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金瓶梅淫书乎（周钧韬金瓶梅淫书乎）

——400年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淫书论、非淫书论矛盾对立的历史渊源

《金瓶梅》成书已400多年。而早期抄本在少数文人中流传时，《金瓶梅》是淫书还是非淫书的争论就开始了。

据现有史料表明，第一个认为非淫书的是袁中郎，此乃万历二十三年1595。

第一个说《金瓶梅》是淫书的是董其昌，可能还早于万历二十三年。

如此说来《金瓶梅》从娘胎里刚爬出来，淫书与非淫书的争论就开始了，至今也是400年矣。

明代末年，第一批看到《金瓶梅》抄本的文人中，多数人的直觉反映，认为它是一部淫书。

明·董其昌题字扇面

袁小修在一则记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的日记中说，先前，他访董其昌，听董氏说：“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

后来在万历二十五年，袁中郎侨寓真州时，小修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抄本。

袁小修还追忆董其昌言及，此书“决当焚之”。袁小修自己也直斥，《金瓶梅》“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1]这是淫书论的最早记载，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

后来，淫书论者不乏其人。沈德符云：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马）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这里又是两个淫书论者：沈德符、马仲良。[2]

薛冈云：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日：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3]

李日华云：（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4]

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直斥《金瓶梅》为诲淫之书，在《歧路灯自序》中说：“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在第90回中，作者借他人之口说：“但坊间小说，如《金瓶梅》，宣淫之书也。……杀却天下少年矣”。

李绿园在《歧路灯》中有很多处，或夫子自道，或借人物之口，怀着无比的仇恨抨击《金瓶梅》宣淫，言词之激烈非同寻常。[5]

明·袁中道 著

非淫书论的代表乃是袁中郎，他对《金瓶梅》十分赞赏。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称袁中郎对《金瓶梅》“极口赞之”，批评他“好奇之过”。

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也说，“袁石公亟称之”。可见中郎之赞赏《金瓶梅》是超乎寻常的。

这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文艺界，中郎对《金瓶梅》的赞赏态度，已不是鲜为人知的事了。

万历二十三年，中郎从董其昌处获得了半部《金瓶梅》，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急切想知道此书“从何得来”，后半部在何处，如何倒换等，希望董回答。

他得到半部《金瓶梅》后，不是像沈德符那样，因所谓“坏人心术”而“固箧之”，而是传之他人。

他在给谢肇浙的信中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可见在中郎看来，《金瓶梅》不应是读一遍，而是要读到“成诵”的地步。其推崇之情可见一斑。

万历三十四年，中郎在写《觞政》时，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并列为“逸典”。中郎列在酒令逸典中的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家的作品。显然他是把《金瓶梅》作为杰作来看待的。

他还说：“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6]须知，当时的《金瓶梅》还只以抄本形式在少数人中流传，中郎却要求人们熟悉此典，否则只能是个十足的庸夫俗子。

遗憾的是，袁中郎没有留下批评《金瓶梅》的专论。现在所能找到的批评文字，仅是片言只语。他在致董其昌书中说:《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对沈德符说：“第睹数卷，甚奇快。”[7]

明·袁宏道 著

《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三篇序跋。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和廿公《金瓶梅跋》都认为《金瓶梅》不是“淫书”，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认为是“秽书”。

非淫书论还有个代表人物乃是张竹坡。

张竹坡《金瓶梅》的评点对小说有诸多肯定，如“独罪财色”说，“市井文字”说，艺术成就等等。《金瓶梅》是不是淫书，他有一篇专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指出《金瓶梅》亦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今夫《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褰》《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

在《读法·五十三》中又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看其淫处也。”[8]

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文，大多文字言不及义，其核心观点是：只有专看淫秽描写的人才会认为《金瓶梅》是淫书。此话恐怕并非是学术研究性的结论吧。

古人的淫书论与非淫书论严重对立，但都为片言只语，乃是刚接触小说时的直觉判断，并无多少理性认识。

张竹坡评《金瓶梅》·竹坡闲话

到了近现代，清末狄平子等人，用近代小说观念来看待《金瓶梅》，认为它是一部真正的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鲁迅站在小说发展史的高度，认为它开创了“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

他竭力反对将《金瓶梅》称为“淫书”。甚至说，是人们“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9]此看法与张竹坡的看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郑振铎说《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其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但他偏偏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秽书”。他说：“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的多”，“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10]

