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最后给他儿子的遗言（赵一曼与陈达邦）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并不叫“赵一曼”，她的真实名字和“赵一曼”三字没有任何关系。“赵一曼”这个名字，是赵一曼为了“抗日更便利”而取的化名。

这个化名为赵一曼之抗日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它同时也导致：她的真实身份在她牺牲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未被世人知晓。

这个“世人”里，竟包括了赵一曼的至亲和丈夫陈达邦。

赵一曼牺牲二十年后，当赵一曼的英雄事迹被拍成电影并传遍中国时，一直在苦苦寻妻的陈达邦也丝毫未曾将“赵一曼”三字和妻子“李坤泰”三字相联系过。

陈达邦同赵一曼一样是中国最早的革命志士，他和她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除了志同道合外，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出身富贵人家，可最后又都毅然投身了革命。

陈达邦生于1900年，祖籍长沙，他比妻子赵一曼大了整整五岁。

赵一曼与陈达邦

陈达邦的妹夫任弼时是杰出的革命家，在他的影响下，陈达邦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加入了革命党。

也正是在加入革命这年的9月，陈达邦和赵一曼一同登上了开往苏联海参崴的一艘巨轮。早在船刚刚开动时，他就留意到轮船上扶着船舷铁链眺望祖国的同志了。

只是，因为当时的赵一曼正在沉思，所以她并未留意不断打量自己的这位同志。她当时只望着慢慢被黑暗吞没的灯火，在心里默念着：“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人们！”

远眺时，在海风的吹拂下，赵一曼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幼年时，她曾对家人说自己长大了要“远洋”，后来，当她的大姐夫郑佑之给他看海洋画片时，她也这样对姐夫说。她没想到，这么快，她真的就“远洋”了。

上船后，为了方便革命同志更好地交流、学习，所有革命者进行了编组，每组10人。不凑巧地，陈达邦和赵一曼被分到了一组，陈达邦还被推选为了他们这组的组长。

上船的第二天，因为之前不久曾感冒过，赵一曼竟在颠簸中剧烈呕吐了。这也难怪，赵一曼的家乡在四川川南山区，那里是有名的旱码头，所以她几乎没有坐过船。

作为组长的陈达邦见赵一曼一直不停地呕吐，他忙一边给她收拾呕吐物，一边给她递水送饭。一得空，他便给她讲故事听，以分散她的注意力。

人在危难中，往往特别容易被细小的温暖感动。看着这个外表儒雅、温柔体贴的男人为自己忙上忙下，赵一曼心里暖暖的。于是，身体好受一些之后，她便开始更多地留意起这个男人来了。

巨轮在经过一星期的航行后抵达了海参崴，可因为当时的西伯利亚运输繁忙，所以，陈达邦一行只得等了一星期以后，才等到前往目的地莫斯科的车位。

当时虽然尚是9月，可此时的海参崴也依旧有些冷，于是，陈达邦便将自己的衣服给了赵一曼。等车位的十多天里，对赵一曼印象极好的陈达邦一得空便陪她去看风景、散步。

看风景、散步时，赵一曼将自己童年、少年时的所有故事都讲给陈达邦听了。她告诉他，她之所以要参加革命，是因为她一直都深受封建家庭、尤其大哥的压迫。

赵一曼的大哥是个封建思想非常严重的人，他不仅一直对妹妹没有缠足耿耿于怀，还禁止她学习文化知识，为此，赵一曼还曾专程写过一篇文章痛斥哥哥的行为。哥哥后来甚至还想和旧式家长一样给她“包办婚姻”。得知自己会被嫁给从未见过的所谓“名门之后”后，赵一曼和哥哥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争执中，赵一曼大哥怒斥妹妹学习的进步书籍是“歪理邪说”，他还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她的进步书籍。

哥哥的激烈反对并没有阻止赵一曼探寻革命之路的热情，相反，它更大地激发了她想去解放妇女、与剥削阶级决裂的决心。也是在之后不久，她开始了解放妇女、改造社会的初步探索。

赵一曼还告诉陈达邦，在探索革命的路上，她并非孤单一人，她的姐夫郑佑之便是她的同道者之一。郑佑之自幼饱读诗书，年15岁时他便接触了民主革命思想。

赵一曼最初接触新思想便是通过大姐夫郑佑之，也是经由她，她心中对知识的渴望、对革命的热忱才会如此之强烈。

郑佑之

在讲述与大姐夫郑佑之的这段往事时，早已与陈达邦无话不谈的赵一曼将大姐夫丧妻后和自己的表白的事情也说了。听完后，陈达邦问她：“既然当时你的姐姐已经去世了， 你为何不接受他？”赵一曼想了想说：“在我心里，他一直是亲人，而不能成为其他！”

