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霄峰演什么电影（专访追.踪李霄峰）

作者/枫火

李霄峰，第一部电影就被华语电影最高奖金马奖认可的导演，他的名字相信电影圈的大多数人都不陌生。电影《追·踪》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和处女作《少女哪吒》不同的是，这次他讲述了两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更贴近人性，更深入的探索了人与人的关系。

李霄峰留着最考验人颜值的短寸头，带着黑边眼镜。他讲话直白，不太喜欢弯弯绕绕，语速很慢，像是一边思考措辞，一边回答问题。也不太喜欢多说话，除非就着他的话追问，他才会多说一些。提到某个观点，他会包容且认同着说“是、是、是”，但是对于电影创作的问题，他却非常的坚持，也会打开话匣子多说一些。

问过很多导演，拍电影什么最重要？得到的答案不一而足。李霄峰回答说拍摄本身最重要，也是他最享受的，回答的迅速，而且斩钉截铁。接着，他解释说，“因为创造一个世界的过程中，那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并且连着说了两个“无与伦比”。至于拍完之后电影的命运该如何，他觉得就像生孩子一样，出来了就该自由生长了。观众们看或不看，它就在那里。“有人夸是好事，有人骂也没事，都正常。”

《追·踪》是李霄峰的第一部长篇剧本，写在《少女哪吒》以前，曾是他想要做导演处女作。电影讲述了两个少年王栋和徐峰是笔友，在通信过程中，叙述着各自的烦心事，又因为各自遭遇产生了交换杀掉各自恨之入骨的男人的故事。

最初的剧本的雏形和现在差别很大，讲的是一对警察弟弟和犯罪分子哥哥之间亲情和犯罪交织的故事。巧的是，当时李霄峰正在做资料收集，他的一位做警察的高中同学跟他讲起了另外两个城市的两起凶杀案，并提出来一个关于交换杀人的概念，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梗更有趣。

为了让观众信服这个虚构的故事，李霄峰走访了四个公安局，走进犯罪分子和警察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精神面貌，提炼出他们最准确的形象。创作中，他慢慢发现当下的人与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就像金钱交易一样，很值得探讨。虽然故事和最初的构想已经大相径庭，但从他也更满意现在的故事。

电影里有一个让两位主角的产生联系的重要道具，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因为经常写作的关系，李霄峰的电影里“书”总是被赋予不一样的意义。他提到《复活》里人物的自我救赎，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也成了他《追·踪》剧本的灵感之一。电影里两个少年因为托尔斯泰的《复活》成为挚友，开启了不一样的命运走向。

《追·踪》虽然是一个现实题材，但电影其实并不完全写实。电影里充斥着虚幻和现实的交织的幻觉，像男主角经常看到被他设计而死的情敌。其实这种风格早在《少女哪吒》就已经出现。他的电影里，总有一些超越生活的部分，“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个是梦，哪个是真实的，回忆过去犹如大梦一场。”

而这种风格，在《追·踪》的视听语言上有了更明显的体现，影片中对色彩、镜头和音乐的运用夸张到了极致，给观众传达出一种虚幻的感觉。

聊到这里，李霄峰告诉我们，其实电影中杜国金的别墅是剧组租下了四十年代重庆的德国大使馆，将内景改造而成的；电影最为明显的地狱红和腐尸绿撞色镜头，并不是特别设计的，而是夜晚到了拍摄地，才发现那里的景致就是如此。而更为诡异的电影配乐，让李霄峰赋予了它新的意义，犹如一个魔鬼在半空中窥伺人们。而这些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将电影的魔幻感渲染的更为极致。

有人评价说《追·踪》有点失控，但李霄峰并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电影呈现的这些情景，其实都是我们现场控制的结果，没有一样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内。有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其实犯罪悬疑片不一定就是黑的、冷的。”

虽然是第二部作品，但李霄峰坦言在拍摄上、档期上的压力并不大，更多烦恼源于电影的后期剪辑，大量的拍摄素材造成了剪辑选择的困难。由于想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他用了十个月进行后期剪辑。从最初3小时的正叙版本，到成片105分钟多线多角度叙事版本，他不断的推翻重做，一点一点的尝试调整，“这部电影反倒是有一种拍处女作的感觉。”

影片是一部讲述伦理变迁的电影，最重要的并不是案件，而是人性中的道德。李霄峰创造的王栋、陈维坤、徐峰更像一个人的自我、超我、本我的映射，这些人物是在浪漫主义和物质主义交汇处诞生的时代的孤儿和矛盾体。三个人物身上的经历，性格，欲望和情感，集合了他和编剧们对现实生活中人的所有印象和感悟。

三位主角由谁来演，李霄峰反反复复做了很多次试镜。他和每个人来试镜的演员聊角色、聊对剧本的看法，导演跟演员的关系就像“恋爱”一样，也得看缘分。当双方对电影的审美和价值观高度一致时，自然而然就会走在一起。他现在也很庆幸自己能遇到这么几位爱表演爱角色的演员。

