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四大雅趣（如何总被雨打风吹去）

会子印版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虞云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宋光宗像（1147—1200年）

宋宁宗像（1168—1224年）

本文图片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

【著书者说】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以下简称《南宋行暮》）并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新作，是笔者20多年前旧著《宋光宗宋宁宗》的增订新版。当年撰著时，因他们父子的个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心写一部以光宗、宁宗为传主的时代史。

还原历史：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景图

光宁父子的统治时代共36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但南宋历史恰是以孝宗禅位为分界线滑向下坡路的，光宁父子正处在“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折期上。父子两人，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发病前迫不及待地准备禅代皇位，发病后恋恋不舍地拒绝交出君权，以一个精神病者君临天下近三年；儿子则是一个智能庸弱者，作为普通人可非议处虽不多，作为君主却是绝对不合格与不胜任的，被拥立时尽管连呼“做不得”，却终于被赶鸭子上架。君主世袭制把这样两位君主置于南宋史的转捩点上，其结局不言而喻。光宗的统治导致孝宗“乾、淳之业衰焉”，宁宗的统治由韩侂胄和史弥远相继专政，最后连皇储国统“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一代权臣韩侂胄为排除异己而罢朱熹、行党禁，又欲立“盖世功名”为保住专权地位，便平反岳飞，笼络陆游、辛弃疾，轻率发动“开禧北伐”。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定形于“光宁时代”，如果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就能发现，经过30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转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

当年一家出版社想推出《宋帝列传》，知名度很高的皇帝，比如宋太祖等都先被选走了，剩下光宗、宁宗这两个皇帝，于是，我就接下了这本《宋光宗宋宁宗》。在写作时，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尽管这两个皇帝一个最后发神经病，一个是智能庸弱者，但在传统帝制时代，每一个皇帝既是历史的坐标，又是他统治时代的象征或缩影。从这个角度来看，能把这两个皇帝、这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写出来，也算为宋史学界提供一份新东西吧。

我的第一本专著是《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完稿于1988年；我主编的第一本工具书是《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完稿于1993年。尽管两部书正式出版都在2000年之后，但也算为写《宋光宗宋宁宗》做了学术准备。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的最大好处，就是对宋史全貌了解得更透彻，把握得更全面，总体上能更好地把握这两个皇帝的定位。于是，1997年版《宋光宗宋宁宗》反倒成为我正式面世的第一本专著。

此次新版《南宋行暮》的增订主要有这几个方面：首先，纠正了初版的讹误。当年出版社没让作者看校样，初版错字一塌糊涂，当时我把书寄呈徐规先生，老先生把书里所有错字，包括个别史料的失误全都写出来，写了好几张纸，让我既惭愧，又感动。这次修订，我尽可能地订正了发现的手民之讹与史料之误。其次，在表述方面，增加了叙事可读性。对个别人物的评价也做了点微调，比如说对韩侂胄与史弥远的评价，这是吸收现在学界的看法做出的调整。最后，新增了一篇总论性的长序，体现了我现在对南宋史，尤其对光宗、宁宗时代的新认知。

解释历史：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总体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宋史学界对南宋史研究成绩斐然。杭州的南宋史研究中心出了八卷本《南宋全史》，还有近数十种的南宋专门史（诸如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等等），南宋重要人物传记与重大专题研究也都有专著。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宋史学界的，当时研究状况是北宋强、南宋弱，这种局面现在基本上得以改观。但我个人还有些困惑，即相较于北宋，南宋政治史总令人感觉有些憋屈暗弱，不如北宋全盛期那么刚健、明朗。但在社会经济方面，包括文化领域，南宋也还在继续前行，而南宋立国也不算太短。上述两者之间如何统一起来做出总体性解释，始终感到有一个难解之结。

历史学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还原历史，另一个就是解释历史。南宋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走向？光宗、宁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整体建构性的解释方面，是否还欠缺什么东西。应该说，这一两年，我在这方面的思考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发在《上海书评》上对寺地遵《南宋前期政治史研究》与蔡涵墨《历史的严妆》的长篇书评，实际上都反映了我对南宋史的总体思考，其中也包括《南宋行暮》这篇长序。

当然，我将南宋光宗宁宗时代定为由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主要还是立足于政治史层面。尽管对政治与军事直接波及的社会经济（例如纸币危机）与思想学术（例如伪学党禁与理学官学化）也都有所论述，但限于当初撰述的结构与体例，未曾做深入细致的展开。而社会、经济与文化诸领域的运行轨迹，与政治上的折入衰世也未必那么同步与一律，它们仍有自己独特的路径，甚至在政治上折入衰世之后，在相当长时段内仍会惯性地前推或滑行。唯其如此，法国学者谢和耐才断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在13世纪，“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然而，他还是强调，“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值得提醒的是，13世纪开端那年正当宋宁宗继位的第六年，庆元党禁尚在进行中。既然在传统中国时代，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史的转捩也或迟或早必然波及整个社会的其他层面。这种全局性影响在宋宁宗在位期间也业已显现。迄今认为，我在初版自序中那段结论性概括依然成立：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南宋正是这样折入衰世，并最终走向覆灭的！