赵一曼告诉陈达邦自己对大姐夫一直充满感激，她之离开宜宾开始正式革命，也多亏了大姐夫的帮助。她离开宜宾时，郑佑之将身上仅有的银元交给了赵一曼。

陈达邦听完赵一曼的回答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从海参崴坐车到莫斯科的半个多月里，陈达邦也一直这样陪着赵一曼。他们谈天说地，一起畅谈革命理想，有时，在谈到当前的国家局势时，两人还会一起大发感慨。

思想的碰撞往往意味着精神的共鸣，很快，两个灵魂慢慢地彼此靠近。进入莫斯科后，两人一起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再次不凑巧，两人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级：第六班。

拿到学生证号后，赵一曼拿着自己写着“087”的学生证发呆，她想：“莫非这就是缘分？”赵一曼正发愣时，陈达邦已悄悄到了她的身后，他哈哈一笑道：“我们真是有缘，又是一个班，学生证号也挨得那么近。”

进入这所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的大学后，赵一曼和陈达邦便迅速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为了尽快学会俄语，赵一曼经常不眠不休地啃俄语词典。俄语较好的陈达邦见了不禁忍不住道：“学习语言，光背单词是不够的，这样，我来帮你补课。”

这以后，俄语成绩非常好的陈达邦便开始帮助赵一曼学习俄语了。

赵一曼

几次三番得到陈达邦帮助后，赵一曼越发对这个大哥哥一样的同志感情更深了。她隐隐觉得：他便是自己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只是，因为革命，因为女性的矜持，她一直未曾表露心迹。

时间一天天过去，陈达邦和赵一曼依旧一如往常地时常一起探讨学习，偶尔，他们还会一起参加课余的娱乐活动。莫斯科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滑雪，夏天时，他们偶尔能游泳、划船，这个项目，是他们两最喜欢的。

陈达邦喜欢欣赏自然风光，所以每每得空时，他便拉上赵一曼一起去爬列宁山，这座山并不高，但山上的风景却非常秀丽。结伴爬山时，两人偶尔用中文，偶尔用俄文，但多数时候，他们的交谈内容都离不开革命、学习。

慢慢地，陈达邦也发觉自己似乎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对于她的事，他总是分外上心，他察觉到：自己对她的关心，似乎也已经超越了一般朋友。

有一次，他们两一同去游泳时，因为下水的时间稍晚，那时天气已经有了凉意且水温也下降了很多。所以那天下水后不久，陈达邦就留意到她的脸色竟有些发白且嘴唇有些乌紫。意识到赵一曼可能着凉后，陈达邦赶忙提前拉着赵一曼游上了岸。

上岸后，他忙不迭地把自己的衣服披在她身上道：“都是我不好，你的身子骨本来就弱，我还犯这样的疏忽，水太凉了，险些造成大错。”

赵一曼看他的一脸的紧张不禁有些好笑地道：“我是觉得水凉，可不正好锻炼身体吗，不打紧，你啊，紧张过头了。”

陈达邦听完后，脸瞬间就红了。

转眼便到了1928年，此时的赵一曼不觉间已经23岁了，而陈达邦则也已经28岁了。两人都到了当时世人眼里的“大龄”。

这年春天的中山大学校园春意盎然，某天午后，陈达邦又收到了赵一曼的约会字条。看到她娟秀的字体后，他有些疑惑地自语道：“怎么地点换成花园了？”

那天陈达邦刚迈进花园时，赵一曼竟突然从假山后跳了出来，因为跳出来时没站稳，她竟差点一个踉跄摔倒了。好在陈达邦眼疾手快扶住了她，将她扶稳后，他忙问：“有事吗?这么神秘!”

赵一曼看着陈达邦认真地道：“我决定，我们结婚。”听完赵一曼的话后，陈达邦的脸瞬间就红了，他结结巴巴地道：“你……说什么？”

见陈达邦似乎没反应过来，赵一曼便大声地一字一句道：“对，我和你结婚！”赵一曼说得斩钉截铁，似乎丝毫不给陈达邦商量的余地。

说完这话后，赵一曼温柔地看着呆呆发愣的陈达邦说：

“我知道， 你认为我轻率。不，我是慎重考虑了的。我觉得眼下我们需要的不是恋爱，而是学习，是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为了摆脱烦恼、痛苦与折磨，我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和决定。”

陈达邦呆呆地看着赵一曼，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默默喜欢着的她，也一直在喜欢着自己，且深被那喜欢搅得“烦恼、痛苦”。

