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临终前不愿见周恩来（任弼时临终前不愿见周恩来）

前言

1950年10月26日，傅连暲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封病危的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任弼时同志今早7时出现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10月28日上午9点，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乌泱泱站着4万多名群众，而他们的到来都只是为了任弼时。

原来在10月27日的时候，任弼时未能与病魔抗争到底，不幸去世。在北京景山东街（任弼时生前住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任弼时遗体入殓仪式。

图|任弼时追悼会

据任弼时女儿任志远回忆：父亲去世后，毛主席满面悲戚亲自为父亲覆盖上党旗，朱总司令（朱德）沉痛地举起右手行军礼与父亲告别，而周总理（周恩来）当着很多晚辈的面掩面失声痛哭.......

任弼时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留下来的精神却让国家领导人和后辈们难以忘怀，而在他临终前始终惦念朱德，却不愿见周恩来，这究竟为何？

两次身陷囹圄，险些丧命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的一个贫苦教员家中，虽然家中清贫，但父亲却始终坚持让任弼时读书，他在5岁时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这些书籍，7岁时入明德小学读书，12岁又考入长沙师范附属高小，之后又进入了长郡中学。

而那时学校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任弼时也深受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

图|任弼时

但是在1920年的时候，任弼时因家境困难无法再继续完成学业，他为此急得是一筹莫展。而这时恰巧是革命风气正是旺盛之际，年仅16岁的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由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中去，准备前往俄罗斯勤工俭学

经研究会介绍，任弼时到了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正是这一决定让任弼时就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人一同远赴苏俄，他们穿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才到达莫斯科，进入了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

在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后，任弼时带着自己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了上海，开始了地下工作，并任教于上海大学。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就遭到了国民党的大肆围剿。1928年9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解决当地的革命问题。

10月13日时，任弼时与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先从芜湖前往南陵巡视党的工作。他们发现安徽的革命环境要比想象中还要艰险，自大革命失败之后，安徽省委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如今虽然已经处于恢复阶段了，但是地下组织依旧薄弱，此次任弼时准备前往的南陵县，原本有20多名党员，可因通讯泄密导致县委书记被捕，不少人也因此事背叛革命。

为了了解到现在南陵县内的真正形势，任弼时化名为胡少甫，并乔装改扮了一番，化身为一名年轻商人的样子，于10月14日同林植夫一同前往南陵。

二人达到南陵之后，先是找了一家旅馆商量接下来的事宜，二人决定在15日时在香油寺召开党团骨干会议。

图|任弼时化妆成不同身份的人掩护工作

就在15日下午，任弼时和林植夫在南陵县党团负责人王德芳的带领下，马上要到达香油寺的时候，任弼时发现了异常情况，赶忙叫林植夫和自己分开，可这时已经为时已晚，国民党蜂拥而上，当场就将二人逮捕了起来。原来，此次会议已经被共党内的叛徒告发了，国民党早早就在此埋伏。

10月16日时，国民党开始了对任弼时的审讯，先是询问他一些基础信息，最后又问了他到小乔墓（香油寺附近的景点）所为何事，是不是共产党，而这些问题也都被任弼时轻松应付了过去，即便是面对国民党的口头威胁，他也始终要定口供。

敌人又试图从其他被逮捕的同志和搜身来寻找他们这些人就是共党的证据，但是最后依旧一无所获。面对任弼时等人的“死鸭子嘴硬”，也让敌人恼羞成怒，直接对任弼时上了夹棍等酷刑，想以此让任弼时承认自己是共党的身份。

但是实施酷刑却让任弼时更加确定，国民党并未找到任何能证明自己是共产党的证据，他也暗暗放心，敌人每每对他施以酷刑之后，都会告诉他如果坦白了真实身份就可以对他重轻发落，可任弼时始终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普通商人，到小乔墓也只是为了看看而已。

图|酷刑

折磨了一段时间后，国民党见任弼时还不松嘴，他们也无计可施了，只能将他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他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所在地安庆，这一关就是半年。

最后在中央和任弼时妻子陈琮英的设法营救下，敌人只能以“证据不足，无法定案”为理由，将任弼时释放。

因在监狱内常被敌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出狱后的任弼被送回了上海，在做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又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这也为他之后患上疾病埋下了很深的祸根，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就在任弼时出狱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他再次身陷囹圄。

1929年，白色恐怖依旧笼罩着上海，而此时的任弼时已经成为了中共江苏省宣传委员会的书记，11月17日，也就是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天，任弼时冒雨前往了公共租界内新建的团省委秘密机关，参加省团委会议。

他在刚刚推门踏入的时候，就直接被暗藏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给抓住了，而他此次被捕是因为敌特突击搜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团书记张永和时，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机关的地址。

当密探将任弼时带往拘留室后，任弼时发现除了他以外，周朴民也被捕了，在敌人的一番简单审讯之下，任弼时再次发现敌人并没有真凭实据，而周朴民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任弼时因害怕周朴民承受不住之后的酷刑，找准时机急忙对他说：“要注意隐蔽，我们要假装谁也不认识谁，现在敌人虽然怀疑我们，但是并没有真凭实据，一定要坚持住！”

