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平定跋扈藩镇的影响（唐王朝的后权外戚）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朝代，初唐、盛唐无比辉煌豪劲、四夷宾服，中唐、晚唐则沉沦落寞、战乱频仍。

而这差异巨大的两个阶段中间，不过只夹着一场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

是什么让唐朝从万邦来朝的境遇跌落，变成了“天子九逃, 首都六失”的尴尬样貌的呢？

是后权外戚太盛？宦官专权炽烈？还是胡将领兵导致藩镇割据？

公允的说，唐朝的后权外戚专权干政，并不算特别严重，之所以大家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出现了武则天这位千古奇人，

但其实除了这位“则天大圣皇帝”算是一个特例外，唐朝外戚和皇后对朝政的干涉，跟汉朝比起来烈度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我们看看汉朝这些和后权、外戚有关的名字，就能知道汉朝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吕氏（汉高帝妻族、汉惠帝母族）吕雉、吕禄；

窦氏（汉文帝妻族、汉景帝母族）窦婴；

卫氏（汉武帝妻族）卫子夫、卫青、霍去病；

李氏（汉武帝妻族）：李夫人、李广利、李延年；

霍氏（汉宣帝妻族）：霍成君、霍光、霍显、霍禹；

王氏（汉元帝妻族、汉成帝母族）：王政君、王凤、王根、王莽；

东汉窦氏（汉章帝妻族）：章德窦皇后、窦宪；

董氏（汉灵帝母族）：董太后、董重；

何氏（汉灵帝妻族）：何皇后、何进；

这份名单并不完整，但即便如此，这份名单上的名字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足以影响汉朝政局的大咖。

如果让大家说几个耳熟能详的唐朝外戚，除了武家、杨家之外，还真有点费劲。

即便是这两家外戚，也和汉朝有所不同。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走得那么远，同高宗李治身体确实不灵，以及武后确实牛逼，紧密相关。

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估计她想成就帝位都没戏。

而她之后的太平公主、韦后，虽然也想照方抓药，但均未能成功。也可看出，唐朝政坛对后权的抵触。

另一个著名后妃杨玉环，虽然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对于政治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和武后的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可比性。

杨家的外戚杨国忠，虽然当时权倾朝野，但他也不过是李隆基平衡李林甫相权的手段之一。朝政依旧掌控在唐明皇手里，这与汉朝皇帝基本属于看热闹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另外还有一点，不论是武家还是杨家，权势仅只一代，大权旁落后迅速便被彻底根除，这也说明这两家都称不上豪门，不过是个政治暴发户而已。

2、唐朝的宦官专权

说起中国古代的牛逼宦官，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但他们和唐朝的前辈们比起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

明朝这些大太监掌控特务机关，耳目遍布朝野，大臣无不侧目以待。

唐朝的前辈们，手里控制的可是军队，皇帝都动辄废立，更别说大臣了。

不过，唐朝宦官的权势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唐以前，虽然高力士之类的大宦官很有权势，但并不足以左右政局。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宦官边令诚、鱼朝恩成为监军（观军容使），即便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这种一代名将对监军都得小心逢迎。

肃宗上位后，因为宦官李辅国的拥立之功，将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这导致，李辅国权倾朝野，朝臣所奏之事要经他之手才能呈递皇上。

肃宗去世后，唐代宗时期，李辅国再立拥立之功，他官居中书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官居宰相的太监。

当时，这个哥们已经狂到没边了，当面跟代宗说：“大家（皇帝的代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混到这份上，离死也就不远了。果然，不久这哥们就被人暗杀了，脑袋还被扔进了粪坑。但上来的，是另外一个宦官程元振。

所以，中晚唐的宦官专权就是个换汤不换药的游戏。尤其，当宦官掌控了禁军后，换皇帝基本都是宦官说了算。

到了最后，宦官田令孜光荣的，成了唐僖宗李儇的“爹”！

由此可见，唐朝宦官权势的愈演愈烈，从高力士的备受赏识，到边令诚、鱼朝恩的名将侧目，再到李辅国、程元振的权倾朝野，存在一个明显的递进关系。

但造成这一切的推手，主要源于安史之乱的兵祸，以及之后的藩镇割据。

如果没有这两个关键因素，唐朝宦官也走不到牛逼逆天的地步。

3、唐朝的藩镇割据。

有人将逆转唐朝的藩镇割据，归咎为安史之乱和胡将领兵。公允的说，藩镇割据确实和安史之乱有关，但胡将领兵导致藩镇割据就有点扯了。

唐朝领兵的胡将多了，何史那杜尔（突厥人）、契苾何力（铁勒族契苾部人）、黑齿常之（百济人）、李多柞（靺鞨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厥人）、夫蒙灵察（羌族夫蒙氏）都是胡将，也没见那个干脆就扯旗造反了。

另外，平定安史之乱功劳最大的三杰——郭子仪、李光弼（契丹族）、仆固怀恩（铁勒仆固部），有两个是胡人。

而之后，打击各藩镇军队功劳最大的几个中唐名将中，浑瑊（铁勒族）、李元谅（安息人）也是胡人领兵。

胡人领兵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军将领兵在外，朝廷能不能控制得住。

控制不住，汉人将领说不定更危险，安禄山、史思明手下的大将可基本都是汉人。之后，各地割据的藩镇也基本都是汉人，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因此，导致藩镇割据的原因，还得从唐朝的内政说起。

初唐以来，赖以立国的三大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在中唐时期已经崩坏。

其中，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

府兵作为国家常备军队，云集在首都周围，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态势，使地方不易造反。所以，前期即便是胡将领兵依旧没人敢乱说乱动。就像黑齿常之含冤入狱，他也只能自缢而死以证清白。

但大量的土地兼并导致均田制的破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当边患出现时，唐朝只能采取募兵的手段来充实军队。

娄师德便是相应朝廷的“募猛士召”，毅然投笔从戎奔赴边关的。但应招的士兵多是小贩、无赖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军事训练。为了加强边境地区将领的权威，唐朝一改初期边将只负责军事的惯例，开始将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也赋予边将。

这导致他们有能力肆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另外一点，相比于府兵的轮换机制，募兵没有服役年限，导致国家军队沦为边将的私军。

随着，边将权势的加重，唐朝的军队布置发生了逆转，全国的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局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

这才是导致出现安史之乱，以及之后藩镇割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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