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御史台主要机构（元代兼领侍仪司事官员）

元代兼领侍仪司事官员，在策划礼仪典制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去世，裕圣皇后命令阿鲁浑萨理率领翰林集贤及太常礼官备礼，册立成宗登皇帝位。大德三年（1299年），再次担任平章政事。大德十一年（1307年）春，成宗晏驾，阿鲁浑萨理悲伤成疾，于八月十七日薨于大都，年六十三。

阿鲁浑萨理历事两朝二十余年，皇帝十分重用，有时会一日多次召见。有人认为其预国休戚为大不敬，皇帝为其力争。赵孟頫称赞道：“公开明廓深，喜怒不形于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时务，识大体。”

由此可见，阿鲁浑萨理学究天人，道通孔李，可谓全才矣。《太史院铭》中也有记载，阿剌浑萨理，任左侍仪奉御。“（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左侍仪奉御臣阿剌浑萨理，迁集贤学士，寻迁大学士，并兼太史院事”。

此处阿剌浑萨理即上述阿鲁浑萨理。史料对于阿鲁浑萨理所任官职名称记载有误，“（至元）十二年（1275年），省左侍仪奉御，通曰左右侍仪”。因此，史料中记载的“左侍仪奉御阿鲁浑萨理”应为“左侍仪阿鲁浑萨理”。

阿鲁浑萨理精通儒学，由宿卫入仕，任职侍仪司，文化素养较高，升迁速度也较快。巎巎，字子山，康里氏。其父为曾兼领侍仪司事的不忽木。巎巎博通群书，修身正心。“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

他由宿卫入仕，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转秘书监丞。后又“改同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升河东廉访副使。未上，迁秘书太监，升侍仪使”。

巎巎以重望居高位，甚是雅爱儒士，深信以儒致治，曾向文宗说明科举取人才以济世用。由此可见，侍仪司职官的入职方式多样，由宿卫入仕的官员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儒学与礼制，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些官员在侍仪司内担任的也是较高的职位。

中统三年（1261年）李璮之乱之后，忽必烈“撤罢汉地世侯，分军民治之，置牧守，行迁转”。“官员担任职务，都有一定的任期；任期满后，根据资历和在职期间的表现，调动工作，称为迁转”。侍仪司中大多数官员是由他职迁转入侍仪司为官的，例如：买住，任侍仪使。

右侍仪奉御忽都于思之兄子，“时则忽都于思公，实以通材敏识，左右经画，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孙群从，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践修职业，往往有闻于时”。买住幼时就跟随忽都于思，学习礼乐，并且侍奉太子真金。曾跟随世祖亲征，忽必烈因其功绩而命中书授官，后又特授同知都护府事。到了成宗时期，再进秩二品。

武宗时期改通政使，不久又拜湖南廉访使。“在官一年，部内清谧，以母老乞归侍养。遂拜侍仪使，使修其世父之业。赞理仪章，整肃班著，无违节失度，上每嘉赏焉”。买住虽为闲职而任职侍仪司，但是对于整理礼仪典章作出重要贡献。

陈用晦，字子明，任通事舍人。其父为陈旺，字天禄。祖上为睢阳（今河南省商丘）人，后迁徙至东平（今山东省泰安），入籍定居于汶上（今山东省济宁）。陈旺以贵义教子曰：“谨身承家，人所当然。贵义贱利，世之罕有。汝曹第视吾平日所行，能弗远，远大可期也。”

诸子皆安家立业，有所成就。陈旺也以用晦贵，赠奉议大夫、骁骑尉，追封聊城县子。用晦成年之时游于京师，受到达官贵人赏识，“始从事省闼，历官甄用、利用二监，转通事舍人，升奉议大夫、崇祥院规运提点，所在以才廉称”。

陈用晦之弟陈君谅也曾担任过侍仪司通事舍人一职。邢山而，任侍仪使。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康靖邢琏长子。“由近侍擢奉训大夫、嘉酝局提点，寻加朝列大夫，又加中议大夫、典瑞少监，迁太监、卿。会升监为院，就拜典瑞院使、官资善大夫，改侍仪使，转光禄卿”。

邢山而与其弟邢海住都曾任侍仪使。邢海住，任侍仪使。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康靖邢琏次子，侍仪使邢山而之弟。“起家中宪大夫、詹事院断事官，迁嘉议大夫、侍仪使，擢工部侍郎，卒官通议大夫、光禄大夫卿”。

