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九歌到底是什么（九歌称谓几种解释之辨析考证）

湖北秭归县小朋友在屈原祠门前诵读屈原作品《楚辞》

且于《九歌》作为一整体所进行探讨中，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五方面：

01、就其结构而言，如何解释《楚辞·九歌》名称与其实际所含篇章数量间不相符这一特点？

02、就其创作者而言，屈原是否曾参与《楚辞·九歌》创作？

03、其创作时空而言，若屈原曾参与《楚辞·九歌》创作，屈原又于何时何处创作《楚辞·九歌》篇组？

04、就其源流而言，若屈原曾参与《楚辞·九歌》创作，则《楚辞·九歌》究竟为屈原独立创作抑或为其润色修饰后之南楚民间祭歌或楚宗室祭祀乐章？且《楚辞·九歌》与先周《九歌》存有何种联系？

05、就其称谓而言，若屈原曾参与《楚辞·九歌》创作，《楚辞·九歌》这一题目是屈原加之于其辞赋上，或是后人所起总括性代称？

第一个问题属于文本结构范畴，其明确解释需在解决下面四问题基础上回扣时代背景、文本内容得出。二至五问题环环相扣，且均以屈原是否为《楚辞·九歌》创作参与者为前提。

受限于篇幅及笔者能力，本文主要辑录有关最后一问题学界现有成果并进行有针对考证，以阐明"《楚辞》中《九歌》总篇名为创作者屈原率先采纳，并且其与楚地祭歌间具有一定牵连"这一为笔者所倾向的观点。

溯源《楚辞·九歌》之作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谓：“《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

昔楚国南郢（ying,三声）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为《楚辞·九歌》最早之详尽记录。

近现代部分学者态度

近、现代部分学者于此说持怀疑态度！！！

本文试由《楚辞·九歌》创作者、命名者及其与南楚祭祀乐舞三方面入手，逐一考辩各家说法，以证明原说仍具有其可建设，可依赖性！

一、屈原为《楚辞·九歌》创作与撰书者

廖平：图解

近代怀疑《楚辞·九歌》创作者自廖平发端，其主张屈原人物虚构，《楚辞》即始皇三十六年秦博士作仙真人诗。其后胡适继承观点，发难屈原人物真实性及年代记载，认为屈原型乃秦汉人，且提出"《九歌》是最古老南方民族文学，非屈作论断。其后持此派学说者多沿袭此两家说法。学界主流基本遵从原说，于此多持怀疑否定态度。笔者试再基于传世文献角度，提供几点支持原说论证。

第一，屈原生平首可考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若无确凿证据似不宜推翻此篇于屈原阐述。

胡适由"屈原"、"屈平"称呼含混；"屈平既疏，不服在位"、"使于齐"谏怀王"、"虽流放"、"王怒而迁之"等一系列前后逻辑矛盾行迹断定屈原为一"箭垛式"人物。此说似不确。

首先，"屈原"、"屈平"名及字混淆称呼虽不见于《史记》其余诸篇，可无法免除其因后世编辑时混入刘安《离骚传》至使可能。次之，"疏"、"迁"与"流放"能够以时间层次梳理为怀王朝迁汉北及顷襄王朝放逐江南二事，亦非不可解。要之，据《屈原列传》怀疑其人真实性例证单薄，故《屈原列传》于当下仍为记叙屈原身世最为可信赖之史料， 由屈原人物虚构推及其不为《楚辞·九歌》作者一说似难成立。

第二，于《屈原列传》外，西汉辞赋包含大量追思屈原文学创作，考查《楚辞·九歌》与屈原关系最早之确切记载，不必待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于汉赋中亦能有所启发。

考查西汉辞赋作品，明确出现"九歌"之称谓者有二：其一为杨雄《反离骚》，其二为司马相如等《郊祭歌》。

《汉书·杨雄传上》："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独载《反离骚》，其辞曰：'……临江濒而掩涕兮，何有《九招》与《九歌》？……'

