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诗里描写马的诗句有哪些（马家骏诗词选初版前言）

马家骏教授

文/马家骏

秦山万叠闪明珠, 春染椒溪满岸萸,

日映轻岚笛飘翠, 花红柳绿绣宏图。

这是1984年4月10日《陕西日报》上发表的我的一首诗, 它的题目叫《过佛坪》。佛坪是陕西秦岭万山丛中的一个小县, 县城人口不多, 它是国宝大熊猫和金丝猴的故乡。可能读到这本小册子的有些外省同志，还不知道这个县。佛坪，我也是那时有机会去过一次。1984年春，我应邀在汉中师范学院讲学。由汉中回西安，通常是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这次却坐汽车斜穿秦岭，用两天的路程，颠簸回西安。连西安都桃红柳绿了，秦岭山顶路上却还有一尺厚的雪。为什么偏要走一条艰难的路呢？原来我的学生郭鹏在佛坪工作（时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在他操心下，县上领导让派车接送我，几位书记、县长还亲自看望和陪同。有人开玩说：在佛坪的历史上第一次来了文学教授, 面对盛情, 我只有用给学生、干部、教师们作两场报告这种简易劳动来回报。佛坪的山水优美，故而写下了上面那首七绝，题赠给佛坪的同志。

事隔了七年，家在富庶的洋具的郭鹏同志还在偏僻的佛坪山区工作，他来到我西安家中，谈起来，愿把我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词及过去写的还没有发表的诗词，编印一本小册子。这样，我的诗就不仅是一首《过佛坪》、而是众多的拙作同佛坪发生关系了。我感谢佛坪的同志，尤其感谢郭鹏同志。因此，这个《前言》就从佛坪说起。我的诗词没有什么价值，我认为佛坪的情意更珍贵，于是便向不了解佛坪的省内外读到这本小册子的同志，首先讲了上面有关佛坪的话。

至于我的诗词和这本集子，可说的不很多。有些同志很奇怪：说老马是搞外国文学的, 读到过他翻译的外国诗, 没想到他还写古典诗词, 有些还断续发表出来？传统诗词是一种青年人不易掌握的艺术形式。我能懂得一点，是有赖我祖父和读高中时一位叫田直僧的国文老师。他们写诗，也给我讲过诗词格律。现在有些讲诗词格律的书或电视讲座，说得太复杂，反而把人弄胡涂了。其实，可简化：即要记住“平平仄仄平”和“仄仄仄平平”两个律句。对近体诗而言，这是两种收句的格式，一对应，就有了出句。一配合就有了两种五绝，加一倍就是五律，每句上加相反的两个平或仄的字词，就有了七绝或七律，就会“二四六分明”。一句中的第二、第四、第六这三个字很重要：二与六的平仄要一样，而同第四字要不同。一联内相对的两句的“二四六”的平仄要相反，两联间接续的两句的平仄要相同或叫“黏连”。至于“平水韵”，北方人多记不住入声字；其实，复合韵母[an][en][ang][eng][ong][ai][ei][ao] [ou] 是没有入声字的，只要区别[i][u][ü][a][e][o][ê] 里的平声与入声就大体上掌握了。如“一”是入声，“衣”是平声，等等。“平水韵”里还有个“邻韵”，词与古风可以通押，诗不能通押。如“东、冬、更、青、蒸”是五个不同的韵，这五韵部中的字之间，不能押韵。这些韵字不好区别，大致说来，不同介母的字各属一韵。如“萧”音，在声与韵之间有[i]的介母，而“豪”就没有，它俩不是一个韵，写近体诗，不要通押。这些劳什子，说说容易，实践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提笔一写，出韵拗律的事常常发生。只有那些非常熟悉的专家里手，才不在困扰时查韵书。

我写诗词，历史短，产量少，构思也常犯难。1976年，带毕业班去华县实习，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文艺创作班，让我去讲创作，并给我油印了一本诗词小册子。我送给了傅更生老师一册。1977年，省上开文艺创作会议，我俩住在一个房间里，他指评了我那小册子，并谈过写诗的窍门。可惜，我很鲁钝，对他这位专家的高见，领会不深，以后，依然按自己的习惯性去写作诗词，所以，至今水平不高。

