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已饱受难民流窜之苦（探访欧洲国境线上的难民危机重灾区②）

近年来欧洲的难民危机，不断挑战着“主权国家”的意涵，也冲撞着我们对人权之边界的想象。随之而来的欧洲不同国家的难民政策、难民融入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也渐次成为舆论战争的焦点。民粹主义者不断放大难民为欧洲国家制造的问题，并把他们不断越境的行为叙述成对更好生活条件的追寻；而左翼自由主义者在面对难民危机时的“道德受虐癖”，使其对种种症结选择性视而不见。作者探访了法国和意大利边境的难民重灾区文蒂米利亚，在由志愿者组成的乌托邦式的庇护所Kesha Niya中工作多日。本文并非试图提出任何关于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尝试由切身的考察勾勒出一个认识难民问题的方式：许多政府并未遵守他们许下的收容难民的承诺，警察在这场危机扮演了暴力机器；而难民则在任何地方都难以真正“落地”，以至于不得不陷入持续越境的困局。类似于Kesha Niya这样和警察关系紧张的庇护组织开始涌现，志愿者们构筑着“礼物”式的乌托邦，它们能为难民庇护社区提供新的想象吗？（本文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者李丹所摄）

Kesha Niya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我也曾到过老牌的无政府主义农场Longo Mai，后者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秩序与结构，并与市场接轨，在有机消费热潮中也能有所收益。当我在Longo Mai问一个生活了七年的小伙，怎么表述Longo Mai的政治立场。他说大家都知道是无政府主义，但没人会明白地这么说。激进的政治立场似乎在淡化，当年接纳被智利皮诺切军政府驱逐者的历史也远去了，虽然现在仍然接纳了几个难民，但不会作为政治组织发声。在老牌实验农场去政治化的同时，我此次拜访的新生组织完全在未知中摸索，不回避一切尖锐的政治问题。成员多有各国的难民扶助经验，不是避世隐居而是密切关注国际局势。这也许是一种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嬉皮和游牧？

Kesha Niya和警察

在我离开的两天后，Kesha Niya在日志中这样写道：“今天，在轻松愉快的食物派发结束后，警方没有向往常那样查过证件就放人，而是没有理由地逮捕了一个成员，意大利警察拒绝让他接触律师或翻译，限令他三年不得再来文蒂米利亚。”

成员用漫画表现的被捕事件。

我们每天经历的查证件是在夜间归途，会出现一个白天没有的检查点，法国警察看一遍所有人的证件，有一次他们收走所有证件，在自己的车里似乎在查询什么，令我们非常紧张。

10月，在我到来之前，Kesha Niya成员决定在Casapound的露天信息站举行一次和平游行，Casapound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反移民极右占屋运动组织。尽管只带了少量的横幅和乐器，9人都被逮捕，指纹和照片进入系统。

根据一个成员的记录：“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提供了证件（因为我怀疑他身份，我要看他的证件但他不给我看）。 期间我用意大利语和英语喊：’我们有权说话’，他们在保护法西斯的同时，阻挠我们的言论自由，因此我们敲着鼓唱起《Siamo tutti antifascisti》（我们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Kesha Niya哀叹：“我们注意到所谓’常规控制’的增加，志愿者越来越被警方记录和骚扰，或许这样是为了阻止人们帮助难民，或许只是偏执狂式地展示警察的力量，来压制平民，尽管后者采用的是小小的和平的姿态。”

Kesha Niya最初成立于2016年3月的加来，为的是回应那里的难民不人道的生活条件。 “我们坚信，目前的边界阻碍了所有人的自由、安全和人权。 边界不仅导致进一步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仇恨，而且迫使人们陷入令人难以置信的迫害，承受死亡风险。 我们认为，人权不应该取决于你的出生地和生活地点，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机会。”在介绍中，他们这么说。

我在时，连一个一向反叛的成员都表示妥协：“我们考虑下做标语是不是不写Antifa（反法西斯行动）了，只写’人权’和’开放边界’的字眼，因为这个镇子上太多法西斯了，这样大家都不会觉得被冒犯。”这是在夕阳下开往文蒂米利亚的路上，在凶险的盘山公路上大声放着80后集体记忆的摇滚，两边是壮阔的山脉和野松林。车里的其他小伙伴对他这样妥协的提议报以沉默。