在那个万物生长的4月，经组织批准后，陈达邦与赵一曼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陈达邦（右一）与友人合影

婚后，陈达邦一直悉心呵护着妻子，为了治好她的咳嗽，他想尽了各种法子。一次带妻子参观苏联历史博物馆时，赵一曼的咳嗽又发作了，这一次，陈达邦说什么也不让她硬扛了，他哄着她进了校医务室。

检查完后，老医生对赵一曼说：“你怀了，肺病加重，需要静心休养。”

赵一曼看完病后便独自跑回他们的小屋去了，陈达邦回到家时竟看到妻子趴在被子上哭，不知发生何事的他赶忙问：“怎么啦？”

赵一曼抬起泪眼看了眼丈夫后哭道：“怎么了，你看看吧！”

待陈达邦看到诊断书后，他便瞬间明白妻子大哭的原因了：她的身体需要静养，这意味着她必须暂时放弃学业。这对于一个把革命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女同志而言，无疑是极其艰难的选择。

作为丈夫和孩子的父亲，陈达邦当然希望妻子能静养，毕竟那样才是对她和孩子最好的选择。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又深知眼下对于革命之重要。

最后，在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陈达邦还是说服妻子去医院接受治疗了。期间，他一边上课一边照顾妻子，晚上，他还要端着课本给妻子补课。

或许是见自己会耽误陈达邦学习的缘故，赵一曼竟在当年冬天走进了中共旅莫支部办公室，他告诉相关人员：她想离开莫斯科回到国内去参加具体的工作。而她给出的理由则是：莫斯科冬天氧气稀薄，对孕妇、患肺病者不利。

得到批准后，赵一曼才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丈夫。陈达邦听完后恳切地说：“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们应该一起回国的。”赵一曼不等他说完便抢先道：“不，你身体好，应该留下学习。”

这样的理由显然不能说服陈达邦，他依旧不肯和妻子分开。可他同时也知道：一旦妻子决定的事情，几乎很难改变。

果然，不久后的一天，赵一曼竟非常温柔地对他说：“今天你要好好听课，今天的课是新课，你认真听完回来要给我辅导噢！”说完后，她还温顺地为他整理好衣襟并挽着他的手送他到了楼梯口。

到楼梯口时，赵一曼竟突然道了一声“慢”，然后，她上前抱住了他。良久后，她才放开双手微笑着看他走远。那天，似有预感什么的陈达邦一直不停地回头看妻子，而赵一曼则只笑盈盈地向他挥手。

当天，送走丈夫后，赵一曼便回到了他们那个温馨的小屋。她飞快地收拾好了所有应带的东西，打包好行李后，她深情凝视着结婚照道：“达邦，多保重！重逢在我们的祖国。”

随后，赵一曼便拿着行李走出了房门。当房门被关上时，她的心不自主地咯噔了一下，但她还是坚定地迈开了向前的步伐。

当天中午，当陈达邦回到他们的小屋时，赵一曼已经不见了，同她的人一同不见的还有她的行李。他发现了她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

“达邦，我走了。没有对你说实话，是不愿耽误你听课，更不愿让你承受临别时的痛苦。你安心学习吧，盼你早日回来拥抱你的儿子！ 暂别，妻子——李坤泰”

老年陈达邦

看了纸条后，陈达邦发疯一样地跑向阳台，他望着妻子走时必经的那条路欲哭无泪。之后的他，只得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只是，此后的他更加发奋了。

回国后的赵一曼开始利用自己的孕妇身份坚持革命，她当时负责的任务是：以湖北宜昌为据点，为进出四川的地下党做掩护，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一个头胎孕妇要做这样重要的工作，且还是在有病在身的情况下，这其中的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进入民国，但封建思想依旧严重。所以，当怀孕的赵一曼只身一人出入在宜昌时，她很自然地遭受了白眼。生产那天，见赵一曼在床上呻吟，为求自保，房东竟将她赶出来了，房东连拉带扯撵她时还说：

“不知道哪儿怀的野种，在哪儿怀的上哪儿生去，别晦气我们家。”

被扫地出门时，赵一曼已经身无分文了，当天，她只能一个人无助地在大马路上痛苦地呻吟。眼看孩子就要生在大路上时，一个曾受过她帮助的码头工人将她接到了家中。经过一夜的阵痛后，在工人夫妇的帮助下，赵一曼于1929年2月1日生下了一个男孩。

看着瘦小的儿子，想起生产前一晚的种种，一向坚强的赵一曼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心有余悸的她真害怕孩子再有闪失啊，若真如此，她怎么跟丈夫陈达邦交代呢！

