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国学馆（宁波华花圣经书房）

建立于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在中国印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这家出版机构使用了那个时代西洋人制作的几套活字，而后经过整合形成了独特的印刷用字体，这种字体被称之为“拼合字”，也叫做“叠积字”。

对于这种字体的来由，可以追溯到马礼逊时代，苏精先生所撰《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一书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而后详细梳理了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字体的印刷所作出的各种探讨。对于苏精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邹振环以《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为代序，以此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铸以代刻》与作者之前所撰写的所有著作类似，均据第一手数据——传教士的手稿档案完成，所不同的是，他将视野范围从之前伦教会和美部会的档案扩大到长老会的手稿档案，从中抄录了45万字的书信内容，透过对大量资料爬梳，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印刷机构的历史、印工的故事，探讨了传教士的印刷与铸字工作。”

1807年9月英国伦敦会派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那个时候清政府禁止传教，故此时期的传教士大多以隐蔽的身份秘密传教。他们发现中国人中有不少的人都喜欢读书，故而想通过印书来传播教义。但印书首先要解决制版问题，而木刻版因为占地方较大，很容易被相关部门查获没收，于是他们想办法以活字方式来印制相关书籍。最初马士曼在印度雪兰坡雕造木活字，但所印之书质量不高，后来伦敦的一位铸字匠费金斯在1826年4月初铸造了一些金属活字，而后以此字印成了《主祷文》，此为英国第一次铸造的中文活字。

《理论通达》 道光三十年澳门叠积字印刷，封面

后来马礼逊决定自己从事印刷，他在返回英国期间以石印的方式印刷了他所写的《中国杂记》。1826年他把这台石印机带到了澳门，在此试印了一些传教品。到了1831年，他让自己的儿子马儒翰来操作石印机，开始大量印制传单，而马儒翰将石印技术传授给中国人梁发和屈昂。关于梁发的情况，梁春芳、朱晓军、胡学彦、陈后扬合著的《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中称：“梁发是广东高明人，又名梁亚发、阿发，号学善者。原是广州雕版刻字的学徒，曾为马礼逊的《使徒行传》刻印其中译本和部分《中国语文字典》。到马六甲后，他参与编辑和刻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学会了西方的印刷技术。第二年受洗成为耶稣会的教徒，又于道光七年（1827）受牧师职，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回到故乡，刊印自著《救世录撮要略解》的小册子，到处散发。清政府发现后，给以处罚，销毁其书版。道光元年（1821）他又著《真道问答浅解》，道光十二年（1832）又在广州刊印自著《劝世良言》及祈祷文、赞美诗等小册子，并于次年试用手刻的铅活字排印出版祈祷文，对出版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正是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当代学者在研究基督教中国传教史时大多会提到此人，而难得的是，他的墓碑已被找到，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内，几年前我到该馆开研讨会时，曾看到梁发的墓碑摆放在一楼展厅入口的位置。

马礼逊还是钟情于活字印刷，故他在1831年向伦敦订购了一台活字印刷机，一年之后，此台机器运到了马礼逊在澳门的住宅，而后他在此以此机器印制《传教者与中国杂报》等不定期英文报纸，而这些报纸主要以英文形式发表，但其中会夹杂一些手工刻制的中文活字。但此报出了四期之后，却被澳门当局以不得私设印刷所为由禁止发行。

在这个阶段，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还时常以西方的方式来铸造中文活字。苏精在《铸以代刻》中评价说：“于是1833年九十月之际，由马儒翰在广州依照西方从字范、字模到活字三道工序尝试铸造中文活字，马礼逊对铸成的活字相当满意而决定继续进行，这是在中国最早的铸字之举。”

《理论通达》 道光三十年澳门叠积字印刷，卷首第一页

但这件事只进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到了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病逝了，这种铸字事业由此而结束。后来其他的传教士也曾在马六甲试铸过中文活字，但大多都不成熟。这个期间，传教士柯理在澳门创建了华英校书房。这个印刷机构运行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大约出了五种书，此书房在英国定购了一套汉文活字，但这些字体不成熟，然而这种活字却是一种拼合字。