当晚二人就被再次带往巡捕房接受“严刑拷打”，周朴民的话也始终与口供保持一致，他说自己叫周阿康，是租界附近书店的小职员，而任弼时说自己叫彭德生，是刚刚从江西来上海投奔亲戚的失业青年，当时出现在那里也只是因为记错了门牌号，走错了地方而已。

敌人依旧没有掌握任弼时和周朴民就是共产党的铁证，对他们二人两次用刑，想要以此来逼迫二人说出党的秘密。

第一次还是夹棍等酷刑，任弼时虽然很痛苦，但是他依旧可以保持清醒，而第二次敌人直接对二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几度将任弼时电晕过去，差一点就丧命。

当时的营救工作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专门请到了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为二人出庭辩护。

图|周恩来

因为在口供中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是走错了地方，律师直接拿这个作为突破口。

潘律师在法庭上询问法官：“请问，您第一次到达上海的时候，有没有走错过地方呢？”

法官不假思索的点了点头说：“肯定有啊，第一次去这种事在所难免嘛！”

潘律师以此为攻击点又说：“那既然您第一次到达上海的时候，都走错过地方，那为何中国青年走错了就要一口咬定对方是共产党呢？”

法官面对律师的质疑，哑口无言。

潘律师急忙再次发问：“那您走错了路，中国的司法机关可否断定您也是共产党呢？”

法官这次好像是找到了突破口一般，急忙否认表示自己是外国人，绝不允许这样的诬陷。

而潘律师再次回怼道：“那中国人在你们看来，和你们完全不平等是吗？这和你们西方国家一直倡导的平等完全不同呀！”

最后法官被问到无法自圆其说时，只能宣判任弼时、周朴民和张永和三人无罪，并当庭释放。

三过草地，鬼门关口捡回性命

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给身体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在被施以电刑的时候，由于强大的电压将任弼时的后背给点出了一个窟窿，还伤到了心脏，就此患上了高血压，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愿休息，就这样他再次带病继续在中央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被迫长征。在当时任弼时成为了红二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为了躲过敌人的围剿，任弼时不得不带领部队三过草地，而也就是在过草地的途中，他又差点险些丧命。

图|任弼时

第一次过草地时，竹签阵将任弼时右脚穿透。在一次夜间紧急行军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弼时只得带着一支只有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前行，任弼时自然走在了队伍的最前方，就当他小心的穿过由反动军布下的铁丝网的时候，突然觉得脚下一阵钻心的疼痛，根本无法在往前行走。

只得急忙叫战友提灯过来看，只见一根超过10cm的竹签穿过了脚掌，脚背上还露出一截。面对当时的艰难处境，任弼时顾不得多想，也没有时间处理伤口，直接将竹签拽出，继续带领队伍往前走。

因为受伤没有及时医治，导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任弼时被这只受伤的脚折磨得痛苦不堪。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时间让任弼时养伤，也没有那个条件。但是伤口化脓又不能不管，战友只能将蘸过水的纱布穿过任弼时脚上的伤口来回摩擦，以防止伤口感染。

在右脚的伤还尚未恢复的之时，就已经到了第二次过草地的时候了，而这一次直接让任弼时的一只脚迈入了鬼门关。

1935年冬天，任弼时率红四方面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在准备过黑水河的时候，发现便桥已经被摧毁，南岸也已经被土匪占领，要想成功渡河，就只能从这冰冷的河水中渡过。

在此次队伍中共有30余人，而成功游到河对岸的却只有8人，其中包括任弼时。而这时的任弼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次渡河直接让他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可当时红军不仅没有药物，就连粮食的供应都已经没有了，再加上寒风刺骨，任弼时常常陷入昏迷之中，战士们只能抬着他继续行军。

20天后，部队成功到达绥靖，可这时的任弼时已经休克了许久，战友们以为他经受不住身体的折磨去世了，就将他放到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内离开了。

图|任弼时

可谁知过了没多久，任弼时就苏醒了过来，他想要爬到河边去喝口水，这个山洞距离河边也只有10多米的距离，可这个距离竟让任弼时爬了一个多小时，还未爬到河边，任弼时就因体力不支，再加上许久未吃饭昏迷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是在炕上了，原来在任弼时晕倒之后，路过的当地居民郝老汉将他救回了家中，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两个月之后，任弼时的病也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他告别了郝老汉一家，找到了在该地活动的金川省委，再次回到了长征队伍中去。

1936年长征结束后，任弼时的身体也越来越弱，明明只有32岁的他，看起来却要老了许多。

去世前不愿见周恩来，却被朱德一声“唤醒”

任弼时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他的身体却也是众多领导人中最不好的一个，两次被捕入狱本就让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太重的担子，之后的2年长征更是给他羸弱不堪的身体“雪上加霜”，可即便是如此他也无法放下自己的工作。

