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延安岁月（陈云的延安岁月）

文/刘明钢

陈云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从1937年底到1945年9月，他在延安工作、生活近八年。在难忘的延安岁月中，陈云先后主持中央组织部与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为党的建设与财经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央组织部要面向全国

1937年11月29日，陈云从新疆到达延安。他是搭乘运送王明、康生回国的苏联飞机抵达延安的。

在简陋的机场上，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几乎全都来了。见到了分别两年之久的战友们，陈云心中非常激动。

陈云参加了长征，但没有走完全程。在雪山脚下，他受中央的派遣，孤身回上海负责恢复白区的党组织以及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从此，突然“消失”了。离开红军队伍后，陈云化装成讨账先生，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成都，然后去上海，去莫斯科，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那里，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是第一部向外面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后来他与滕代远一起，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接应李先念所率的西路军左支队。

陈云还在新疆组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航空队。

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欢迎词，他说：“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接着，他逐一介绍刚刚下飞机的三个人，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陈云

陈云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组成书记处。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七七事变后，长城内外抗战的烽火如火如荼，但是中组部掌握的全国党员只有区区3万多人，这显然满足不了残酷战争的需要。为了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伟大使命，就必须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根据这种形势，陈云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中央组织部要面向全国的建议。

陈云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不仅要面向延安、陕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的党组织、面向敌占区的党组织。他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订不同的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领导。

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指导方针。

陈云还适时地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地区的方针政策。

关于根据地，陈云提出“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方针，主张既要抓党员的数量，又要抓党员的质量。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陈云提出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既要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

关于敌占区，陈云创造性地提出“除了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新方针，就是将领导机关放在离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在外面指挥。陈云说：“过去在白区工作时，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全完了，连人都找不到。这怎样能行呢?一定要改变!” 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的主张，适合敌占区的情况，既便于保存我们的力量，又能及时做好敌占区党的工作。后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蒋介石公开地进行反共，这一方针得到继续执行。

上述切合实际又有极强操作性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时，党员人数已从1937年的3万多发展到121万，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群众性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这个过程中，陈云所作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高度赞扬。

洞房里面上党课

陈云与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识与相爱的。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去担负护理工作。经党支部研究，认为于若木是党员，历史清楚，政治可靠，是合适的人选，便推荐了她。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两个人便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陈云还让于若木唱歌给他听，她也很大方地唱一些革命歌曲。相处久了，彼此便产生了感情，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有一天，陈云对于若木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合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就像黄土地一样的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叫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1938年，陈云与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大哥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三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

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的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来到圣地延安。面对这样的有利形势，陈云适时地提出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的主张。如何能“招”“纳”天下士呢？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题为《论干部政策》的演讲作了回答，他说：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了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他还说：“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延安时期的陈云。

陈云这些论述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他也以炽热的心来关爱知识分子。

1939年的一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电报说，重庆著名的外科医生何穆和他的作家妻子陈学昭要来延安，请陈云做好安排。陈云对此极为重视。两人到达延安后，他亲自登门拜访，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加以照顾。陈云还时常抽空找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好好干。

刚来的时候，两人积极性还挺高，陈云对此也很高兴；可是不到半年，两口子在感情上出现了危机，互相告状，吵着闹离婚。陈云又不厌其烦地出面调和，好言相劝，说：“不能说离婚就离婚，总要凑合一年看看吧。”

经过做工作，两人不提离婚了，但因为生活不习惯，要求回重庆。陈云又与之谈话，劝他们留下来，并说：“你们两人来了，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也欢送。你们出去以后有什么困难，愿意回来，我们仍然欢迎。”

两人还是走了，但于1941年又回来了。陈云再次接见他们，表示衷心欢迎，并依照诺言再次给他们安排了工作。这件小事，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热情与关怀，成为流传在知识分子中的一段佳话。

还有一件事，同样能体现陈云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爱护。中央医院的傅连暲要求入党，却没有人肯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傅连暲原是福建漳州的教会医生，红军打漳州时，参加了红军，以后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的磨砺，从一个小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红军战士。长征到达延安后，他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工作，主要任务是给中央首长看病，还担任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傅连暲医术好，看病认真，就是与人相处时，显得有些古板，说话生硬，中央医院的一些同志看不惯，就不介绍他入党。

入党就此卡住了。为革命走过万水千山、从枪林弹雨中一路冲过来的傅连暲知道此事后，思想情绪产生很大的波动。

陈云听了汇报，非常重视。他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傅连暲本人政治上的进步，更关系到是否认真执行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因此，亲自抓这件事。他多次与傅连暲谈话，指出问题，帮助他克服缺点；同时也多次与中央医院党支部的同志交换意见，他说：“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傅连暲在政治上愿为共产主义奋斗，跟共产党走，态度是诚恳的，我们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在艰苦的长征中经受了考验，表现不错，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我看他符合一个党员的条件。他在作风上确实有些缺点，这是可以批评教育的，也应该对他进行帮助。”陈云环视大家，微笑着继续讲道：“如果实在没有同志愿意做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那就让我和王鹤寿同志来做。”