沈雁冰称《金瓶梅》为“性欲小说”。他说：“此书描写世情，极为深刻，尤多赤裸裸的性欲描写。

《飞燕外传》与《迷楼记》等皆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话作，故描写性欲之处，更加露骨耸听。

全书一百回，描写性交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极变化，实可称为集性交描写之大成。”[11]

阿英说：“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12]

近现代学者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如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人，都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但对其是不是淫书只作出了简单的判断，依然如古代学者那样，没有进行理性研究，或理性研究仅处于初始状态。

郑振铎等人评《金瓶梅》

当代的对决

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1985年以后，《金瓶梅》研究犹如大海狂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推进。

据吴敢先生统计，仅1985—1994年的十年间，学术会议几乎年年召开，出版学术专著120余部，发表论文1100余篇，有研究成果推出者达三四百人之众。“金学”以突飞猛进之势，迅速赶上“红学”而成为又一门显学。

在当代《金瓶梅》研究中，淫书论与非淫书论已成对决之势，当然还没有出现狂风巨浪。

对决的核心是《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说、性小说还是“伟大的政治反腐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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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色情小说论的发韧者，是荷兰学者高罗佩。

他在1951年私人出版的《秘戏图考》中，将《金瓶梅》说成是“伟大的色情小说”，“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色情小说”。[13]

后继者有性学家刘达临先生。他说：“《金瓶梅》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特别是性文学的典型与代表作。”[14]

吴存存女士说：“明中期之后，色情文学大量涌现，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色情文学繁荣局面，……产生了像《金瓶梅》这样高质量的色情文学杰作。”[15]

杜贵晨说：“把《金瓶梅》定性为一部‘单说着情色二字’的色情小说,合乎文学的一般原理”，“以《金瓶梅》为色情小说,既非巧立名目,又非强加于人,而是实事求是,理所当然”。[16]

2012年，本人发表论文《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

首先对淫书说作了正名。我不赞成将《金瓶梅》说成是淫书，因为这是旧时代的概念，含有强烈的贬义，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

而“性”是个中性字，没有贬褒，不带情感色彩，因此，称《金瓶梅》是性书、性小说，比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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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命意是写性，主体内容和题材都是写性。《金瓶梅》是一部全方位揭示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性小说。概言之：

1、作者在《金瓶梅词话》开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部《金瓶梅》写的就是“情色二字”。根本没有说到与朝廷黑暗、官吏腐败有关的话题。这说明在作者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写反封建反腐败的想法。

2、小说写的性问题，弥漫在全书的绝大部分章节，文字总量约占全书的60％左右。

除了放肆地写性纵欲（所谓的二万字）以外，王婆计杀武大郎，潘金莲调情武松，西门庆妻妾大规模的争宠战争，还有性崇拜、性观念的更新等等，都不是写的性问题吗。

3、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作了全方位的揭示。

小说准确地把握了晚明性文化的时代特征，其笔触所及乃是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行各业、各色人物：上至帝王相将，各级官吏，名流雅士，下至士农工商、普通百姓，包括小商贩、农民、奴婢小厮、优人乐工，还有和尚道士尼姑、市井游民、流浪者，如此等等，无一不卷入了性纵欲的风潮。

作为性小说的属性，我在《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文中舻列了16条，可资参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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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批判、否定色情小说、性小说论，金学界某些人喊出了两个口号：

1、“金瓶梅姓金不姓黄”。

开始有研究者提出“金瓶梅是姓金”，但有好事者加上了“不姓黄”，于是狗尾续貂变了味，成了一个整人的口号。以“金瓶梅姓金不姓黄”为题发文者还有教授级人物。

有人说，“《金瓶梅》姓金不姓黄，它不是艳情小说，更不是淫书，而是一部通过描绘世情给人以警示的奇书。”[18]其实这个口号本身有逻辑性错误。

试解之：所谓不姓黄，即不是黄色小说，那么前面的“金”作何解？

如果“金”字解为金色，那就成为“金瓶梅姓金（色小说）不姓黄（色小说）”，何谓金色小说？不解。如果“金”字解为金子，那么“黄”应解为黄铜，那就成为“金瓶梅姓金（子）不姓黄（铜）”，此为何意？不明。