在任弼时的一生中有三怕：一是怕工作少，二是怕麻烦人，三是怕用钱多，而这三点却也恰恰为他赢得了三个称号：“骆驼”、“被子”、“党内的妈妈”。

图|左一任弼时

在任弼时还未去苏联治病之前，他每天都要保持15个小时的“超强待机”，如果没有工作，他就会开始为军中管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反正就是不让自己停下来。

1948年，任弼时在一次处理军务的时候突然晕倒，这可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急坏了，在苏联医生的检查下，发现如今的任弼时不仅只有高血压，还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病，医生当着各位领导人的面，掷地有声的说：“你现在的身体不适合高强度工作，先放下手头的工作，好好养病吧！”

谁知这句话却未被他放在心上，即便是此次晕倒，也没给任弼时带来任何影响，他依旧不分昼夜的工作。

直到1949年4月，党中央对任弼时下达严苛的休息命令之后，任弼时才暂时放下了工作，进入北平西郊玉泉山休养身体。

图|任弼时、毛泽东

可这一躺病情并未有所好转，1949年5月8日，任弼时出现了昏迷症状，经医生诊断，判定其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变化，眼底有小的出血点。

在1949年10月1日的时候，中央考虑到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并没有让他出席这一次盛大的仪式，而任弼时也只能在病榻前通过收听广播来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

修养了几个月之后，任弼时的身体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了。中央决定将他送往苏联疗养，毛泽东也曾登门劝说他：“国家事情虽多，但也不像过去那么吃紧了，现在不需要拼命了，你要养好身体才能再继续工作呀。”

听到主席的一席话，任弼时虽然不开心，但是他知道现在的自己其实也做不了太多，倒不如先去把病养好，再回来工作。

12月初，任弼时前往苏联疗养，次年5月，任弼时带着苏联医生的嘱咐（不能工作超过4个小时）和自己的体检报告回国，向中央提交了加入工作的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任弼时表示自己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并保证如果夜晚开会的话，自己最迟11点就会退会，白天也会多休息。

在经过中央领导的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批示：

“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个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图|毛泽东

可任弼时工作起来那里只有4个小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工作繁重，为了能减轻同事的负担，他常常会多做一些工作，这也导致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超8个小时。

任弼时的身体也因超负荷工作再次出现问题，医生和毛泽东也多次要求他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可任弼时却常常说：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走99步！”

叶剑英曾感慨道：

“任弼时就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计较。”

图|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

而在延安的时候，他曾与周恩来共同住在一间窑洞的东西两间房内，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害怕把周恩来吵醒，就蹑手蹑脚的从窑洞的窗户跳出去。

1950年6月，周恩来本要前往苏联商讨抗美援朝的相关事宜，在临走之前，他始终关心任弼时的身体，特意去了任弼时所在病房去看望他，还想着将任弼时的病历带到苏联让医生再看看。

巧的是任弼时刚好被推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他也只匆匆见了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一下，他先是嘱咐自己身边的人去找医生要任弼时的病例，又安慰陈琮英道：“这次去苏联，我一定会带回治疗弼时病的最佳方案，请你务必照顾好弼时！”

图|周恩来

陈琮英眼含泪水，重重的点了点头，当任弼时被推出医务室后，陈琮英告知他周恩来来过了，还带走了他的病历，回来一定会把他的病治好的。

可任弼时却紧闭双眼，缓缓地说：“没见他正好，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却什么都做不了。”

任弼时无论在怎样危难的情况下，他都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给别人添乱。

任弼时习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也非常珍惜革命的每一分钱，面对行政部门分给自己的小轿车，他始终不去领，坚称旧车还能做，他身穿老围巾改织的毛衣，改着30年代的旧毯子。

他常常会告诫工作人员：“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是不对的，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呀！”

对待战友们，他总是像“妈妈”一样，语重心长地劝诫他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伸出一把援助之手。翻译家师哲在苏联时因特殊原因失去了工作，任弼时不仅为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还为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妻女。

195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为抗美援朝商议战略决策，主席秘书将关于增援志愿军出国作战等电报送到了任弼时家中，他晚上依旧在灯下研究地图，这让在他身边的妻子陈琮英很是着急，一直劝说他赶紧休息，有事明天再忙，可任弼时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啊！”

图|任弼时、陈琮英

这时的他已经全然忘记自己有重病缠身，不能长时间工作。

10月26日晚上，任弼时吃药过后准备休息，但是这时却有个紧急会议要开，面对妻子的再三阻拦，任弼时置之不理，但可能是因为精神太过紧张，起得太猛了，任弼时还未下床，直接就倒在了床上，在经过医生一天一夜的紧急抢救之后，任弼时也没能再苏醒。

据任志远回忆：父亲晕倒后，我一直守在父亲的身旁，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刘首长（刘少奇）都来看他了，唯独朱德总司令没能到，那时为了抗美援朝朱总司令没少费心思，很是繁忙，但即便是很忙，他还是急匆匆地赶到了家中，俯首在父亲耳边喊着：“弼时，弼时，我来看你了。”也就是这一句话，让本在昏迷中的父亲一下坐了起来，可很快就再次躺下了。

图|朱德

而这一次躺下之后，任弼时就再也没能醒来，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去世，享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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