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从全球治理的层面认识和加强南南合作）

作者：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 王大为

2020年4月17-19日，七十七国集团（下称G77）和中国将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召开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由于自2005年第二届首脑会议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G77成员可以利用此次会议深入讨论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如何加强南南合作，改善全球治理，推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南南合作的“初心”在于追求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经济合作，也帮助发达国家迎来了持续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参与和受益程度均相对有限。当时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较为不利的边缘地位，经济上依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

在这一背景下，1955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印尼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重点讨论了亚非国家人民实现更加充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的方式和途径。由此开端，南南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塑造更加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补充”选项。1964年，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动成立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七十七国集团。前者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规划自身发展战略的“南方思想库”，后者则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政策立场提供了机制性政府间平台。南南合作因此在1960-1970年代迎来一段高峰，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推动多边贸易体制逐步接受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成立了一系列商品组织、召开了数次南南合作大会、推动南南合作议题进入联合国进程、争取到有关联合国机构为南南合作提供支持、倡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而在1980-1990年代，由于拉美爆发债务危机以及新保守主义理论在经济决策和发展战略中占据优势，南南合作逐渐转入低潮。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表现转好，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投资、金融、发展等方面合作不断迈向新台阶，南南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议程中的“热度”又再次上升。

那么，什么是南南合作？2019年联合国第二次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BAPA 40）有一个宽泛的描述，即“我们认识到，南南合作是南方国家之间进行的合作，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可在双边、区域或区域间环境下展开，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考虑到南南合作的原则，通过协同努力实现发展目标”。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国际社会迄今并未就南南合作达成一个一致的官方定义。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南南合作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并行的进程。

在宏观层面上，南南合作继续万隆会议开创的传统，即倡导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创新等方面开展经济合作（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ECDC），其根本导向是追求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G77曾先后于1976年和1981年分别在墨西哥城和加拉加斯召开两次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大会，后者并通过加拉加斯行动纲领（CPA），包含了颇具雄心的一系列倡议。此后，在2000，2003和2005年，G77又召开了两次南方首脑会议和一次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就南南合作表达了一系列主张。

在微观层面上，南南合作聚焦于技术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CDC），更多体现南方国家间“互助”导向，即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用官方资金相互开展具体的技术援助项目。如果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加入，则南南合作即成为三方合作。第一届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于1978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作为联合国政府间进程，发达国家也同样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

二、当前南南合作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应该说，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当前南南合作都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

从机遇方面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是南南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基本面。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1970年为5850亿美元，2000年增至约7.29万亿美元，2018年则进一步大幅上升到33.83万亿美元。就全球占比而言，1970为17.2%，2000年上升至21.6%，30年间增长约4.4个百分点。而从2000年至2018年间，占比则暴涨18.1个百分点达到39.7%（具体变化趋势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