为什么要制作拼合字？曹汝平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所用“拼合字”设计论说——以<汉语活字范例>为样本》中首先解释了汉字的独特性：“汉字的突出特征是方块造型。从字形的角度看，每一个汉字方块内部又可分为独立结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和包围结构。一般情况下，第一种结构即独立结构的汉字被称之为‘独体字’，后三种结构的汉字被称之为‘合体字’。”而对于这种字的演变过程，该文中又称：“1815年到1823年，在马礼逊的统筹与组织下，托马斯以中英文铅活字混排的方式最终印刷出六卷本的《华英字典》，这套语言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业的诞生。虽然托马斯的中文金属活字在字典印刷中得到了很好地应用，而且仿宋造型相对优美，但由于每个字都是徒手雕刻而成，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再加上所用金属材料中锡金属的比例很高（目的是降低金属硬度，便于下刀刻画），导致最终的成品易于受损，特别是一些笔划纤细的活字更是如此，因而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不过这毕竟为澳门中文金属活字的研制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这个时期，有多位国外的印刷工匠在探讨以最少的字母来组合成更多汉字的问题，而他们的探讨方式以及谁是最早的拼合字发明人，曹汝平在文中写道：“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拼合字是由赖格兰德研发出来的。1834年，赖格兰德开始在巴黎皇家印刷所制作中文铅活字，在汉学家卜铁（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的启发下，他根据应用情况对汉字进行分类，以‘组’（ Groupes）为概念分解汉字，由此形成拼合字的两个要素——部首（radical）与字根（primitive），这里的字根，有一部分就是中文里的独体字。在赖格兰德的拼合字系统中有214个部首，这与《康熙字典》的部首数量一致。”

而那时的中文活字试验并不很成功，其主要原因乃是当时制出的拼合字看上去很不美观，而中国人把字体视之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拼合字大小不一，故印出之书看上去很不美观。但这些传教士对此并未气馁，他们边定制新的字模，边进行字体改造，而这种拼合字的成熟则是在宁波时期方得以完成。苏精在其专著中称：“第二项特色则是使用巴黎拼合活字，但这却是个利弊互见的特色，虽然拼合方式大幅度减少了活字的数量与成本，让生英校书房（或者说长老会）在铸造活字印刷中文方面后发先至，超越了其他传教会，但许多拼合而成的字形却显得不自然与呆板，即使娄理华很快便发觉这项困扰的问题，却也只能进行很有限度的改善，直到迁往宁波以后，陆续重新订制字形过差的巴黎活字，并添购与新铸其他活字，才大为解决了这项困扰。”

门牌号

原建在澳门的华英校书房为什么运作一年半后要迁往宁波，这件事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1842年8月，清政府跟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两个月后又签署了《虎门条约》，此条约写明中国要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而这些地方允许公开传教。1844年，娄理华写信给娄睿，他谈到了要在香港、厦门和宁波建立布道站，并且将宁波做为长老会在华的主要主站。为什么要把宁波做为主站？苏精在专著中称：“至于选择宁波作为主要据点的四个理由是：人口众多、居民善良、社会安定、周围环境有益健康，娄理华认为宁波显得比其他地方是更为宽广而有效的传教区域。”

王淼编著的《浙江科学技术史·晚清卷》中则认为印刷所的搬迁也出于减少经费的原因：“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e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华’指中国，‘花’是指花旗国，即美国。其前身，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会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44年2月23日，美国传教士理查德·柯尔（Richard Cole）将其迁至中国澳门，更名为‘华花圣经书房’。次年，柯尔又建议将书房迁至宁波，原因是‘长老会传教士剧增，为使书馆能继续工作，需要增添一些设备，而在宁波的费用可比澳门减少’。1 845年7月1 9日，建议被接受，柯尔夫妇带着印刷机器从澳门到达宁波，并在一个多月的准备和安装之后，于9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书房所在地为宁波江北岸卢氏宗祠。华花圣经书房的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购置费用由长老会拨款。”

人去楼空

既然有了这样的选择，那么将华英校书房迁往宁波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建立印刷厂首先要有场地，苏精在其专著中称：“1845年7月5日，柯理夫妇带着两名工匠及机具、活字从香港乘船出发，中途遇上合风，同月15日才抵达舟山，三天后改搭中国帆船于19日抵达宁波。布道站弟兄先已租下同在江北岸的一大间外国商行，供柯理一家居住兼做印刷所之用，每年租金300元。”