今年斋月期间，由于警察的追赶，烹饪点变了四次。

“人类学警察“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梗，这源于一个忽然造访夜间派发现场的年轻人，自称是人类学学生，远远观望，每次都没有参与派发，”他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放心我不是警察，我怎么可能信任他！”一位成员说。

我们还在火车站认识了一个巴基斯坦人，来自拉合尔，他留着意大利风格的中长发，不是难民，和很多巴基斯坦人一样在全球服务业打工，先来到西西里，然后到了文蒂米利亚准备找工作，“不排除再到法国，如果那更好的话”。我们都觉得他长得像意大利人，在意大利三年，他已经能讲很好的意大利语，“西西里人说我像意大利人，那不勒斯人也说我像意大利人。”他本不需要免费的食物，但认识我们之后每晚也会来派发现场凑凑热闹，和我们说笑，或就姿势很帅地坐在路边铁栏杆上，看着眼前的队伍。没想到后来一个Kesha Niya成员说：”这个人我也很怀疑。他看上去像黑手党。”他又说：“即使难民中间，也有一小撮人和警察有说不清的关系，他们会为警察做事”。

建立怎样的难民避难所社区？

在难民、志愿者组织都和警察关系如此对立的情况下，怎样建立起一个避难社区呢？

据媒体报道，意大利边境难民的危险和健康风险比去年10月被当局拆除之前的“丛林”难民营严重得多。“这很像法国当局现在处理加来局势的方式，他们一直在努力确保人们不要在那里建立营地并稳定下来。”而Kesha Niya正是想通过提供临时服务，建立起一个社区和支持网络。

在一篇有趣的文章《想象中的避难所》中，牛津大学学者Nicholas Van Hear提出了一个乌托邦的构想：从难民自身的社会联系中，并在同情者的帮助下，建立一个同盟性的、跨国的政治组织，称之为“避难所”（Refugia）。他主张“建立一个兼具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特性的全球性避难所，统一管理各地难民；并与各个难民聚集地的东道国达成协议，设立一系列自我管理的避难所领地，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各个避难所领地之间互相联系，人员可以在其间流动”。在文章中，他所举的例子就包括在同情的志愿者帮助下的加来“丛林”难民营和文蒂米利亚的定居点。

Kesha Niya成员帮难民处理伤口。

我对此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临时定居点看上去有社区的形式，其实只是暂时的非常脆弱的平衡状态，也是艰苦斗争的结果，随时会因为各种因素中断：警察更大力度的干预、冒着被逮捕风险的志愿者的撤出。还有我目睹的不团结情况也让我怀疑能否能否存在理想的社群形式超越民族和种族的偏见。难民定居点总是陷入“贫民窟化”，他给出的方案是避难所居民可以在其组成领地的各个部分之间流动，但他所设想的自由流动在关闭的边界面前也难以成立。

据我观察，政府希望难民营纳入自己的体系和可控范围，自治恰恰是他们最不想要的。自治不是一个提议，而是历来和激进的、反政府的、被压制的危险斗争联系在一起。加来难民营的情况也是警察在不停阻挠一个有机社区的形成的过程。然而一切仍在向着理想前进的摸索中。

在文蒂米利亚，Kesha Niya每晚会让15个难民担任志愿者，给他们穿上荧光绿的马甲，帮助搬运食物、派发、维持秩序和收捡垃圾，一切结束之后发给他们比普通难民更丰盛的套餐，包含水果。

通常他们会使命感爆棚，用阿拉伯语委婉而坚定地制止插队者，看到真的老弱病残则自己去领一份饭递过去。

一个人在我旁边弯下腰，我神经反射地想拦住他钻线，结果一看他穿着荧光背心，他尴尬地表示在捡垃圾。难民通常会把用过的茶杯随手乱扔，整个停车场都会杯盘狼藉非常可怕，而难民志愿者整个晚上弯着腰拿着塑料袋默默地捡，通常完全结束时也就恢复干净。他们每天轮换，但也时不时能看到熟悉的面孔，这是难民中的积极份子，也是生活方式上“和我们更接近”的人，会主动要加whatspp，热衷和我们自拍。

每次看到熟悉的人，都觉得似乎这里的生活没有变化，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事。

在文蒂米利亚，每晚食物派发结束，难民会主动过来问：鼓在哪呢。然后开始每日的仪式：中心的人敲鼓唱歌，外围的人以一种旋转的队形跳着传统的苏丹舞蹈，有人说他们在唱一首深情的歌。远远看去也算是锣鼓喧天了。难民非常容易开心起来，这个时候可能他们能忘记死亡、伤残、在边界遇到的所有挫折。志愿者这时可以在路边稍微放松紧张的神经，望着他们抽一会烟，或者加入进去跳一会，庆幸这一天没有警察的干预。还有难民在更远的地方踢起了足球，在非常昏暗的光线下。

