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编制岗位要求（敦煌考古编制岗位）

↑田野考古发掘现场

红星新闻记者丨陈卿媛 实习生丨李雨果

编辑丨余冬梅 彭疆

近日，“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话题登上热搜。在考编、考公大热的环境下，带有编制的考古所岗位却“零应聘”，这在“考古热”“文保热”日益火爆的今天，引发大家对相关领域人才现状的关注。

多位受访者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敦煌偏僻的地理位置、严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较低的薪资待遇等因素，让很多应聘者望而却步。

对于考古行业的求学者而言，能否适应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环境等，影响到他们毕业后是选择其他行业，还是走向专业的考古之路。在考古界，也正在探索方法，试图摆脱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

敦煌考古编制岗位遇冷

“零应聘”成热议话题

9月14日，讲述敦煌文明和守护人故事的纪录片《敦煌师父》第二集正式上线。在纪录片中，敦煌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表示，今年考古所编制都有所增加，这导致愿意到敦煌的应聘者更少，“有五六个人报名，结果全缺考，一个都不来。”一时间，“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话题冲上热搜榜，引起热议。

“一边是考公热，今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00万人，一边是考古热，众多文物、文物机构和考古相关节目走红网络。”人民网提到，考古热而从业冷亟待“破局”。

张小刚所长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这几年考古由冷及热，是全民切身感受到的。比如敦煌，千年IP出圈成了新网红。考古学的社会意义在国内不断增强，真正喜欢考古学科的人数也不断攀升。从大环境来讲，现在确实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但是真正从事考古的人，从来都是少数群体。

张小刚所长还提到，这些年，敦煌考古研究所报考的人时多时少。比较好的情况是2020年，一次性就招到了3个。而2022年原计划招一个考古的岗位，结果全缺考。目前，敦煌考古研究所人员紧张，只有20人左右。即使其他工作全都不做，只做石窟寺考古报告，这些人员依然是不够的。所以，做石窟寺考古报告或做田野考古会互相影响。

敦煌研究院官网信息显示，敦煌考古研究所现有科研人员25人，其中研究馆员2人、副研究馆员8人、馆员7人、助理馆员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4人、硕士学位者8人，目前主要工作为编写《敦煌石窟全集》，修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持续进行瓜州锁阳城遗址考古发掘等。

公告显示，2021年以来，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多次招聘，招聘对象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等，且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敦煌研究院人力资源处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他们现在缺少博士这样的高层次人才，考古专业招两人，结果只有一人报名，招聘计划经常落空。

敦煌研究院是甘肃省直事业单位，隶属于甘肃省文物局。事业编制的岗位工资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2020年度敦煌研究院（汇总）部门决算显示，截至2021年6月，敦煌研究院共有职工1507人。根据公开报告，2021年度其人员经费8254万元，即人均5.48万元。

据新华社报道，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过200万人，共142.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1。但在平均数背后，各地区因经济发展不同，岗位竞争情况差异极大。其中，北京、广东报名人数均超过20万人，甘肃只有不到4万人报名。

“据我了解，各个地方的大所，尤其是省所，这两年增加了不少编制。比如有的省从原来不到几十个人的编制扩大到二三百人，这对全国考古行业来讲是个好事，国家、地方都很重视，给考古更多的名额和经费。但我心里在打鼓，考古专业毕业生一年就那么多，条件好的地方招的人越多，客观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更难招了。同在一个省的省所，招人情况也比我们好很多。”张小刚所长向媒体表示。

地理位置偏僻、薪资较低

如何留住人？

敦煌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浓厚的人文底蕴，但是多位受访者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因偏僻的地理位置、严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较低的薪资待遇等因素，很多应聘者望而却步。

在纪录片《敦煌师父》中，浙江大学考古学硕士张小杨，主攻方向是石窟寺研究，她是张小刚着力培养的徒弟之一。张小杨的同学毕业后大多在上海、浙江等地发展，只有张小杨一人来到地处西北的敦煌莫高窟。她以前的同学、朋友，有时也劝她回杭州发展。

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环境等，让张小杨陷入了迷茫。在老师帮助下，张小杨逐渐安定下来，重新进入工作状态，石窟寺考古报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兰州大学文博学院的阿清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毕业后选择出国深造，回国后打算在老家山西就业。未选择报考敦煌研究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要求比较高，其次是工作繁重但待遇一般。“如果我找别的工作，可能不会这么累，并且我可能会拿到一份更高的薪资。”