如果将“金”字改成“红”或“革”，便成“金瓶梅姓红（色小说）不姓黄（色小说）”，“金瓶梅姓革（命小说）不姓黄（色小说）”，如此阿弥陀佛，善哉。

其实“金瓶梅是姓金”，是形容《金瓶梅》是块闪闪发光的金子，此说本无可非议。但好事者加上了“不姓黄”，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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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有好色者才认为《金瓶梅》是淫书”。

张竹坡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看其淫处也。”鲁迅也说：“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

请问 “止看其淫处”者与“略其他文，专注此点”者为谁？不就是好色者吗？于是“只有好色者才认为《金瓶梅》是淫书”之说，便应运而生。

有人还举例说明：董其昌说《金瓶梅》是淫书，“决当焚之”，原来历史上的董其昌是个凌辱妇女无数的大淫棍。

这就成了只有淫棍、好色者才认为《金瓶梅》是淫书的强有力的佐证。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说《金瓶梅》是淫书的人必然是淫棍、好色者。反之，说《金瓶梅》是非淫书的人，就必然是性无能者了。

前文列举的淫书论者袁小修、沈德符、郑振铎、沈雁冰等，都成了淫棍、好色者。在晚明性纵欲风暴中，许多文人雅士都卷入期间。

马理指出：屠隆迷恋南都艳妓，其沉酣之状竟被时人谱为戏曲，名之《白练裙》，搬之上场。王世贞作诗赞“鞋杯”，李开先宿妓染疥，王樨登古稀之年与金陵名妓“讲衾稠之好”，冯梦龙之沉湎秦楼楚馆，为品评金陵妓女的《金陵百媚》一书撰写书评，其《情史》颇多对妓女浓情的歌颂。[19]

这下坏了，我们这些“不好色”者考定的《金瓶梅》的作者，竟然都是好色者，他们创作的《金瓶梅》怎么可能不是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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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先生在认定《金瓶梅》是“秽书”的同时，就断定作者“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

其实“好色”是人的天性，每个正常的人都好色。如果说某人不好色，那就等于骂他是性无能者，要断子绝孙。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本意是想讽刺一下淫书论者，不想竟然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性无能者”的帽子，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提出这种口号，实在不是个妙招，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是没有它的存身之地的。

当代淫书论已有长足的发展，他们认为《金瓶梅》大量的肆无忌惮地写性，是对程朱理学的清算与抨击。

而非淫书论已集中到一点：由“指斥时事”（抨击朝廷的黑暗、官吏腐败）发展为“反腐败说”（当然是少数人）。

因此，两派的对立乃是“反程朱理学说”与“反腐败说”的对立。

我认为：

“从总体上看，《金瓶梅》大写特写性，一方面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所作的全方位揭示，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谓大矣。另一方面作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理学思想的强烈的蔑视和否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李绿园对《金瓶梅》写性的仇视。对李氏来说，理学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行动规范。因此，李氏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和原则立场的对立。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金瓶梅》要拆天，而李氏要补天，如此而已。”[20]

《金瓶梅》作者对宋明理学统治下的性观念，作了无情的清算和批判，使小说成为晚明社会翻天复地的性观念更新的形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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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性恶说到性美说；从性禁锢到追求性自由、性纵欲；从父母之命到自己作主；从从一而終到随意改嫁；从失节事大到随心所欲（随意性爱 ,追求多性伴）；勇敢地追求女性的性权利；实践性与爱的分离（只求性不求爱）。

对性功能认识的更新方面，从单纯追求生育到狂热地追求性快乐、性享受、性满意度 。

总之，无论是对程朱理学的无情的清算和批判，还是对新的性观念的颂扬与肯定，都是通过用具体的、鲜明的形象塑造来实现的，形象大于思想。

非淫书论的“反腐败说”，则将《金瓶梅》的所谓“反腐败”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有人说：《金瓶梅》是“中国反腐第一书”。[21]

有人说：“淫书《金瓶梅》是部了不起的政治反腐小说”。[22]

有人说：“《金瓶梅》是伟大政治反腐小说，是政治反腐小说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没有哪一部反腐小说能像《金瓶梅》这样有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一部反腐小说能像《金瓶梅》那样写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甚至把几百年后的官场也看透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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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金瓶梅》说成是伟大政治反腐小说，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金瓶梅》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从皇帝、朝廷高官到中下层官吏的腐败，这是有道理的。