聂远饰演的警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是整个故事的线索和推进器。有人说他非常多余，但导演并不认同，“对观众来说，他可能像卡在喉咙里面一根鱼刺一样。但是对电影来说，他更像一个人的脊柱，像一个人身上不容分说的那种道德感，如果缺少它, 我觉得会少了一个道德的幽灵观察他们。”他解释到。

为演好王栋，罗晋投入了大量的情感、精力，还曾笑称自己是“一二三”演员：“‘一’是第一次读到《追·踪》剧本便决定参演，‘二’是为了与王栋更贴合，罗晋特别减重20斤，并续起胡须，‘三’是指用三次试镜向李霄峰证明他是独一无二的‘王栋’。”而罗晋也确实不负导演的信任，将电影里王栋性格的扭曲，最权势的追逐，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崩溃演绎得入木三分。“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李霄峰评价道。

徐峰的扮演者辛鹏是第二次和李霄峰合作，电影里徐峰是一个炼钢厂的工人，而且前后期性格差异巨大。为了更好地塑造电影中的角色，李霄峰让辛鹏在开拍前一个月住进重庆体验生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顺应重庆人的作息和习惯。辛鹏还特别到当地的炼钢厂见识真正的高炉炼钢，体验角色的生活经历。不仅如此，为了揣摩人物前后情绪、性格的巨大变化，辛鹏透漏为自己在拍戏的一段时间，会尽量保持一种相对压抑阴暗、隐忍不发的状态。

有人曾问李霄峰在片场是如何‘调教’演员的，他直言并没有‘调教’一说，认为演员和导演的岗位是对等的，“演员不是我们的工具，每个演员都有不一样的特质，导演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身上的特性，引导他们爱上角色，投入角色这是最重要的。“

从识电影到学电影，再到做电影，李霄峰走过了近18年的时间。他自己玩笑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那些年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种营养的积淀，“它增加我在精神上的宽度，就跟树的年轮是一样，让我在拍电影时，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大学二年级，他偶然在布鲁塞尔租的一盘田壮壮导演的电影录像带《蓝风筝》，看完之后彻夜难眠，他真正的感受到中国电影的语言魅力，那天晚上，他产生了走进电影的想法。那场和电影的偶然相遇，造就了现在他和电影密不可分的必然结果。随后，他改变最初在学业上的初衷，转而去Sint-Lukas主修电影制作。

这是他第一次退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我一点都不遗憾，甚至觉得我应该早点出去。” 他直言自己是靠自我教育长大的，不过，他并不建议年轻的电影人们效仿他，因为每个人要走的的路并不一样。

在Sint-Lukas学习期间，他和同学一起拍短片，念到二年级，他认识到做电影，实践比理论更重要。当时恰逢《可可西里》有给他实践的机会，他没有任何犹豫，他第二次退学回国加入陆川导演工作室，开始了和电影相伴的生活。

25岁生日，他在《可可西里》剧组度过的，在青海边境的冷湖，零下三十度的地方，很冷，但是心是热的，他只记得当时天高海阔任遨游的兴奋心情。吃着剧组的盒饭，和摄影曹禺、录像阜康，这些当时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出色的人学习，他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没有比那个更好的起点了。

2005年，他开始和张元导演合作编剧，他们联合编剧了电影《达达》，李霄峰还在其中担任男主角。他的身上除了导演、影评人、作家外，又多了一个标签。聊到这些经历，他笑言自己是一个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导演。

“《少女哪吒》之前，没做导演的那段时间，有想过放弃吗？”我问到。

“ 有时候，真的有那么一瞬间会想，‘我干嘛呢，为什么不去找一正经工作，舒服的过这一生。’中间有那么两三年，做导演的念头都消失了，不太想回到电影圈。“他这样答道。但是每次，都有一股力量把他拽回来，很难讲清楚是什么原因。

对于电影，李霄峰一直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包括《少女哪吒》、《追·踪》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风格的束缚，“我希望不要有界限吧，不定位自己，尽可能做的做尝试。”

在李霄峰来说，电影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世界。“它和现实生活有交集，但是有不完全重合。它超越生活，超越精神，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有常日里我们见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所在。”而这也是他选择电影的初衷。

李霄峰直言，拍电影是一个社会活动，他更享受拍的过程。电影导演可能是一个艺术工作的总结者、组织者、协调者和最后的呈现者，但能不能称电影导演为艺术家，还值得讨论。“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我觉得在电影这里也一样，要把电影还给电影本身。电影不是取得名利的道具。保持纯粹才能创作最好的作品。“

我只推荐三个导演的电影，黑泽明、谢晋、杨德昌。这三个都是亚洲导演，在精神的气韵上、他们的社会的结构和成长土壤上和我们有相似性。之所以推荐欧美导演，是因为不同的语境，诞生同样的艺术也不一样。亚洲的导演更接近我们的思维和想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能更加的了解自己土壤，并且能够从自己的土壤里面挖掘题材。

李霄峰喜欢的电影片单：

我喜欢很多电影，除了上面推荐的，像前苏联拍《烈日灼身》，《西伯利亚理发师》的米哈尔科夫导演，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美国的拍《大师》的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维伦纽瓦导演的《边境杀手》拍的特别好，是我今年唯一部看了两遍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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