孩子出生那天，赵一曼便为他取好了小名，叫“宁儿”，这个“宁”一来是纪念她和他在列宁山的相爱，二来是呼应她的字“淑宁”。

赵一曼没有给孩子取大名，她想等到和丈夫团聚时再一起为孩子取大名。当时的她并不知道，他们莫斯科那一别便已是永别了。

赵一曼生下孩子期间，中山大学便解散了，陈达邦被组织安排留在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这个岗位非他不肯，因为他是那届学生里外文最好的一个。

革命夫妻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为革命牺牲家庭，牺牲自我。陈达邦选择留在莫斯科便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也定是赵一曼会给予支持的。

就在陈达邦以极大热情投入新工作时，国内的赵一曼却正面临着最艰难的处境：因为身份接连暴露的缘故，她进行了几次紧急转移。期间的她先从宜昌转移到上海，之后又从上海逃到江西省委。省委机关暴露后，走投无路的赵一曼又逃回了上海。

从江西南昌逃往上海的一路，是赵一曼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

同以往一样，这次逃命，赵一曼身无分文。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才真正想到丈夫昔日之担心的必要。每次遇到磨难时，她总会不自主想起总是替她遮风挡雨的丈夫，可她知道，只有熬过去，才能等到和他团聚的那天。咬咬牙后，她决定带着孩子一路乞讨到上海。

于是，为了保证不让孩子饿死，她便真的一路乞讨了。这一路，因为沿路乞讨，赵一曼受尽了白眼，当然，她也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资助。

支撑赵一曼活下去的，是信仰。的确，若非信仰，她怎能抱着宁儿走到赣江边的渡口呢？须知，这一路，除了要忍受饥寒外，她还几次遇到敌人的抓捕啊！有好几次，她和孩子就差点没命了。

赵一曼与儿子合影

好容易到了渡口后赵一曼发现：没有钱，上不了船。

那天，欲哭无泪的赵一曼想到了自己身上最后一件值钱家什：丈夫陈达邦给她的定情怀表。这一路，即使最难的时候，她也舍不得当掉心爱的怀表。毕竟，这是她遭遇苦难挫折时唯一的安慰；毕竟，这也是她丈夫留给他的唯一的念想了。

咬咬牙后，赵一曼还是决定用怀表做酬劳让船夫渡自己过河。她想：早日找到组织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手头还有好多情况要汇报呢！这样想了之后，赵一曼便擦了擦怀表后，将它递到了船夫手里……

这次到上海后，赵一曼与丈夫的堂妹陈琮英会面了，同是革命者的两姐妹见面后便高兴极了。知道赵一曼一直带着年幼的孩子坚持革命后，陈琮英有些不安地说：

“带个孩子革命，万一被发现，跑都跑不掉，要不，你把他暂时寄养在武汉咱们五哥那儿吧，他一定会照顾好宁儿的。”

陈琮英口中的五哥便是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赵一曼听了后想了想道：“我再舍不得孩子，也不能带着孩子冒险，相信宁儿父亲要是知道，也会同意我这么做。好，我这就去武汉。”

与陈琮英一起前往武汉的路上，赵一曼一直紧紧抱着儿子，陈琮英要给她替下手她都不肯，陈琮英知道：她是想多尽一些对孩子的责任，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们母子将分开多久。

走到五哥家门口时，赵一曼突然对陈琮英说：“你先进去，我去跟孩子拍张照片！”说完，不等陈琮英反应她便转身走了。

将儿子安顿好后，赵一曼去邮局给心爱的丈夫写了一封信，信里便有一张她和儿子的合影。信里，她努力把他们的生活和革命形势描述得尽可能地好，她想给远在异国的丈夫关心和安慰。

转眼，便到了1931年，这年中国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霸占了东三省。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赵一曼开始组织抗日活动，这也意味着，她的任务越来越危险了。

1932年春，赵一曼为了抗日抵达东北，为掩藏身份，潜伏进烟草公司当工人的她开始使用“赵一曼”这个化名。也是从此之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工作，她再也没和任何人说起过她的本名。

1933年，抗日中表现出色的赵一曼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斗争。为掩护身份，期间，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

第二年，赵一曼开始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她一次次带领抗日力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久后，日军因害怕这个女革命者而在日伪报纸上称呼她为“红枪白马”。

除了红枪白马外，赵一曼还有很多外号，偶尔，同志们还会称呼她为“瘦李”，更多的时候，战士们都亲切称呼她为“我们的政委”。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抗日期间的赵一曼还曾担任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赵一曼影视图

在长期的革命中，赵一曼早已蜕变成了一位谋略、枪法都极其出众的女战士。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优秀女学员，一次次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了敌人痛击。