邢氏父子兄弟遭时治平，皆愿谨自持，上结主知，迭膺是选，深受朝廷重用。以上是元代侍仪司职官的主要任职途径以及官员任职情况的相关介绍。

侍仪司官员任职途径多样，官员民族成分也同样复杂，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高丽人等。韩仲辅，一名观音奴，乃高丽清州人，曾任侍仪司通事舍人。其父为河南府总管韩永，世以儒术为业。“韩仲辅因通晓高丽、蒙古、汉诸种语言，故能胜任通事的职责”。

无论何种民族，由于侍仪司职能专业性的需要，多种选任方式下选拔出来的大多为精通礼制、习熟礼仪的人才，他们对于侍仪司的设置与发展、各项仪式的准备与执行乃至元代礼制的制定与完善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贡献。

熟悉汉族传统礼乐制度的儒生及亡金故老奉命“起朝仪”，并担任首批侍仪司的官职，为元代朝仪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兼领侍仪司事的众多高级官员对于元代礼制提出重要建议及策划；侍仪司的各级官吏保障宫廷仪式依照程序顺利进行。

因此，侍仪司官员是整个机构中的重要部分，他们维护与发展了元代朝仪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元代文化的繁荣。

关于元代侍仪司的职能，《元史·礼乐志》中有详细记载。元廷在侍仪司设立之初也曾颁布诏敕命令正月元日、圣节、朝会等重大节日时，以及百官表章、外国进献、使臣谒见皇帝、大臣入朝叩辞帝王等事皆隶侍仪司。

侍仪司负责元代重要时刻的各项仪式，“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

元代侍仪司的职能可大致归纳为奏请策划、布置引导、代祀岳渎、编排卤簿以及兼掌起居注等五个方面。

侍仪司设立之前，元代礼仪制度并不完善。侍仪司官员对于未定之朝仪也有奏请与策划的职责。侍仪司设立后两个月，便开始奏请策划相关仪制。

至元八年（1271年）夏四月，“侍仪司奏请制内外仗，如历代故事”。史料中有许多关于兼领待仪司事的官员呈请制定礼仪之事的记载。侍仪司设立后不久，大司农、御史中丞兼领侍仪司事便奏请令各官自行依照品级造公服来迎拜行礼。

“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行中书省官除迎送赦诏及诸王外，其余并不须迎送。’钦此”。

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相关规定则有所变化，“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司农、御史中丞兼领侍仪司事奏：‘每遇圣节、元日、诏赦并各官受宣敕，除沿边把军官再行定夺外，诸路官员，合无令各官照依本品自造公服迎拜行礼。’

钦奉圣旨：‘除沿边把军官外，那般行者。’钦此”。《元史·世祖纪》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刘秉忠及王磐、徒单公履等言：‘元正、朝会、圣节、诏敕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从之”。两则史料时日相同，内容相似，应为一件事。

也就是说每逢遇到圣节、元日、诏赦、朝会、百官宣敕等重要时刻，除了沿边把军官再行定夺之外，诸路官员应该令各官自行依照品级造公服来迎拜行礼。

公服的形制有严格规定，“公服俱右衽”及“偏带俱系红鞓”，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官员品级不同，公服的颜色、图案也不同。五品以上官员虽皆为紫罗服，但是公服上绣的花的种类和直径大小不同。

一品官服上的图案为直径五寸的大独斜花，二品官服为直径三寸的小独斜花，三品官服则为直径二寸无枝叶的散答花，四、五品官员的紫罗服上是直径为一寸五分的小杂花。六、七品官员的公服为绯罗服，图案是直径为一寸的小杂花。

九品官员着绿罗服且无文罗。官员所佩腰带的材质也有所不同，一、二品官员所佩腰带分别为玉带、花犀带，三、四品为荔枝金带，五品至九品皆为犀角带。

总的来说，从中统五年时的“送赦诏以及诸王”须迎送外，到至元八年时增加了各级官员在圣节、元日等重要时刻着公服迎拜行礼的规定，以及公服形制的规定，说明了元代统治者对于礼仪逐步重视与规范，兼领侍仪司事的官员在奏请策划元代礼仪典制的过程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