1 《尚书》、《左传》等典籍亦记载于《楚辞·九歌》外之先周《九歌》，为避免混淆故用此称。

2 此观点于廖平《楚辞新解》、《楚辞讲义》中均谈及。具体可参看乂田《<九歌>作者新考——兼<九歌>非屈原作品补证》一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 1 月 1 期）。

3 见胡适《读<楚辞>》一文，刊于 1922 年《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后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

4 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即持此说，颇有见地及说服力，影响甚广。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

《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九歌》毕奏斐然殊， 鸣琴竽瑟会轩朱……'"

《郊祭歌》涉及《九歌》内容词文简略，且通篇多铺排辞藻，无法看出其与《楚辞·九歌》 联系。而杨雄《反离骚》则有"临江濒而掩涕兮"表述。屈原披发行吟江畔，自投汨罗。杨雄既为悼念屈原、感怀身世作《反离骚》，使其徜徉江畔、掩涕伤怀者，必也屈原作品《楚辞·九歌》，而非仅为屈作谈及之先周《九歌》。

第三，由《汉书·艺文志》推究《楚辞·九歌》所辖篇目为屈原创作。《汉书·艺文志》： "屈原赋二十五篇。楚怀王大夫，有《列传》。"此处未辑入楚辞各篇名。由班固自序"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得《汉志》实基于刘向、歆父子辑录《别录》、《七略》删裁增补而成。且由"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等表述得知，《汉志》于七略上增添删减篇目标注甚为相尽，故不辑入篇名应未保留刘歆《七略》原貌。再考虑刘歆不应无故删减其父刘向,《别录》，故此条目应自《别录》起即维持此状态。虽不知刘向缘何不具体辑录楚辞各篇名，但此处不妨我们进行推理，刨除确凿为屈原作《离骚》一篇、《九章》九篇、《天问》一篇、《远游》一篇以及怀疑为屈原作《渔父》、《卜居》及《招魂》三篇，此外剩余十篇。考虑汉人将辞赋归属于作者安排或于今不同，剩余部分很可能为《九歌》十一篇，则刘向亦认可《楚辞·九歌》为屈作。

综上，笔者籍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赋文学之《反离骚》及班固《汉书·艺文志》 考查推究，屈原即为《楚辞·九歌》创作者与撰书者。

二、《九歌》总篇名自其创作者屈原之时代即为采纳

现关于《楚辞·九歌》称谓解释，主要流行以下三种具有较大影响之观点：

其一：九为极数非实数

这一论断不仅用以解释《九歌》，还适合于同具备篇名与实际所含篇章数量不相符之《九辩》，持此观点者有张铣《文选注》、杨慎《丹铅录》等。

其二，主张《九歌》各篇为屈作，而《九歌》题目为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置。

其三，称《九歌》为屈原将南楚民间巫觋 歌舞祭神之乐进行艺术性改编

此说源出王逸《楚辞章句》，则按常理判断，屈时及应以《九歌》名之所辖各篇。笔者试与下文对上述三种说法逐一剖析，并阐发《九歌》总篇名自其创作者屈原时代即为采纳观点。

试论

先论第一种说法，九为极数非实数观点特就其内含十一篇独立乐章结构与以九"名"之这一不对称现象提出，此说现有以下疑点。

一、若九为极数虚指，则将此标题视为一大口袋，无论多少篇均装得下，此说貌似能解决问题，可未免多少带有些想当然色彩。

二、屈原曾于其作中多次提及先周《九歌》，如《天问》篇"启棘宾商，《九辩》《九歌》"；

《离骚》篇"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大叔对赵简子亦有"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论述。且不论《左传》此处有无儒者赋予其道德色彩以美化痕迹，此处《九歌》显然为礼仪教化工具，礼实源自祭礼，古人于此态度及其端庄谨慎，不会选择此一无实义词汇命名祭礼乐章。更何况八风为"炎、滔、熏、巨、凄、飂、厉、寒"，七音为"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六律有"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阳律与"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阴律，则此处"九歌"亦必有其所指而非为一纯粹虚数。