即古人所说的“指斥时事”，但这部分内容仅占全书的20％。给一部小说定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的主要篇幅写的是什么。

《西游记》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神魔争斗，即是神魔小说；《歧路灯》主要篇幅写的是家庭荣枯，即是世情小说中的家庭小说。

《金瓶梅》以60％的篇幅写性，以20％的篇幅写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以10％的篇幅写商人的发迹变态等等。

因此它就是性小说，属于世情小说中的性小说。许建平指出：

有的研究者从政治角度观察分析作品，以西门庆结交权贵的情节为依据，认为《词话》是一部暴露明代后期吏治黑暗政治腐败的政治小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词话》以主要篇幅大量情节描述的是西门庆一生的财色追求以及家庭内外妻妾、情妇间的争宠斗势。官场情节只占全书的很小部分，不过是一部世俗社会交响乐中的插曲，一幅人生图画中的点缀。[24]

将全书20％的内容，说成是全书的主要内容，这不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吗？再说小说所写的这部分内容充其量只能说是对官吏腐败的揭露，而根本说不上什么“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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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腐败与反腐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古代小说史上，揭露封建官吏腐败的小说有好多部，《金瓶梅》仅是其中之一。

而写反封建反腐败的小说极少，著名的有《水浒传》。小说写了民众的造反，揭竿而起，那才是真正的反封建、反腐败。但最后还是投降了朝廷，说明真正的反封建、反腐败之不易。

有人说《金瓶梅》作者是屠隆、王世贞、李开先、王樨登等等，他们都是封建文人而不是革命家，能揭露朝廷的黑暗、官吏的腐败，已很大无畏的了，还能叫他们写揭竿而起吗？

恐怕连个“反”字都不敢写，还侈谈什么反腐败。另外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即是号召民众起来反封建、反腐败的宣言书、行动纲领。而《金瓶梅》能称得上是反腐败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吗？可以说，《金瓶梅》与反腐败风马牛不相及也。

矛盾对立中的同一性与对淫书论、非淫书论论争前途的考量

淫书论与非淫书论已经论争了400年，我们对论争的前途如何考量？

笔者认为，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矛盾对立之中恰恰存在着同一性。对立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相吸引、互相包含、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趋势。

这就是说，我们解决矛盾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即努力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以达到共存共赢的局面。

矛盾的相互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我认为这个一定的条件正在形成。淫书论者在坚持小说写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他一系列的成就。

非淫书论在坚持小说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写性的严重性。这就是淫书论与非淫书论之间存在着互相吸引、互相渗透的事实。

玉茗堂本

先说淫书论者。

荷兰学者高罗佩在坚持认为《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说”的同时，还说它是“伟大的色情小说”，“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色情小说”，“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杰作”。

可见他既坚持“色情小说”说，同时又看到了它的伟大，肯定它是中国文学杰作。这不就是非淫书论者所坚持的核心理论吗。

我在《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文中，十分肯定地提出：作为性小说，《金瓶梅》有非同凡响的四大价值：

1．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 晚明“断代性文化史”，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2、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金瓶梅》开创了“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性、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金瓶梅》写性，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无疑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

3、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它具有开创意义。《金瓶梅》专写凡人俗事，实现了从传奇向写实、以奇为美向以俗为美的过渡。

它实现了人物性格塑造从类型化、单一化向多元化、个性化的过渡。它善于将人物的善恶、美丑一起揭示出来，其人物形象具有善恶相兼、美丑相容的特征。

它开始直接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挺进，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奥秘和不同人物的心路历程。

4、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它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小说以相当的篇幅，从写官僚的性纵欲出发，写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腐败、罪恶和黑暗统治，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已无可挽救地走向死亡的末路。

它已涉足于那个社会的政治领域。小说写西门庆从一个小商人起家，通过官商结合，巧取豪夺，几年间即成巨富的经历。

并以西门庆为纽带写了那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工商业者、小手工业者的生存状态。它已涉足于那个社会的经济领域。

小说从写西门庆一家与社会的联系中，揭示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市井社会各色人物的心态、情态和生存状态。使其成为一幅晚明社会多姿多彩的风情画卷。

《金瓶梅》确实是一部涉及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25]