结果，陈云和王鹤寿还真的做了傅的入党介绍人，不过不是没有人愿意做，而是恰恰相反，经过交换思想，中央医院的同志不但统一了认识，还一致提出，希望由陈云和王鹤寿两位组织部的领导做介绍人，并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傅连暲入党的支部大会。结果，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傅连暲终于实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崇高理想。

陈云既坚持按党章规定办事，又诚恳地对待知识分子，使中央医院的同志和傅连暲本人都深受教育。

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

当时，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向延安。面对此种情况，有人担心鱼目混珠，抱怨太“复杂”了。陈云却认为“复杂”是件好事情，他曾这样回顾：“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行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

◆陈云和李富春在延安留影。

对于大量涌入延安的人员，头一件事就是进行审查。当时，审查干部难度极大。首先，调查取证就十分困难。那时，全国被分成几大区域，如敌占区、国统区、根据地等。大城市为日军所占，无法调查取证；国统区地下党的活动受到限制，难以调查；根据地又被分割成若干块，派人调查也有难度。其次，党员的档案材料也很简略，一般从大后方来一队人马，只有一张总表，其余什么也没有了。在当时情况下，要求地方党组织提供翔实的档案材料，也不现实。再有，很多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连个介绍信也没有。

陈云十分重视审查干部的工作。他认为对干部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实事求是。他有句名言，叫做：“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

陈云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审干的基本思路，就是先安排学习或工作，从中慢慢了解，尽可能在根据地内解决。对于进入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首先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学习或工作，在工作与学习中观察与考验；表现好并能找到证明人，证据充分，可以恢复党籍；表现好但找不到证明人，可以重新入党；否则，就暂时不能重新入党，至于以后能否入党主要看他的表现。

陈云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做出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是，这些做法，后来遭到康生等人的反对，硬说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的问题上右了，让特务钻了空子，使共产党内“特务如麻”。他在延安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后来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进行甄别，结果被“抢救”的人几乎全部平反。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要亲自处理许多复杂的干部历史问题。

有一天，陈云在办公的窑洞里，接待了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男的叫丁秀，解放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女的则是北平女师大附中的学生，都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看到一派新气象，他们心情异常兴奋，蹦蹦跳跳地来到陈云的办公室。

陈云招呼他们坐下，然后问：“知道调你们回来干什么吗？”

“当然是参加学习的。”他们不假思索地回答。

陈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调回来是审查你们的。” 陈云认为，对于党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要严肃对待，要正面和本人讲清楚。

两青年听了，吓坏了，一个急着申述，一个哭了起来。

陈云安慰他们：“不要哭，要相信党，事情一定会查清楚的。我负责把你们的问题弄清楚。”

送走两青年，陈云便开始了调查，根据两人提供的证明人，逐一找人谈话。

他问秘书刘家栋：“你与丁秀同过学，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是托派吗？”

“丁秀是我在北平上学时的老学长，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不错，怎么可能是托派呢? ”

陈云听后，神情严肃地说：“你赶紧到招待所去，找他们俩人谈谈，多做点思想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过了两个星期，陈云又找他们谈话，说：“问题已查清了，没有那么回事。”

两个青年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弄清楚了，十分激动，一再表示感谢党组织，感谢陈云同志。他们抹掉了热泪，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几十年后，这两位同志回忆往事，仍然激动不已，说：“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这一番话，道出了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的心声。

受人欢迎的“兼职教授”

大革命失败后，陈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陈独秀、瞿秋白都是有学问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书也不少，为什么这些人会犯错误呢?他冥思苦想，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到达延安以后，陈云曾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还说，为了不犯与少犯错误，应该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潜心学习哲学，一直坚持了五年。在学习中，陈云特别注重读原著。他说：“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懈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还说：“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 他特别强调说：“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在延安。

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学习活动，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在延安颇有名气。中央总结推广这个经验，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推动了全党干部的理论学习。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经过五年持之以恒的学习，陈云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在延安整风中深有体会地提出了15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成为陈云的行动总则，成为他的座右铭。

当年“窑洞大学”的学员也收获甚大。中央纪委原第二书记王鹤寿说：“通过学习，看问题更全面了。遇到问题，就会从各方面去考虑，既考虑这一面，又考虑那一面，全面考虑问题，这在工作上是很有用的，对我帮助很大。”