阿白在浙江大学读博。阿白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考古是一个“为爱发电”的专业。依靠众多考古学家的牺牲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考古事业才得以发展至今。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报考的原因不言自明，“钱没给够、上升的途径不明确。”他称“干我们这一行的最有梦想了。你完全不缺这个动力，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无聊或者我做的事没意义。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工资问题。”

相比物质条件，浙大的硕士研究生阿团则会考虑结婚生子的可能性和家庭的稳定性，“如果说你的对象没有办法在那边安排工作的话，那你肯定是不会去那里的。”

张小刚所长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事实上所内考古这个岗位对学历要求并不高。敦煌研究院招聘都是从研究生起步，鉴于紧缺的情况，同意招聘考古专业毕业生从本科生起步。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有25公里，现在，研究院在敦煌市区和莫高窟都有家属院或公寓楼，大家也慢慢都有了私家车，各方面条件好了很多。但对现代年轻人来讲，敦煌毕竟不是大城市，有不少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去了其他单位，或是离开了敦煌。

谈到如何留住人，张小刚所长表示有3种手段可以并行。一是待遇留人，想尽办法提高待遇。不过待遇再怎么提高，也无法与大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相比。纯粹靠待遇，是不现实的，所以第二是靠情感留人。第三则是事业留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敦煌学博大精深，这里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在这里有专业的事可做。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可以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重和认可。

专业学子与从业者的选择

是离开还是继续？

在纪录片《敦煌师父》中，敦煌的白天酷热难耐，从南方过来的张小杨第一次进行真正的田野考古实践，刚开始很难适应，甚至出现头晕呕吐的中暑症状。敦煌戈壁的风沙量大，无人机勘测和相机工作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白天，张小杨要去到石窟，对洞窟整体结构和壁画细节详细记录，又要去到探方，多次刮面，并对发掘的遗迹进行记录。晚上，张小杨还需要熬夜完成考古报告。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环境，和同龄人的差距，一度让张小杨陷入迷茫。

红星新闻记者从一名就职于内蒙古通史博物馆的考古从业者处了解到，田野考古的不确定性较大。墓葬与文化层较为简单者，在发掘上基本不会有什么困难。而堆积层厚而复杂、又多受扰动影响者，会造成一些发掘上的困难。并且天气影响，强降水、高温、土地封冻等，都会阻碍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

这名考古从业者长期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工作，当地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沙尘暴、蚊虫叮咬，甚至遇到狼等野兽，都是常事。“在外人看来有趣的发掘工作，真正上手之后却往往显得繁重而枯燥。一个考古人，既要时刻保持好奇与谨慎，又要吃得下苦，耐得住寂寞。否则，一遍又一遍刮面，一锹又一锹取土，一瓢又一瓢排水，很快便会将原本的那份激动磨灭。”

↑田野考古发掘现场

2022年暑假，四川大学考古学学生阿梦参加了羊曲遗址的田野实践。据阿梦向红星新闻记者描述，羊曲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平均海拔3924米。考古团队大约有20人，住在距离遗迹较近的羊曲村。从驻地到遗址交通不便，需要先坐30分钟的车，再爬一个小山坡。羊曲村还没有通自来水，考古团队需要买桶装自来水，用于做饭、洗澡等日常生活。

他们每天早上7点起床，中午短暂休息一会，挖掘工作会持续到晚上6点。晚上时间比较自由，但是需要整理白天收集到的资料，有时会工作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

除了工作任务重，恶劣的的自然环境也让阿梦印象深刻。气候干旱、大风、变幻莫测的天气，对这组科考队都是挑战。下田野的每一天都身心俱疲，长期弯腰、屈膝、跪地，对膝盖和腰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从青海回来一个多月了，阿梦走路偶尔还会膝盖疼。

↑田野考古人员的手被晒出肤色差

阿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历史，但读大学时没有就读心仪的考古学专业。他甚至翻墙跑到其他学校蹭课听。如今，他从事考古工作快两年了，已去过多地进行发掘，住过工地宿舍。他觉得田野考古需要充足的热情，才能长期干下去，“少有专业像考古这样，工资低、待遇低，中秋、国庆只有一天假，甚至很多工地一天不放假的都有。”

南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较大，考古发掘的具体情况也有所差别。阿欣暑假时参加了江苏省的一个考古实践，为期一个月。南方的土质与北方的土质不同，一旦下大雨，需要用吸水泵将探方里面的水吸走。而且地面会变得泥泞，用手铲刮面时还没铲多少，周围就已经包了好几层泥，不能继续使用，遇到这种情况会对工具做一些调整。问起休息日时，她开玩地笑道：“休息全靠老天。老天下雨了你就可以休息，老天不下雨你就不能。”