一个难民看着眼前问我：“你开心吗？”他在可怕的处境中还关心着我们的感受。我说：“我和你们在一起很开心。“他说：“我们现在也开心。”

荷兰女孩学了一点阿拉伯语，正在计划打印一些阿拉伯语诗歌出来发给大家。这是她在另一个欧洲难民危机前线国家希腊得来的经验，她在希腊做志愿者时做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本来计划让难民读小说，后来发现，他们更爱读诗。

我碰到这个社群中唯一的利比亚人。这个痛苦的年轻人向我发了一个晚上牢骚：苏丹人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偷走了他的手机、衣服和背包，“一觉醒来都没了，都说没看见”，以至于现在夜里很多时候他在桥下睁着眼睛不睡。他以前在利比亚也算家境殷实，而现在，他指指桥下，“这就是我的房间。”他说他会记住这些人。他用钱买友谊，常有苏丹人过来说要去医院急用，给点钱吧，要买包烟，给点钱吧，我们是兄弟，他一般来者不拒，散出去很多钱，当他想要钱时，都推说没钱没人给他。如今，号称能帮他进入法国边境的蛇头开价150欧，他没钱了。他疏离地望着身边正在唱歌跳舞的苏丹人，这样的“傻乐”在他眼中有点愚蠢和原始，“我跟他们不一样”。他戴着一个时髦的头巾，一个文质彬彬的眼镜，但身板厚实，背着一个临时领来的背包。他在此滞留了一个月，一个月下来已经能听懂苏丹人讲话，但没有朋友，他极其孤独，迫切需要跟人交谈，现在的交谈仅限于和身处危险的利比亚的家人。他说他的生活不在这，未来在法国，“法国明显更好，不是吗，你看，每天来送吃的是你们这些住在法国的人，而意大利呢？这里不好。”法国在他的想象中像天堂一样。他已经试了很多次，每次步行八个小时，受阻再回来，有时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来，有时是晚上出发早上回来。我无法想象他们怎样在夜间崎岖的山里步行八小时，连我们坐着车都觉得路上艰险寒冷。他也让我开始思考难民社群的团结。

分别时，他说明晚不会来领饭，这个时间预计正是出发的时间，将进行再一次越境的尝试。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向桥下走去，而是坚定快速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式，不知今晚在哪过夜。当天晚上回去的路上，我们在山中驶过几个举着手电筒的法国警察，他们正在专门用来拦截夜间越境者的，我们的卡车跨国后者梦寐以求的边境线。后来我再没见到他，希望他成功抵达，希望他未遇险。

难民和志愿者的关系

M来自阿姆斯特丹，是个漫画家和纹身师，给Kesha Niya画了很多很棒的漫画，帮助难民不是一项使命，而是她的生活方式。由于来去自由，什么时候离开是大家常互相询问的。M说：“我在这没有deadline。”在我参加食物派发的第一个晚上，派发几乎结束的时候，她忽然哭着跑开了，后来回去的途中大家把她找回来，她坐在驾驶室一边卷烟一边流泪：“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之前有一刻我忽然谁都看不见了。”漆黑的山路上，开车很猛的高大、不善言辞的德国小伙温柔地安慰她：“我们谁都没有丢下你。”

Kesha Niya成员在这里并非百分百感到安全，早在2015年在文蒂米利亚就发生过女志愿者被难民强奸的事件，当时在中国被热炒，很多类似《“无国界”志愿者被苏丹难民轮奸，同事要她顾全大局别捅出去》的标题，成为国人冷嘲热讽“圣母癌”的绝佳案例。事实上，难民的行为失范和精神上的不稳定状态不能简单地加以妖魔化，一个社区的面貌是多行动方的行为共同造就的，必须对其中的复杂性详加考察。

一个蹲在墙根的难民曾递过来一瓶啤酒，讳莫如深地说：“喝吧，我请。”我们惊讶地拒绝。之后另一个难民则不屑地说，他们穆斯林在苏丹原来都是不喝酒的，有的人来了欧洲就开始喝了，“喝酒的不是好人，他们是少数。”为了避免酒精带来的打架斗殴事件，当地政府规定超市在晚上7点后不贩卖酒精饮料，这给商家带来大量损失。