印刷部门从澳门迁到了宁波，其名称也有所改变，苏精在专著中写道：“1845年9月11日，宁波布道站在柯理住处举行年度会议，决议事项之一是将印刷所名称从‘华英校书房’改为‘华花圣经书房’（Chineseand American Sacred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至于华花圣经书房开工的日期，根据克陛存于1845年8月30日写给娄睿的信中表示，柯理仍在忙于建立印刷所，本地雇用的工匠对这项工作很陌生，有些零件也在迁移过程受损或遗失了，希望印刷所可在一两个星期内完成安置后开工，因此应当是在1845年9月10日前后开张的。”

但是，对于改名后的印刷厂名称，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田力在《华花圣经书房考》一文中首先叙述了对于该印刷所的两种不同称呼方式，比如《中国出版史》《中国图书发行史》《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等书都将改名后的印刷所称为“花华圣经书房”，但也有的文献中将前两个字倒了过来称为“华花圣经书房”。究竟哪种为正确，田力查阅了宁波差会档案1845年的会议纪要，此纪要中记录了该年年会第15条决议对迁到宁波的印刷厂的名称，明确地写明为“花华圣经书房”。

虽然如此，但田力还是认为“华花”为正确：

印刷所在澳门时期叫“华英校书房”，迁到宁波后，更换了新名称。其英文名是Chinese在前，American在后。而中文名，如果从左往右读自然是“花华”，但是按照当时的习惯，汉文的读写顺序均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所以应该是“华花”。McIntosh或许是受英文阅读方式影响，将汉字从左往右读，再加之“华”“花”两字的发音本来就很近似，所以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中文名称“花华圣经书房”。此外，在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1859年10月1日通过的《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章程》中赫然写着：“该印刷机构的名称为‘华花圣经书房’。”因此，本文认为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所创办的印刷机构的中文名称是“华花圣经书房”。

关于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期间所作出的业绩，谢振声在《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地球说略>》中简述道：“1845年9月1日，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江北岸卢氏宗祠投入使用，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的首批印刷企业之一（1860年迁沪后称美华书馆）。书房在甬开办14年余，共印刷51755428页，出书1330686册，使宁波成为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中心。其印刷数量仅次于上海，远高于广州、福州、厦门。在宁波出版的书籍有103种，其中属于基督教方面的有85种，属于天文、地理、物理、历史、旅游等方面的有18种。”

想象着沧海桑田

谢振声的这段简述提到了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的开办地点，此地点及开办时间与苏精上文中的所言略有差异，因为从澳门迁来的印刷所原本开办于江北岸的一个外国商行内，只是后来搬到了卢家祠堂。苏精在专著中写道：“华花圣经书房在商行中不到一年时光，其他传教士住处邻近的卢家祠堂有意出租，空间比商行更宽敞，租金也没有比现在更多，于是经1846年2月的布道站月会通过，租用卢家祠堂作为印刷所与柯理的住家，而柯理妻子开办的女生寄宿学校也暂时设在其中，一年多后才另迁他处。1846年4月9日，华花圣经书房乔迁到卢家祠堂，费了一星期时间才安顿下来，并加盖了柯理住家的二楼。本是一个中国人家族怀先追远之地的卢家祠堂，从此变成视祭拜祖先为迷信的基督教华花圣经书房所用，直到1860年底迁往上海为止。”

此后的华花圣经书房一直在卢家祠堂内开办了十四年之久，为什么能够在同一地使用这么长时间？这跟该祠堂当时的情况，以及与传教士签订的租约有直接关系。苏精在文中写道：“华花圣经书房搬入卢家祠堂不到一年，轮值撰写布道站每月通讯的传教士露密士在1847年初报道，卢家主动接洽将祠堂典让给布道站，为期三十年，索价3000元，露密士说明典让几乎等于出售，而该祠堂是一个大家族祭拜祖先之所，若非家族中落已甚，不可能会出此下策。结果双方为此洽谈了两年之久，终于在1849年1月中达成协议，典期四十年，直到1888年为止，价钱3304串钱，折合约2230元，期满后卢家若要赎回，需偿付同等价钱以及华花圣经书房增建或修理的费用，到1853年时这些增修费用已累计到接近典价的2000多元。”