在华县印的小册子里，也有一个《前言》，这里抄出，以表达某些意思：

匆匆一二十载，成就辉煌，自有佳诗高唱。开门办学几年，硕果累累，当出好歌畅吟。自知德浅才疏，未敢问津；偏逢下乡实践，讲述创作。农村文艺骨干挥笔上阵，理论联系实际，新作遍地；广大工农战士热情洋溢，歌唱革命建设，诗文成林。“知识里手”，述而不作，自惭相形见绌，立即急起直追，平生虽好诗词，长久不谙音律。逢年过节，上山下乡，偶有感触，捻须苦吟拙句；东奔西走，外地风光，增广见闻，凑合连缀半阕。水平低而格调浅，诗情竭而文章疏；失黏脱对不少，句拗韵出尤多。间或学生抄去，谬种流传；偶而请教挚友，愧见世人。县上同志鼓励，勉强滥竽充数，拣取一些，劣中剔劣，其余由老鼠批判。现抄以汇报衷肠，不敢冒充文学，也算心路历程。修修补补，不为杀青；镌刻数册，非是推广，俾便征询高见，敬请读者斧正。

现在抄来，自己也暗中好笑,在那十分“革命” 的年代, 却如迂腐学究般哼四六骈文, 冒充高古, 是颇不合时宜的。它既不首先引“最高指示”，也不用时兴的语录和“文件”的批判精神作外衣，真是“诗令智昏”。不过，它确实讲了我的某些心里话。

1988年8月20日去霍松林先生38楼新居，他告诉我：最近成立了陕西省诗词学会，他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这无疑对我是个鞭策。

我没有无病呻吟的本领，坐在家中面对春夏秋冬、风花雪月就能写出诗、填出词来。“偶感”式的东西也有，但不多。多的是东奔西走的见闻。故而写客观的多，抒个人喜怒哀乐的少，或曰“主体性”不强。就是有些给友人、学生、青年的赠答诗，也多为勉励而非关个人私情。在诗词写作方面，我名不副实，即不是骏马，而是一匹驽马。写出的东西，也就是杂乱奔跑的足迹了。这本诗集，实际应叫《骛迹集》。已往的诗，存留着时代的痕迹，这也就随它去吧！

无产阶级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诗中（恕我又回到自己的专业里去了）说：他的诗, 赞美祖国的现在, 更三倍地赞美祖国的未来。又说：他用自己诗歌写作的劳动，参加了祖国的建设。这些意思也表达了我的想法。但主观愿望是空的，究竟在诗词写作的实践中，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个愿望，以及体现的艺术水平如何？这只能由读者和专家来品评了。

最后，我要写几句话，特别表示对郭鹏同志的谢意。郭鹏同志于1965年考入陕西师大中文系，刚好在我上课的那一班。我给他们讲的是《文艺理论》课，当时规定主要讲《毛泽东文艺思想》。郭鹏人诚恳，学习努力，给我印象很好。

1966年夏，发生了所谓“文革”。郭鹏所在班秋天由乡下“四清”回来，这时极“左”狂潮沸腾，而郭鹏反对“打砸抢”，不介入派性斗争，多是偷偷阅读古今作品，有时找我讨论学问。这在当时的学生中是不多的。1968年5月，学校中刮起一股抓斗惨打不同观点的同学和教师的恶风。一时间，学校里不少教师被打伤致残，有的甚至被逼死。没想到这股妖风刮到了我这个“消遥派”头上。一天，派头头找了些外系打手，白天抓我挂上“井冈山分子”游街，晚上于人不去处私设公堂，既不向毛主席致敬，也不读毛主席语录，拳打脚踢、弹簧鞭、钢板尺齐下，对我严刑逼供，我交待不出对立派的内幕，故而挨了一顿。郭鹏白天见我被抓游校，晚上来我家，未见到我，返回时经过“公堂”，听见打手们的审问喝斥，立即回他班上叫来一些主持正义的同学，把我抢救出来，并对派头头宣布：此人由他们六九级三班红卫兵“兵管”了。我在同学宿舍被保护了好几天，学校打人风平息了，我才得以安全的回家。这次历险，多亏了郭鹏和他的同学们，不然，当时生命如何，实难预料。看来，同是“文革”中的学生，有干坏事的，也有主持正义、保护无辜的。我曾在《教师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文革被救”就指此事。郭鹏勤奋好学，毕业后，断续有书信来往；到西安办公，也常来家交换学问上的看法。他近年主持编修《佛坪县志》，工作很有成绩。这次，由他来编辑我的诗词，如同二十多年前他救我一样，我仍对他由衷感谢。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位同志：

一位是霍松林教授，他作为陕西省诗词学会的会长，在这本选集内部印刷时，不但应郭鹏之邀给题了字，而且慷慨应允可作学会成员成果，落款用学会的名义。

另一位是镇巴县志办公室的主任吉晓夫同志。我的《忆江南·过巴山》一词，三十多年前发表在《镇巴日报》上，但长期存题缺词。这次多亏了郭鹏请吉晓夫同志从档案中抄寄来，令人感动，故在此一并致谢。