在桥下见到他们的第一个晚上，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恐惧。有人朝我喊：“Japanese，kiss me！”还有人不断涌到我身边，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我只能好笑又无奈地解释，我不是法国人，和我结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用凳子和绳子拉出排队的框，可人们总是试图插队和寻找突破口，而我的工作是把守在突破口把试图从绳子地下钻过去的人揪回来。第一个晚上，我看到不少人身上缠着纱布、绷带，很多是他们之间互相打斗留下的。用身体阻止这些饥饿的人插队，让我有些害怕，因为他们插队的意志如此顽强，行为似乎完全没有受过现代社会的“规训”。

后来我才明白，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游戏。

他们看我阻止，自己嘴里也会模仿我们喊着：“No zigzag！No zigzag！”还有人专门过来嬉皮笑脸地说：“Zigzag is bad”。我说“朋友请排队”的时候，他们会说“队在哪里没看见”，有人用夸张的表情抱怨队太长了，但插队的举动有时只是玩笑。有人向我展示他残疾的腿，这时我会有些分不清真假，迟疑地让他钻过去。在我参与派发的夜晚，秩序整体都很良好，总的来说，难民和志愿者彼此体恤。

一天夜里，食物派发和唱歌跳舞都快结束了，人群渐渐从停车场散去，路灯在地上的水渍中倒映着惨淡的光，我看到法国女孩Y瘦小的身影和两个难民在往远处的桥下走去。他们周边没有别的志愿者，桥下是我之前没有涉足过的区域。我一阵紧张，开始往过跑，喊着她的名字。他们的剪影停下来等我，她说：“谢谢你，但我只是想看看他们睡觉的地方，不再往前走了。”眼前展现出成片毯子、破布、硬纸板在肮脏的地上杂乱放置的辛酸景象，还有人生着火，晚上太冷了。她说：“会不会吵醒大家？”难民说：“没事，这个点都还没睡。”事实上已经有人睡下，还有人专门坐起身来冲我们羞涩地笑笑。最后，这个法国女孩一遍遍说着，希望你们成功到法国。

Y此前在巴黎做了五年地社工，后来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节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可小城市难找社工工作，目前待业。她是个很腼腆小心温柔的人，和难民聊天时通常全神贯注地聆听，其他时候一个人默默地抽烟。有难民听到她是法国人，立刻说请带我去法国吧，太艰难了，“法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一个我和她单独聊天的清晨，说起难民危机和紧急状态，她毫不迟疑地说认为应该开放边界，“关闭边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事情更坏，滋生更多的愤怒和仇恨。”她朝着晨雾说，身边有太多不欢迎难民的法国人，她的家人也表示不欢迎难民，这让她很伤心。

礼物的乌托邦

人类学家莫斯认为反抗资本主义必须建立互助的草根组织，在资本主义的旧壳之下互相帮助和自我组织。当年的莫斯为苏联重新引起市场和1920年的新经济计划所困扰。他的礼物经济被诟病为改良主义，却是很多无政府主义组织实践的原则。

派发/分配（distribution）本身就是礼物经济中的一部分，而难民危机可以是挑战交换经济的一个契机。欧洲急需建立新的分配制度，既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对礼物原则的召唤，也是在对中东乱局的负债之下。在这个政治语境下，每个个体的选择，对难民问题的介入，也可能成为更新自我的契机。

“爱、礼物和生产”成为Kesha Niya的主导话语，出现在日常词汇表和每次集体讨论，成为时刻检视自己的标尺，这是按官僚制度运转的扶助机构不能比拟的，新生的组织希望每一刻都在初衷中。

早晨，罗马尼亚女孩和营地的大狗。

Kesha Niya营地的工具角里写着：“要么DIY，要么就去死吧。”厨房、水房、所有劳动的地方，都在实践DIY原则。历来礼物思想是DIY文化的基础，消费主义伦理鼓励消费现成的产品，而无政府主义者采纳的是生产主义伦理。

Kesha Niya的共识包括：“’市场赋予价值’中，生产是为了利润；而’自我赋予价值’中，生产是基于需要。要主动地生产文化，而非被动地消费文化产品。”