再论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搜罗《楚辞》各章并置以《九歌》囊括性标题一说，此说的确尤其 新颖独到之处，其中谬误过于明显，终究难以成立。

首先，淮南王刘安于景帝十六年受封，武帝元狩元年因谋反事泄畏罪自杀，如其有与宾客搜 集编纂《楚辞》举措，当在此间。此说能够解决司马相如等撰《郊祭歌》前《楚辞·九歌》一称不见于秦汉文献这一疑点。

张铣《文选注》："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

杨慎《丹铅录》："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意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尔。"

此说较晚出，然因其观点新颖独到而影响较大。具体可参看聂恩彦《<楚辞·九歌>名称考释》一文（《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

然而，不能因一说合理性即判定此能成立。其还含有如下疑点。

淮南王刘安：豆腐创始人；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

其一，今淮南王之事迹，基本辑录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及高诱《<淮南子>叙》中，散见于《史记·魏其武安列传》等篇目中，其均未有对淮南王整理编纂《楚辞》明确记载，后世亦无是说。根据现《楚辞》辑录入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淮南国治所为楚古都寿春及淮南王刘安"好书"、"辩博善为文辞"等揣测其编订《楚辞》并作《九歌》篇章题目仅为一假说。

其二，淮南王刘安既博学善文辞，纠合门客作《洪烈》一书，其应曾浏览先秦典籍记载之先周《九歌》。纵然其于记载先周《九歌》之先秦典籍未有涉猎，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记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淮南王安既作《离骚传》，则其必熟稔于《离骚》文本。《离骚》涉及《九歌》者有如下一段：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虽其语句晦涩，阐述例来莫衷一是，然其得以确定者是与"太康失国"一事关联，而《离骚》词句则将夏康荒淫放纵祸首指向《九歌》，故即便为淮南王安及其宾客以拟托手法为《楚辞·九歌》各篇章赋名，亦不应将其与亡国之音相关联。

最后，试探讨王逸《楚辞章句》中所谈《九歌》原为南楚民间巫觋祀神之乐舞，及至屈原将 语句润泽加工遂成今本观点。

此说亦需面对两点无法回避问题：

一，屈原缘何要以夏康失国之乐称谓赋其新辞？

其二，《楚辞·九歌》总篇名为何于其所含十一篇乐章数量相抵牾？

虽笔者自身也未能给出有信服力解释，然王逸所处时代毕竟去古未远，否定证据不足情况下仍当以原说为是。

关于原说存有之两点疑惑，闻一多先生及过常宝先生均提出较有创建之假说加以解释，现辑录于下以供参考。

涉及"九"字之考察，闻一多先生持《九歌》主祭东皇太一，《礼魂》为送神曲，"而《九歌》这称号是只应限于中间的九章插曲"一观点。此说避免前人为凑足数量而合并或删减章节削足适履之举，又充分考察文本内容，较使人信服。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过常宝先生主张《九歌》题目为屈原沿袭南楚民间祭祀乐章称谓，其如此阐释《楚辞·九歌》源流："它是在舜的授意下，由禹或质编撰，最终通过夏启德运用而使之定型、流传的"， "处于沅湘之间的三苗后裔直接从夏启那里继承了这一祭典，而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又为这一活化石的保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说理论不落窠臼又颇能自圆，然其与现有研究成果多由颠覆，不易为读者接受，且牵涉面未免过于宏大，部分细节较为模糊尚待完善。

综上，当新证据未能确凿无疑，逻辑推断尚存缺漏情况下，仍以存旧说为宜。即《九歌》总篇名自屈时代即为作者接受采纳，非后人增补而作。

三、以《湘夫人》为例分析《九歌》与楚地祭祀乐章之关联

湘君湘夫人画像：文徽明48岁作，故宫博物院藏

楚地尚巫觋鬼神淫祀之风及屈原受左徒及三闾大夫职官与《楚辞·九歌》原始宗教色彩间联系前人已多有论述，兹不于此再作赘余。本处试另辟视角，由其文本结构及意象特征入手， 以《湘夫人》篇为例，论证《楚辞·九歌》与楚地祭祀乐章间关联。