马家骏1991年5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初 版 后 记

——《马家骏诗词选》编后

郭 鹏

有幸为马老师编辑诗词选, 实感欣慰之至。

1965年9月2日，尚不满19岁的我，踏进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校门，从陕南农村来到这高等学府，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激动、新奇。然而，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使人不觉惶惶然。此日下午，我正在宿舍整理行李，突然门被推开，进来一位身材高大、四十左右、满带笑容的人，把我看了一眼，出口就问：“你叫郭鹏，是洋县人吧？”我愣住了：这是谁？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我忙回答：“是。”心里正在纳闷，来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来了个自我介绍：“我叫马家骏，今年要给你们班带文艺理论课。”我平生第一次见大学老师，更为惶恐了。马老师坐下来与我闲聊，热情地给我介绍刚到学校要办的一些事情。临走时，我大胆地问：“马老师，你咋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是洋县人呢？”马老师笑着说：“你们这些学生是我参加录取的，你们高考登记表上不是有照片、籍贯吗？”说完又到别的宿舍去了。我被这位慈祥而热情的老师感动了：一位带课老师，既不是班主任，又不是级主任，这么及时地看望我们，又能在这么多学生中，一一记住学生的照片模样、籍贯！这第一面，马老师就给我留下了极为亲切、极为神秘、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幕，虽然过去二十六年了，但一直历历在目。

马老师给我班带“文艺理论” 课。在讲台上，他那潇洒自如的学者风度，他那滔滔喷涌的知识洪流，他那微笑中带着严肃的神情，甚至一个比喻，一个眼神，一扬手，一投足，都在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讲台下，自习时间，他常来教室向学生辅导，休息时间，他常出入学生宿舍，主动给我们讲授、介绍各门各科知识，谈天说地，五花八门，有时还同大家打扑克、下象棋，兴趣来了，还给大家来几段京戏。他是那样的亲切、和蔼、诚恳，完全不像讲台上的老师，而像一位热情的朋友，与那些上课上讲台，下课从不见面的其他老师完全不一样。就是为这，马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既是一位尊敬的师长，又是亲密无间的益友。

“文化大革命”狂潮袭来，极“左”泛滥，许多教师被他的学生揪斗，而马老师却一直受他的学生（不管哪一派、什么观点）的爱戴、保护，这在当时是较少的（就是1968年5月社会上和学校打人风猖獗，马老师被揪被打，是一伙对马老师不了解、受人唆使的物理系学生干的）。因为他不以才傲人，不摆架子，待人以诚、以情，视学生为子女、为朋友，诲之不倦，至精至诚，学生同他，他同学生，心是在一起的。我深深地认为，马老师的为人，不愧为我国教师的楷模。

马老师主要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他学识广博，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都有深深的研究。记得1970年，中文系“战备疏散”到永寿县常宁镇上邑村，夏夜，坐在生产队打麦场上，在徐徐的凉风吹拂下，马老师手持手电筒，用光柱对着星空，他拿出记得厚厚的几大本天文学笔记，这实在令我惊异，简直认为马老师的头脑是浩瀚的大海，不，是个深邃莫测的星的宇宙。

对于诗词，我虽然有时也胡凑几句不合平仄的句子，但钻研不深。而对马老师的诗词却爱之甚切，每于报刊中，发现刊有马老师的诗文，即剪之贴之，欣赏学习。这些年搞行政工作，有时出差到西安，常爱往马老师的藏书室钻，寻阅马老师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诗文。得知其诗词未结集时，便萌发了为其编辑出版诗词集的想法。同马老师一谈，即获应允，他便将其诗词稿全部奉送，使我欣喜之至。其情其感，超乎师生之上矣！

反复阅读马老师诗词，是一种美的享受，是感情的交流，是知识的润泽。在那“左”的年月中，象马老师这样的大手笔几无发表诗文的园地，他的诗词除部分在报刊上发表外，有的只能登在县城的墙报、板报上，有的一直静躺在笔记本中。但古今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发表的形式如何，而在于内在的份量，在于情感的直切淳厚，有谁见过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年代，有什么报有什么刊呢？

“人过花甲犹豪杰”，这是马老师的一句诗。前天我去西安红十字会医院看他时（今年4月28日春游秦岭时跌伤，脚踝骨折住院），他坐在病床上，腿上固定着石膏，仍手不释卷，坚持写文章、看书。还谈到他今后的著述计划，确使人感到，这位年逾花甲的尊师，实是中国文坛、教坛上的一位“豪杰”。

写了以上这些话，算是对这本诗词集的结语吧！

编者 1991年5月25日于佛坪

[注]郭鹏，编审，汉中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著作多种。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