看上去不合时宜是必然的，那是因为人们对消费文化符号习以为常，连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的难民也不能避免。Kesha Niya成员都觉得光脚走路更健康奔放，一个新认识的难民怜悯地跟一个芬兰女孩说：“姑娘你把我的拖鞋穿走吧。”但是处在临界状态的他们仍然可能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如自己也来从事志愿工作的难民。这里也存在着思考新的政治思想的可能性：如何挑战民族国家框架和民族主义的各种形式，如何把赤裸生命和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相结合……

不可否认，与此同时，乌托邦有自己的问题。

我到的第一个晚上就见证了社区的危机。

在派发食物回来之后，约晚上10点，大家在昏暗漏风的厨房集体晚餐，之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Kesha Niya的创办人之一L说，士气低落已经有一阵子了，很多活没有人干，“有时我就默默自己干了，但我不可能干所有事，起先我会好好地跟别人说：你去干下什么什么吧，可是没人听，于是发展成喊叫，但我讨厌我这样。有时候我都想，干脆我离开一个月吧，受不了了。可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他非常委屈地说。但其他人显然跟他的想法不同，不止一个人直接说：“如果你想离开就离开一阵子吧，这样对你也好，也符合这里自由的原则。没了你我们也能生存下去。”L说：“为什么每次我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就会变成这样。”M对L说：“想要一个拥抱吗？”她抱住L，L无声地哭了。此前在外面执行任务时这是一个神清气朗有着领袖状态的人物。美国小伙也反省说：“我们是不是把太多能量都用于内耗了：内部的关系和组织，是不是应该回到初衷回到难民身上。”现实并不轻松浪漫，组织还面临着钱的难题，各种燃眉之急。

深夜回到大帐篷的通铺，法国男孩跟我说：抱歉，你一来就赶上了这种危机。我说这样有助于我快速搞清状况。所幸大家说开，接下来的时间我看到每个人都很有劳动热情。

每天上午11点，大家在蓝色帐篷——一个典型的嬉皮帐篷里开会，公开讨论一切事务，集体决策，并安排今天的任务人手。大家会集体决定钱怎么花：如果钱是有限的，是花在修建厨房上，还是花在完善其他设施上。当我问及能不能拍照的时候，美国男孩迟疑地说：“现有的这个厨房看起来太简陋了，我们自己知道是好的，但别人看到照片可能误解。”

成员每天吃着垃圾桶捡来的食物。大家都觉得每天“垃圾桶潜水”（dumpster diving）是理所应当的。

因此我们尝遍了大型连锁超市所有口味的面包，还有牛奶、蔬菜。“垃圾桶潜水”的理念一直在欧洲盛行，不仅有经济困难的穷人会这么做，也成为反抗食物浪费和消费文化的方式。大超市通常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丢进垃圾桶的食物大部分都可以食物。实践者相信“垃圾”是一种社会建构，对待垃圾的态度反映了生活方式和政治立场。在现代超市中，季节不再成为决定卖什么食品的因素，更好的冷却系统和更快的运输方式使所有食品的贩卖成为可能，其中大多数都是用标准化的方式做成塑料包装。超市中商品的陈列方式和空间秩序是基于营销策略的，目标是卖得越多越好售，获得最大利润。而包装上的最佳日期是销售策略的一部分，也是使食物成为一件“完美商品”的方式，它使得全球每天数百万吨可食用物品被丢进了垃圾箱。超市用消费者的行为来解释这个事实：如果消费者可以选择，他们只会购买符合他们审美期望的完美产品。有研究者一直在批判这样的消费文化会引起全球社会和生态问题。

每天，一组成员在从文蒂米利亚返回之前，会等到晚上9点半超市关门。有一次我们在垃圾桶发现的食物甚至塞满了整个车，包括一包栗子，一包花生，若干柠檬，几串葡萄，甚至一块奶酪，通通都还新鲜，大家想欢呼又不敢发出大的声音。尽管非常低调，还是在捡完时撞上了下班的超市员工。美国男孩说在美国时也经常这么干，在超市捡完之后在网上发帖问谁需要食物，都可以来他家取。之后我们会带着粮食回到大本营，像带回粮食给家人，留守的人这时已经做好了烤蔬菜和汤，每晚10点，在昏黄的的厨房一起晚餐，默默切开面包、涂抹芝士、喝汤，通常已疲惫地说不出话，但食物的热量让人幸福。这里所有的餐具都是公共的，一个人喝剩下的咖啡杯另一个拿去再喝。