周钧韬文集

以上我所论的作为性小说，《金瓶梅》的四大价值，不是非淫书论者所竭力主张的重要观点吗。

因此，在我的观点中，已经从非淫书论中吸收了很多营养，实现了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的有机融合。

可以说这是应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解决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矛盾对立的有益尝试。

再说非淫书论者。

非淫书论者的阵营比淫书论者大得多，研究的课题以《金瓶梅》的“指斥时事”为主，还包括小说的成书、作者、版本、源流、艺术、人物、文化等等（实际上这些课题淫书论者也多有研究）。

另外，淫书论者主要研究的性描写问题，非淫书论者亦多有所涉及。请看事实：

张国星《性·人物·审美——〈金瓶梅〉谈片》：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笑笑生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构架人物命运、完成其艺术目的的重要之笔，反映着作家的文化——艺术观念，是小说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把性作为揭示人物性格心理、昭示其命运的重要艺术尺度，这本身就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美学进步，一种突破性的贡献。”

李时人《论<金瓶梅>的“性描写”》：

“基于性欲的两性关系是人类、人类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性欲对人类不仅有生理意义，也是审美意识的源泉和永恒的审美对象；《金瓶梅》作者着重‘财色’，尤其是性的描写切入晚明社会生活，从而揭示了这个社会的本质特点，是作为小说家无可指责的选择。……性描写是《金瓶梅》有机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性描写是《金瓶梅》对小说艺术的开拓，也是《金瓶梅》重要的表现手段。”

霍现俊《<金瓶梅>性描写的超越与失误》：

“作者的心灵深处是在有意识地把加在‘性’外部的种种禁忌、特别是附加在‘性’上的伦理关系彻底剥落，把它还原为纯粹的个人色彩和天然的男女两性愉悦，这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情（欲）的正当性和不可抑制性，强调了人的自然天性是不可抗拒的，无疑地，这对礼教禁欲主义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否定，对打破婚姻的种种桎梏，提高男女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传统婚姻文化的规范，都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金瓶梅》的性描写就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小说整体的有机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王汝梅《缅铃的文化蕴含——<金瓶梅>校读札记》:

“《金瓶梅》这部伟大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人物的性行为、性心理，是晚明市民生活的艺术反映。……作者写性，把自然性与社会性联系，不掩饰不回避，发现女人，探索人生，比同时期其他小说深刻丰富，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张廷兴《<金瓶梅>性爱描写的典型意义》：

“《金瓶梅》的性爱描写在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典型性，达到了艳情小说性爱描写的最高水平。”

张弦生《是颠覆而不是继承》：

“《金瓶梅》中的情色描写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启蒙思想对封建正统的冲决，代表了市民文学对程朱理学的突破。……《金瓶梅》中的性事描述，也有过滥的倾向，但其实质是在揭露西门庆的霸道和丑恶的行径。有西门庆这样荒淫无耻的封建官商，才有书中这些纵欲肆志的丑行。如果对此加以袒护、掩盖，那反倒是对西门庆之流的丑陋本质的回护，甚至美化。”

石钟扬《流氓的性战》：

“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26]

我之所以引录这些非淫书论者的言论，说明他们对性描写研究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淫书论者。

他们对性描写研究的理论建树，有相当部分还超越了淫书论者。

《金瓶梅》绘画本

综上所述，可以说与淫书论者的情况十分相似，非淫书论者也已从淫书论中吸收了很多营养，实现了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的有机融合。这也是应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解决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矛盾对立的有益尝试。

考察淫书论与非淫书论在400年的矛盾对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一、无论是淫书论还是非淫书论，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淫书论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性描写；而非淫书论也是正确的，也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确实存在“指斥时事”的一面。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无论是淫书论还是非淫书论都有片面性。淫书论之所以片面，就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还存在“指斥时事”的一面；

而非淫书论之所以片面，亦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还存在大量的性描写。可见这两说中的无论哪一说，都既包含有肯定的因素，同时又包含有否定的因素。

换言之，即正确中包含有错误，错误中又包含有正确。

正因为两说中各包含有正确的肯定性因素，故都能经受长期的历史考验而不被淘汰，亦不能互相替代；同时亦因为两说中各包含有错误的否定性的因素，因此在长期的争论中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亦替代不了谁。