就读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阿金，刚上大学的一年时间里，一直在疑惑文博是什么，考古、博物馆的意义在哪里，直到一场讲座激发了她对博物馆学的热情。博物馆不应该只是一个单纯介绍、传递知识的机构，它应该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它应该对当下的一些社会议题、社会现象有所反映。博物馆不仅是展示历史的载体，更应该与当下、未来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连接。“会有一种社会关怀在里面，我觉得这是博物馆存在的价值，也是我选择读这个专业的初衷，有一种使命感。”

性格外向的阿团，在硕士阶段选择了文化遗产方向。相比考古学，她觉得文化遗产专业实践性更强，比如对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对大遗址进行保护等。而考古学则更要求人“心静”。但无论是游览博物馆、参观石碑石刻，还是阅读书籍，进行田野考古，二者都关乎“古人与今人的对话”。

阿团和阿金毕业后想考取事业单位，从事对口专业工作，包括博物馆、研究院等，偏好城市在长三角一带。阿白则选择留在高校，继续科研之路。

阿梦还没有考虑就业的事情。在青海的一个半月时间虽然辛苦，但很快乐。目睹了湛蓝的天空，翱翔的雄鹰，雨过天晴的双层彩虹，草原上吃草的牛羊，紫的、黄的、红的晚霞，裸眼可见的银河……她觉得遇到这些风景很幸运。今年10月份，她将参与另一项时间更久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

阿民习惯在微博上分享考古过程中的片段和感受。虽然他觉得鼓吹考古“小众专业好就业”的言论是在“把人往火坑里推”，但是自己却在“火坑”里甘之如饴，就如他在微博上发的一句话：“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

人才短缺与人才培养

后备力量如何补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曹斌公开发声表示，人才在任何行业都是其发展的根本，考古自然也不例外。提升考古的人才数量和质量，首先要抓人才培养。“零应聘”成为热议的话题，这背后反映的最深层次问题，其实是考古人才短缺。而这样的难题不仅敦煌研究院面对，还有很多机构也无法走出“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文物调研》发布的《关于当前我国考古工作面临的编制与从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文章中提到，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省级文物事业单位共有编制1670名，加上国家级单位的编制人数，全国省级以上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有人数不足2100名。若以国土面积计算，每名考古人员需要承担4571.4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任务。文物考古事业单位岗位编制不足，意味着科研人员的日常晋升通道较窄，后备力量长期难以补充。

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培养的人才流动情况，曹斌副教授提到，考古作为冷门专业，不只是招生规模小，还有一些同学及家长因担心就业难放弃报考。报考考古的学生在进入学校后，还面临“转专业”“大类招生分流”等考验。因此，要摆脱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给予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足够的支持，是必要的前提。

曹斌副教授还表示，希望用人单位可以放低“本科门槛”。考古单位如何制定用人标准、吸引考古人才、选择考古人才，是亟待思考的问题。曹斌副教授以其供职的高校和培养的研究生为例，一部分毕业生选择了考取公务员或到高校从事行政工作。客观上看，环境艰苦、待遇偏低等因素，使得考古人才的流动性较大，再加上合理的人员流动、选拔晋升等，也会使人才不那么容易“被留住”。

敦煌研究院自1944年成立以来，70余年风雨，一代代敦煌守护者坚守大漠，做出了许多科研成果。据媒体报道，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就是敦煌守护者之一。苏伯民曾多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基于文保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专业设定等进行呼吁。

2020年全国“两会”，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苏伯民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是遗产大国，现保存下来的遗产数量很多。“十一五”以来，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开展了许多重要的保护项目，使得许多重要遗址文物病害得到了修复，文物保护科技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当记者询问苏伯民当前文物保护的人才缺口情况时，他回答称，“中国目前能够称得上‘国宝’的文物保护单位大概有5000多处，世界遗产有50多处，但我估计全国从事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大概不超过2000人。”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在中新社发布的报道中，苏伯民提到，“建议科技部依托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等文博单位和高校，组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文物研究和修复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相继有70多所学校设立了文物保护或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

“但这些专业往往是挂靠在历史、考古、美术或材料等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不具备独立性，缺乏统一的学科培养模式。”苏伯民指出，学生虽然学的是文物保护，但毕业证和学位证上会被授予历史学、考古学或其他学科的学位，在就业和人才归类等方面常常被外界混淆，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文物保护和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苏伯民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将文物科学与保护技术认定为独立学科，在高等院校设立相应的院系，编写出版统一的教材，制定统一规范的培养方案，此举将大力推动中国高水平的文物保护研究和修复人才的培养。

（文中阿团、阿梦、阿民、阿金、阿清、阿白、阿欣皆为化名，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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