《湘夫人》全文篇幅过长，现不予收录。

试梳理《湘夫人》一篇大致表现模式，可归纳为如下诸步骤：

开篇即以男性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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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则以大段景物铺陈抒发对湘夫人之渴慕及期盼之情（包括描摹沅水滨靡芜景色及想象"筑室水中"雅致华贵场景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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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末交代候人未至结局，于怅惘中向神明表示深长怨望（即"捐余袂兮江中"等六句）。此种三段式的表现模式同样适用于《山鬼》、《少司命》等篇。

此模式下通篇都缺乏对神女形象直接描摹及对人神互动之表现，它刻意突出隐匿于文本后主体之"单相思"，以表达那种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怅惘、哀怨之情。

即《九歌》中的描摹对象较为模糊，缺乏完整性与独立性，而是更多作为一个意象符号出现，需要融入通篇情感中去咀嚼、把握。

这也是为什么《少司命》篇中描摹主体的性别至今众说纷纭的原因之一。

当然，读者亦能于其中概括出《九歌》描摹对象之一二特点：

首先是其较多保留原始宗教中的"神性"特质

如《少司命》篇中"乘赤豹兮从文狸"与"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等；

其次，《九歌》在人神交接中是缺乏二者的共鸣与互动的，它更多从情感单方的角度，摘取悲剧性的片段加以阐述。

不是一方的苦苦煎熬期待"思公子兮不得闲"（《山鬼》）,就是渲染离别之情的难分难舍"悲莫悲兮生别离"（《少司命》）。概而言之，《九歌》中所描摹形象更多来自于文本创作者带有憧憬与爱慕情感的"情话"式的描述。

然则此种文本结构特点究竟来源自何方？

朱熹画像：南宋理学家，世称朱文公

朱熹于《楚辞辩证》中将此种经典架构概括为"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即采用迎祭的模式进行人神之间的交流。究其源流，可追溯到"索祭"这种较为原始与普遍的祭祀形式。《礼记·郊祭牲》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诸远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诸远者与？"按，索祭即配祭，受制于其所祭祀鬼神身份等级需于主坛下或庙外祭祀；因其居所各异，祭祀者须四处寻探及迎接。《高唐赋》有"醮诸神，礼太一"记载，九歌《东皇太一》篇又侧重于陈铺祭祀场面的繁华庄重，而缺少人神交流的具体情节，有别于其他诸篇，由此亦不难看出东皇太一突出之主神地位。从身份地位方面裁定，《湘君》、《湘夫人》、《山鬼》与《少司命》四篇皆够划归到"索祭"范畴。按此言，《湘君》篇"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山鬼》篇"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所隐匿于文本背后主体之苦苦召唤即期盼即为"索祭" 中邀请性仪式之体现；《少司命》篇"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中神灵一露面便倏忽即逝也与其仅作为陪客远来受飨，而无权在宗庙坛台上长久停留有关。要之，《楚辞·九歌》 欲迎还拒、曲折含蓄之特定结构样式即从祭歌中来，其与南楚祭祀乐舞应有较深之渊源。

综上所述，能够推究屈原为《楚辞·九歌》创作及命名者，《楚辞·九歌》文本结构及典型意象源出于楚地祭祀乐舞。

由此观之，于新说证据不足情况下，王逸《楚辞章句·九 歌》解释仍具有其较高真实度及可信赖性，为《楚辞·九歌》研究不可忽视一重要佐证。

参考文献

[1.]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2.]许子滨.《王逸<楚辞章句>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 [3.]孙作云.《九歌十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2

[4.]聂恩彦.《<楚辞·九歌>名称考释》[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

[5.] 董运庭.《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总体廓清——再读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6.] 乂田.《<九歌>作者新考兼<九歌>非屈原作品补证》[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 1 月第1 期

[7.]周建中.《屈原"流放"江南考》[J].文学遗产.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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