O说，为了帮助难民，却要买东西，这是荒谬的。“这意味着要参与shit一样的消费体制，一边产生大量的食物浪费，一边买东西，是荒谬的。”这是大家dumpster diving的原因，也是O想要靠农场产出的食物供给难民的原因。这将是最好的礼物原则的结合。

这块地的主人是O（他的祖父家就住在附近），他买下后已经在这里耕耘了两年，进行农场实验。他在摩纳哥长大，后来在美国学了五年的生态农业。最近半年，由于Kesha Niya的到来，他开始介入难民问题。“体制会禁止你做各种事情，而在这里，只有你能做各种事情。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好好地想一想，怎么自给自足。”

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辫子上编着羽毛。多么典型的一个嬉皮和山中隐士。一次会上，他拿出一包搜集的用过的洗发水、沐浴露垃圾，生气地说：不管他强调了多少次，还是有人在用外面拿来的会有污染的洗漱用品。这里只能用bio产品或自制的肥皂。被污染的土地明显让他非常心痛。

O举着捡来的垃圾瓶。

本来我非常担心厕所和洗漱的问题，后来发现居然有一个电热水器淋浴房，里面有准备好的Bio浴液和洗发水，选择在正午洗澡，强烈的阳光可以迅速把头发晒干。而厕所被O设计成了堆肥式，一个人大号后用锯末覆盖，这样下一个人完全没有心理印象，等堆积到一定量再做肥料。

厕所里的使用示意图和标语。

下一次出现，他笑眯眯地把采到的山中野莓给大家尝，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果实，看上去像湿润的树莓，但入口粉面状干燥，极甜，他小心地把种子搜集起来。隔三差五，他会往深山里走，背着背囊搜集种子。“现在这里还比较光秃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二十年后，这里将是一片森林。”他神往地说。

O。

我离开的那天，他问我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说我有Kesha Niya的脸书。“我在这边钉了个小小的信箱，如果你寄信，我可以收到噢。”他捋着胡子笑着说。

这里的人很少使用智能手机，用也多是隔一段时间集中查看邮件和脸书，劳动时尤其很少看手机。让我感慨自己的异化程度。荷兰女孩和她的法国男友相识于希腊帮助难民的志愿者组织，如今他住在法国的另一个城市，她在这里写了一封信给他，还问我们法国一般几天能收到信。

智能手机加剧了原子化还是有助于形成社群（甚至是脸书上的帮助偷渡群）？沉浸在手机中无疑使人彼此隔离，多少人的睡前时光需要无意义的数据流流过自己，和赛博空间中的人呆在一起，这里睡前大家围坐篝火唱歌，O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大家物理心理上彼此在一起，或者用音箱放些几十年前的摇滚。直到睡意袭来，有人有自己的帐篷，有人住在大帐篷大通铺，我是后者，我旁边的法国女孩会用头顶的手电安静地看一会书，我在她的翻书声中睡着。夜间极其寒冷，且被褥会被露水打湿，睡到后半夜瑟瑟发抖。

每个清晨，被鸡叫和狗叫声叫醒。如果厨房播放什么音乐，会形成单位广播的效果，因为这里太安静，远近高低不同层级的帐篷都能听到。一大早，德国女孩来叫我身边的法国女孩起床执行一项任务，她先是一个野蛮的熊抱扑到睡梦中的法国女孩身上，然后温柔地说：“醒醒。”他们喜欢用打打闹闹、身体碰撞表达感情和友爱，毕竟这里没有规章制度，一切都靠爱维系。

周日因另一家组织会去文蒂米利亚派发食物，是一周唯一一天不用做饭和派发的休息日，除劳动外也有静谧时光。宿醉的罗马尼亚男孩捏着手印在橄榄树下闭目养神，荷兰姑娘敲着手碟（handpan），德国男孩煮了一种特别的茶，O吹他从东南亚收来的各种笛子。

周日时光。

我离开的那天，也是美国女孩和她的意大利男友离开的日子，他们要辗转到塞尔维亚的一处难民营做志愿者。这个英俊的意大利男孩明显成长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中，永远愤怒，几乎没看他笑过，但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美国女孩外套上有很多洞，她多年来过着世界各地帮助难民的生活。我掂量了他俩的背囊，每人都有几十斤。我问：你们怎么去，火车还是飞机？她有点诧异地看着我：“路边搭便车去。”我再次感叹自己的思维惯性。英国女孩苦口婆心地说：“你俩要当心，有些地区搭便车是违法的。”美国女孩认真地说：“违法和合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她吹了声口哨，两人转身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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