关于华花圣经书房印书所用字体，曹汝平在《抉择与启蒙：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及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一文中称：“早在澳门时期，柯理等人就已经在使用中文金属活字了，迁至宁波后，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拼合字’与‘香港字’。法国人赖格兰德（Marcellin Legrand）研发的‘拼合字’（又称叠积字）之所以得到青睐，是因为该字体解决了中文字模制作成本的问题，且其大小合适，只相当于大号‘圣经体’（greatprimer，约36磅）的二分之一。”

但这种字体因为不美观，故赖格兰德对此进行了新的设计，而曹汝平在此文中又称：“比赖格兰德早些开始研究中文金属活字的戴尔（Samuel Dyer），先是采用铸版造字的方法，在经历无数次探索与试验之后，他还是回归到欧洲传统的造字方法，即以字范为基础，经冲压字模而得到最终的活字。戴尔曾在槟榔屿（Penang）、马六甲和新加坡研究制作中文金属活字，他去世后由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在香港最终完成3891幅大小字模，‘香港字’由此得名。”

戴尔研制拼合字的主体思路是怎样的呢？罗佳洋在《从“拼合”到“格致”：有关西人汉字认知的设计史叙述 ——以“拼音”“拼合字”为例》中写道：“大多数的汉字都由不同的两部分组成，‘部首’和‘字根’，这两部分可以分开铸造，而不会对字体造成大的伤害。整副铅字的140个中有300个拥有相同的部首，有时候部首会占据方块的一半（无疑所有的汉字都处在一个同等的空间里，即一个方块），有时候占到三分之一，因此两个字冲就可满足于300个字的部首，那么就省下298个半体字冲（half-punch），即149个整字冲。再如，240个字（14000个总数中）拥有相同的部首，同上，两个字冲就可满足这240字的部首，那么就省下238个半体字冲，即119个整字冲。接着，在238个字根字冲中，有70个可以共用在前面300个那组里，那么就又多省下70个半体字冲，即35个整字冲。”

另一个楼房

虽然有这样的深入探讨，但做出的拼合字仍然有不尽人意之处，故这几套字母运到宁波后又由姜别利进行了改造。曹汝平在《抉择与启蒙》一文中写道：“1858年，姜别利（William Gamble）来华主持宁波华花圣经书房，随身携带铅字、字模和铸字机，继续铸造并改进书房所用金属活字。但因感到原有中文活字铸造法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所以次年他就开始采用电镀法试制中文金属活字。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和两名中国助手以《康熙字典》收录的40919个汉字为基础，先后统计了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圣经》和其他27本8开大小的著作，对总计130000个字进行研究，到1861年底，他宣布取得初步成功，其后就开发出有系列字号的‘宋体字’（又称美华字、上海字）。相对于以前的造字方法，电镀字（模）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进步，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和时间，而且还能够制作出具有良好清晰度的小号金属活字。”

经过改造后的字体看上去更为美观，对于这种新字体的名称，曹汝平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所用“拼合字”设计论说——以<汉语活字范例>为样本》一文中将其命名为“宁波活字”：“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前期，柯理、娄理华对所用戴尔与赖格兰德的活字继续进行修正或改良，文字的造型结构趋于饱满，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书房的常用印刷活字。《范例》最后一部分就是经修改而刻造的新的字体样本——笔者将其称之为‘宁波活字’。”然而苏精在其专著中将姜别利在宁波所铸活字称之为“柏林活字”：“姜别利到宁波后，在繁忙的华花圣经书房事务中，抽空以一年时间铸出全副柏林活字，到1859年7月底完成。姜别利不只铸字而已，同一年还编印了柏林活字的样本（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ype）一书，包含全字2711个、三分之二大小的拼合字1290个、一半大小的拼合字20个、三分之一大小的拼合字109个、数字和句读符号17个，加上部首214个，合计一副柏林活字是4361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