陈云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小学生”，在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他总是认真填写上“小学”二字。他常讲，“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正是因为有这种谦虚的态度与好学的精神，并经过坚持不懈地自学，陈云已经成了大学问家。当时，他是中央组织部长，又一度兼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所以，延安的各院校都请他去讲课。陈云是有求必应，就像今天的“兼职教授”一样，经常去为学员们上课，延安的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组织部的党训班经常出现他的身影。

有人将陈云与在延安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作了比较：

“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被邀为学员们讲课。最容易记录的，是王明、博古。这两个人讲课，很有特点，大一二三，小一二三，很便于做记录。张闻天同志讲课就比他们好多了，比较入情入理，有分析，也有深度。最难记的是毛泽东同志讲课，根本就记不下来，一开始他就把你紧紧抓住。我多少次带着笔和本去，想好好记下来，都未能如愿，总是带着空白的笔记本和满脑海的收获归来。陈云同志讲课，是靠近毛泽东同志的，最多让你记个开头，记个提纲。”

他还分析了难以记录的原因：“陈云同志讲课的水平是很高的，观察问题很深刻，分析问题也很透彻，又有很好的演说口才，讲起课来生动、形象，很吸引人。每每他讲完了，你还沉浸在他讲课的氛围里，想着、品味着，很难再有心思去记笔记，往往只能记个开头，至多记个提纲、要点，无法记全。但是，他所讲的东西都深深印在你的头脑里了。”

1939年，陈云在一次党课中，讲共产党员的第一条标准。当时入党誓词中有一句重要的话，叫做“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陈云这次课就讲这一句话，分作三个层次：一要有理想信仰，要认识共产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二要以坚定的革命毅力去为之奋斗；三要有不怕牺牲、奋斗到底的决心。

在讲到第三层意思，陈云问：如何才是奋斗到底呢?接着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翘辫子(死)”。

下面哄堂大笑。

这真是一堂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党课。一个当时听课的学员这样回忆：“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当时听过课的同志，已不再年轻了，大多已超过古稀之年。当大家聚首一起的时候，当回忆那段火热的生活的时候，都对这节课的“三层意思”记忆犹新。恰恰就是包含这三层意思的一句话，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终身的信念、理想，是我们生存的动力。我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信仰理想，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风雨坎坷，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走了过来。”

在陈云众多的听众中，既有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大学生，也有回国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才，他们听课后都认为陈云“看问题看得透，抓得准。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际经验”。陈云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再加上清秀的外表，使不少来自敌占区的同志感到好奇，不禁悄悄地打听：这个陈“教授”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主持领导西北的财经工作

1944年3月，正在枣园养病的陈云接到中央的调令，离开了工作七年的中央组织部，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领导西北的财经工作。当时，不少同志都感到不理解，觉得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走了呢？也有人为陈云担心。

担心不无道理。当时，虽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但在国民党严密的封锁下，陕甘宁边区的财经状况仍然十分严峻，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42年比1941年，货币发行量增加了近4倍，物价上涨了近4倍；1943年比1942年，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3倍，物价上涨了20倍。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直接影响财政经济的稳定，边区人心惶惶，老百姓拿着边币总想赶快买东西。

陈云潜心研究边区货币贬值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财经困难的总方针。首先要靠发展生产；其次要尽可能地把边区生产的东西运出去，使进出口达到平衡；再次要减少货币的发行量，搞好节约。

在他的主持下，陕甘宁和晋绥边区继续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效。到1944年底，一些部队、机关、学校做到了粮食、被服、经费部分自给，有些甚至完全自给。著名的359旅不但能够自给还交了公粮，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军队交公粮，古今中外前所未闻，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陈云不仅要求发展生产，实现粮食自给，同时还要求争取日用工业品的自给。他着手抓了边区的公营、私营和合营工业的发展，使不少工业品从无到有。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工业确实困难重重；但经过认真地抓，还是取得很大的成绩。边区能够生产许多日用品，如：香烟、毛巾、袜子、火柴、肥皂、纸张、食盐、瓷器、生铁、化学用品等。由于日用工业品的基本自给，加上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增产，边区一年可减少进口300亿元，这对缓解边区的金融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

陈云遵循经济自身的规律，紧紧地抓住发展生产这个“牛鼻子”，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终于把通货膨胀这匹烈马驯服了。到1944年下半年，边区的物价就趋于稳定。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当初感到担心的同志，看到陈云走马上任后的所作所为，看到他在管理财经工作中展示出来的卓越才干，看到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无不感到钦佩，由衷地赞叹：陈云同志真是把辩证法用活了。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云出席了大会，并经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再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在13位政治局委员中，他排在第六位。

七大结束不久，便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为了预防不测，中央决定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9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陈云为东北局委员。14日，陈云与彭真等乘坐苏联的军用飞机飞往东北。

陈云离开了延安，新的更重大的使命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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