这就是两说之所以能够势均力敌地长期处于抗衡之中，同时又能在抗衡中各自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

《金瓶梅》绘画

二、40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势不两立的争论，足以说明两说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似乎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

淫书论者很善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一面，却不善于从对立的观点中汲取其正确的东西以修正自己的错误；非淫书论者亦很善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一面，却不善于从对立的观点中汲取其正确的东西，以修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悲剧。

但正如前文所述，两说的矛盾对立之中存在着同一性，存在着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趋势。

我们可以在坚持淫书论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非淫书论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反之我们也可以在坚持非淫书论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淫书论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即保留两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抛弃两说中的错误部分。

在仔细分析了两说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完全可以将淫书论的“写性”与非淫书论的“指斥时事”统一起来——实现“写性与指斥时事的统一”。

这就是我对400年来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矛盾对立的前途考量，所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金瓶梅资料续编》

其实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的融合，早在400年前就出现了。

第一个指出《金瓶梅》是淫书“决当焚之”的董其昌，同时又说《金瓶梅》“极佳”。这不就是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的第一次融合吗？

郑振铎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最伟大的名著”，“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同时又认为它是一部秽书，而且是“历来读者们都公认的秽书的代表”。[27]

郑氏将“最伟大的名著”与公认的“秽书的代表”统一起来，可以说，这是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的又一次且是最高级别的融合。

可见，我提出的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的融合说，不仅是哲学分析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古人、今人的认识经验的借鉴。

我还认为“写性与指斥时事的统一”，亦即是《金瓶梅》的主旨所在，也是今后淫书论者与非淫书论者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然《金瓶梅》中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都将是或已经是淫书论者与非淫书论者，共同发挥聪明才智的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随看两论的不断融合，淫书论与非淫书论必将渐趋消亡，它们将作为历史概念永远封存在金学史的历史档案之中。

这就是我对400年淫书论与非淫书论矛盾对立的前途的考量，所得出的第二个结论。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事实。

序

淫书论必将消亡，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性观念在不断更新，而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君不见，像李绿园那样，视性为洪水猛兽、惊恐万状的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人们对性的追求已成极为平常的事。

对写性的小说也会以极为平常的心态对待之。即使出现一部以绝大部分篇幅写性的小说，人们也不会以“淫书”目之，而充其量称之为“性小说”。

性小说者即写性的小说之谓也，犹如说《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歧路灯》是家庭小说那样，只说明这部小说的属性，而并不寓褒贬之意。

至于这部性小说之优劣好坏，乃由读者与评论家去作出价值评判。由此推论，以往称之为“淫秽小说”的《如意君传》、《玉蒲团》、《灯草和尚》等一批写性的古代小说，都应改称为性小说。未知诸君以为善否。

当然在淫书论、非淫书论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强求统一。

学术研究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的研究者今后依然坚持《金瓶梅》淫书论，这也没有关系。学术自由嘛，应该受到尊重。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 释

[1]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979条。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3]薛冈《天爵堂文集笔馀》卷二。

[4]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刘氏嘉业堂刊本卷七。

[5]李绿园《歧路灯》，华夏出版社1995年12月。

[6]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

[7]同上。

[8]转引自吴敢《金瓶梅研究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17--18页。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转引自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

[10]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转引自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

[11]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转引自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

[12]阿英《金瓶辨》，转引自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

[13]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5]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16]杜贵晨《关于“伟大的色情小说〈金瓶梅〉”—从高罗佩如是说谈起》，《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

[17]周钧韬《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18]《金瓶梅词话导读》，网络来源：http://news.cctv.com/science/20080512/102907_1.shtml。

[19]马理《世纪末的困惑——论〈金瓶梅〉与晚明文人的价值失落》，网络来源：CSSCI学术论文网。

[20]周钧韬《〈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辽东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21]《中国反腐第一书——解读金瓶梅的一个新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2]网络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1fade01000746.html。

[23]网络来源：搜狐文化http://cul.sohu.com/20061130/n246717624.shtml。

[24]许建平《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探讨人生的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4期。

[25]周钧韬《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26]以上张国星等人言论均转引自吴敢《金瓶梅研究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165—168页。

[27]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60章[M].北京：朴社出版部，1932.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为第十三届（大理）国际金瓶梅研讨会论文。刊发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O17，第9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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