评价历史：北宋史与南宋史的承袭与变异

我对南宋史的总体看法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很明显，两宋史是一个整体，既不能用南宋史去否定北宋史，也不能用北宋史来涵盖南宋史。但是，南北宋有着明显的差别，尤其在政治生态方面，从北宋末期到南宋前期，政治体制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对于两宋史，研究者一方面必须关注异中之同的承袭性，毕竟都是赵家的天下。另一方面，更应该抉发同中之异的裂变性，这样对历史的解释才会到位。

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里，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也与宋孝宗时代的政治生态的相对改善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间相对优容的政治环境，朱熹才有力推动了道学派的扩容，完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进程；张栻也自成一派，张大了湖湘之学。继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时段以朱熹为领袖的程朱理学，以陆九渊为开山的心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涌现出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群体。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时代，宋学进入了又一巅峰期。继北宋中叶的文学鼎盛期之后，这一时段的陆游、辛弃疾、范成大与杨万里等各领风骚，宋代文学也形成了第二个高峰期（虽然比欧阳修、三苏与王安石等领军的北宋高峰来略显逊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长并活跃在这一时段。史学家李焘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当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继司马光之后令宋贤史学再放异彩。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宋孝宗时代，显然绝非偶然现象。南宋曹彦约认为，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堪与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相媲美：

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本朝人赞美难免掺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维骐也有好评，说宋孝宗“有君子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接踵擅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最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对照，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面逆转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自我评价：叙事方面的努力与社会层面的欠缺

试对这本书做一番自我评价。先说肯定的方面。一个是叙事。我是跟随程应镠先生学宋史的，先生是传记名家，他的《范仲淹新传》与《司马光新传》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影响。《南宋行暮》作为一部帝王传记，我勉力学习先生的表达方法，在叙事方面下了功夫。先生在《范传》自序里认为，只要叙事做得好，整个作品就能够凸显出来。我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一个是评论，因受光宗、宁宗父子传世材料的局限，很难凸显其全貌，我便在叙事中适当插入了旁白性的评论。再者，我力图对南宋中期历史做了比较完整的廓清，宋光宗、宋宁宗时代除了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这两个事件一般人略有关注，其他史事几乎是模模糊糊的，我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也许可以说，迄今为止，《南宋行暮》还不失为对光宁时代论述相对全面的一本专著。

书出以后，我也有所反思，还有不足之处。尽管初衷试图从时代史角度去写帝王传记，但主要还是关注政治史层面。比如经济方面，我虽也写到了嘉定会子危机，但整个经济层面没有全面展开。再就是社会阶层的活动，在叙述过宫风波时，我也写了底层民众与军队在王朝政权危机下的躁动不安，但对这一时段的社会阶层，也还没能作出细致的勾画。当然，客观上也有困难，这段历史仅有36年，要确定哪些社会阶层的活动是发生在这一时段，哪些经济活动是这一时段所特有的，具体界定也确有难度的。好在宋史学界在某些方面，对宋光宗宁宗时代的研究更深入了。日前读到黄宽重先生的《孙应时的学宦生涯》，传主孙应时属下层官员，最高做到县令，他在庆元党禁的严酷政局下，在官场上表现出来的观望、犹豫、挣扎、痛苦等情况，《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就写得真实生动。对我的欠缺，不啻从个案角度提供了一种补充与深化。

最后，对书名略做交代。如前所述，本书旨在展现南宋王朝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史上长时段王朝几乎都有类似时段或事件，标志其折入衰世的。为了凸显朝代的定位，含蓄呈现不由自主走向衰弱的曲折内涵，斟酌再三，书名定为《南宋行暮》。陆机《叹逝赋》云“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感叹人生行将进入暮年，或是“行暮”较早的出典，“行”即是“行将、将近”之意。及至唐宋，“行暮”既有用以形容一天行将日暮的，例如骆宾王《饯宋三之丰城序》说“白日将颓，青山行暮”；也有用以譬喻一季将近尾声的，王安石《春行》说“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竞华”，秦观《宿参寥房》说“乡国秋行暮，房栊日已暝”，就分别指春季与秋季即将结束；还有用以比况一年行将岁暮的，例如苏轼《与顿起孙勉泛舟》说“萧条岁行暮，迨此霜雪未”。准此而论，“行暮”也可用于王朝即将进入季世。当然，“行”也不妨别解“行走”。回顾南宋光宗宁宗时代，不正是走着走着就踅入暮色的吗？

（作者：虞云国，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