忘记与杨犁到北大镜春园王瑶先生寓所去谈刊物的前景。”（2008年9月，《现代文学馆与我跋涉走过的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当下纯专业刊物生存不易，我不该不近人情挑剔什么可读性，以性价比来说，花个二十来块钱读老周的一年日记蛮划算。早在四十年前，1976年11月香港《七艺》杂志刊出了成仲恩（鲍耀明）编注的《知堂老人的己丑日记》，这是周作人1949年日记的首次公开。鲍耀明（1920-2016）与周作人友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周作人以“精神的食粮”换取鲍耀明提供的“肉体的食粮”，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鲍耀明提出“拟欲借用一下先生的日记”这样的不情之请，周作人竟亦答应。

鲍耀明提出借用日记的时间是1962年2月1日，周作人3月27日回复称：“前日匆匆寄信，忘记说了一件事，即所说日记之事，因现在写回想录，刚到一九三0年左右，故一部分日记尚须参考，俟用过后当可奉借耳。”知堂老人未食言，同年十二月《知堂回想录》完工，12月3日致鲍耀明函称:“日记在以前用大型‘当用日记’，颇为笨重，从廿八年起改用小型本，较易寄递，将来或即寄一本小型‘当用日记’去，何如？”

什么叫“当用日记”呢，日语“当用”即当前使用之意，“当用日记”乃日本制造的日记本，我于书摊曾买到过一册，而且是小型的。12月10日，鲍耀明回复称：“小型‘当用日记’先此致谢，阅后定当奉还。”12月18日，周作人日记：“往街寄耀明信，又廿八年份日记一册。”当日信中附了一行话：“拟借阅日记，兹另封寄奉廿八年份一册，请查收。”12月24日鲍耀明收到了1939年日记。

我作如下猜测，鲍耀明感兴趣的也许就是周作人1937年7月之后的日记，周作人心领神会，以1939年（廿八年）日记投石问路。果不其然，12月27日鲍耀明得寸进尺：“能请借阅一九四五-五〇年间任何一年日记否？”如果不是生活压迫，老周断不会出借日记，要知道前不久鲍耀明寄赠的羊毛衫，老周就没有收到，老周不会没有风险意识，但不走这一步险棋，又有什么法子维持一家老小生活呢。1944年日记就是在频繁的交换中寄丢的。“肉体的食粮”也有过多次寄失，而老周的态度诙谐风趣，“想已由税关代享了”。想想1961年周作人把前半截日记以一千八百元出售给鲁迅博物馆，真是替他老人家难过。

鲍耀明

鲍耀明收到周作人的日记后，便着手抄写，抄写难免出错，后面我会谈到鲍耀明认错字让我背锅的笑话。鲍耀明一边抄一边还给老周出难题：“可以将其中一两页剪开复印后再用玻璃胶纸补回否？”那天我忽然有些气恼，想起一个题目，“周鲍贸易史明细账考略”，一笔一笔对应周鲍之得与失，以今视昔，老周亏大发了。令人唏嘘的是，老周赠予鲍耀明的“精神的食粮”，经过拍卖等方式，终被强力者五马分尸般掠夺殆尽，七位数的价钱亦令人瞠目结舌。

周作人回复鲍耀明12月27日函：“胜利以后，即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八年，因为国民党所捕，在南京狱中，未有日记，现在只有从一九四九年的部分，其四九年一册或可寄呈一览。听候示下。”1963年1月9日，周作人亲自上新街口邮局，给鲍耀明寄出一九四九年日记一册。鲍耀明1月22日复信称收到了，并将前借1939年日记“另邮奉还”。

老周天天打交道的新街口邮局如今还在几十年前的那个位置，每次路过总要匆匆一瞥，行一个只有我懂得的注目礼。

十三年之后的1976年，鲍耀明将周作人一九四九年日记刊发在《七艺》杂志创刊号。插一句话，《七艺》编辑林曼叔先生（1941-）后来主编《文学研究》，承林先生不弃，我的几篇小文得以跻身香港文学刊物。

周吉宜“整理者前言”称：“周作人1949年1月出狱，4月开始记日记。”四月一日的日记只有一个字“阴”，别小看这一个字，它表明周作人中断三年多（1945年12月7日至1949年3月31日）的日记恢复了。不知道鲍耀明出于什么想法，《七艺》刊出的1949年日记是从6月27日开始至12月31日，前面少了4月1日至6月26日八十多天。因此，本文题目所谓的“全璧”乃相对《七艺》而言。

前面所说鲍耀明给我挖的坑，先请看《七艺》版6月30日日记：“阴。上午写文了。下午康嗣群来，云无《立春以前》，因以一册赠来。仲廉来。”我这么解读对不对：康嗣群听周作人说没有《立春以前》，所以特地送来一册。我看不出毛病来，只是觉得“云无”这话不像是周作人说的，语法上不太搭。有位看过周作人1949年日记原迹的朋友对我说:“鲍耀明抄录的老周日记错太多了，‘赠来’应是‘赠之’，鲍耀明认字的水平很有限，你赶紧把文章收回来吧！”可是我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我对朋友说，没有人指出这一“方向性”硬伤，以后收书时再改吧。末了，我还开了一句玩笑，硬伤也是一种美，它使人记忆深刻。

等到我看到周吉宜整理版，新问题又来了。6月30日日记为：“三十日阴。上午写文了。下午康嗣窘来，云无《立春以前》，因以一册赠之。仲廉来。”赠书的方向对了，是周赠康而非康赠周，可是“康嗣群”错成“康嗣窘”是不应该的。《立春以前》由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出版，正逢时局巨变，周作人应得的样书随之泡汤。由于周作人出狱之后有两个来月未记日记，因此，《立春以前》有可能是4月之前友人帮周作人代购若干。

周作人记日记是不加标点的，因此，断句很考验你的水平。学者们断过一次大错，使得意思满拧。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日记有云：“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复之。”前一个意思断错比断对还难，后一个意思学者们不但断错句而且还认错字，将“去”认成“不”，因此造成一个于周作人十分不利的意思。“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函复之”，正确的断句是“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复之”。我一直对实行简体字及标点符号持不同意见，认为这两个硬性规定反而降低了人们的语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