遗憾的是，在1935年11月与敌人的一次激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负伤了，因为腿伤严重加上此时已弹尽粮绝，她不幸成为了日本人的俘虏。

得知自己抓住的革命者是“红枪白马”后，日伪和日军都兴奋极了，他们纷纷道：“抓到了她，就等于抓到无数革命党了，她手上绝对有名单！”

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不论他们对赵一曼使用怎样的酷刑，对于日本人想要的所谓“供词”，她一个也不曾吐露。

为了逼赵一曼就范，日本人起先对她使用了皮鞭抽打、拔光牙齿、电刑，铁签订等“轻刑”。因她不肯屈服，日本人后来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然后向伤口里面撒盐，一点一点向里面拧，赵一曼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给他们半点情报。

赵一曼在被审讯期间的种种，后来被记录在了敌人那份名为 《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中，根据报告，赵一曼所受的酷刑包括用钢针扎她的手指脚趾、拔下全部指甲盖、电刑等等。

在如此多惨绝人寰的刑罚面前，赵一曼始终守口如瓶。支撑她违背人类生理地坚持忍受住所有酷刑的，依旧是她内心对革命的信仰。

赵一曼漫话图

见赵一曼如此不屈，没辙的日本人在1936年8月2日将她绑在大车上，并在珠河县城进行了"游街示众"。他们告诉赵一曼：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可听到这个消息后，赵一曼却只哈哈一笑道：“杀吧，你们杀不死我的信仰。”

或许是对这个女英雄生出崇敬之心的缘故，日本一军官竟在她死前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听到这话时，赵一曼一直紧绷的心才突然柔软下来，那一刻，她想到了自己已多年未见的丈夫，她也想到已分别多年的儿子宁儿。于是，她跟人要了纸笔写了一封给儿子的遗书。写完后，她昂起头道：

"把这些话带给我家乡的儿子!"

之后，赵一曼便从容就义了。死时，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给心爱的丈夫。是她不想吗？不，是她不能。因为作为革命者，她知道：给丈夫留信很可能会暴露同为革命者的丈夫。

他们终究没有道别就永诀了……

赵一曼牺牲时，她的丈夫陈达邦并不知情。他只知道，他联系不上自己的妻子了。

同妻子一样，陈达邦一直在坚持革命，所不同的是，他一直以技术人员的身份活跃在后方，而妻子则一直在前线。

陈达邦自1935年起便担任了《救国日报》印刷部主任，这份报纸旨在宣扬抗日救国，他曾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篇报道曾鼓舞了无数的抗联战士。

在他任《救国日报》印刷部主任期间，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频频出现在了该报上。这是一份凝聚了他心血的报纸，这份报纸在巴黎的出版发行也为中国抗日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

1938年2月，为了让《救国日报》在美国发行，陈达邦前往美国。之后，他又辗转了多国。直到1942年，他才终于自巴黎回到中国。

回国后，陈达邦便开始四处打听自己失踪妻子的消息。为了尽快找到妻子，他发动了所有能发动的力量。可直到抗战结束，直到中国解放，他依旧没有得到与妻子有关的任何消息。

陈达邦与妹妹陈琮英

1950年，陈达邦依旧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但在这一年，有一部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赵一曼》被公映了。陈达邦当然知道这部电影，但他却并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和这个赵一曼相联系，毕竟：名字完全不同。

就在陈达邦努力找寻妻子的同时，赵一曼的亲姐姐李坤杰也在找寻自己的亲妹妹。1952年，李坤杰从泸州回到宜宾工作。这期间的李坤杰竟奇迹般地找到了昔日曾与妹妹一起革命的人，辗转间，她又联系上了此时在中南海工作的妹夫陈达邦。

之后，李坤杰便与妹夫陈达邦一起寻找失踪的妹妹。

1954年，李坤杰将自己寻找妹妹李坤泰的种种被赵一曼的革命同志何成湘知道了，当即她便激动地说：“巧了，我之前的同志就是赵一曼，原名也姓李，也是四川人。她们会不会是同一人？”

李坤杰辗转知道这种猜测后，便含着眼泪对前来询问的人道：“赵一曼，我的小妹妹会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吗？”李坤杰当然不希望妹妹就是赵一曼，因为那就意味着：她的妹妹已经死了。这个结果，是她最害怕见到。

为了弄清真相，李坤杰将妹妹的照片寄给了何成湘。很快，消息便来了：赵一曼就是李坤泰，李坤泰就是赵一曼。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李坤杰和陈达邦都愣住了，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而此时年已经20多岁的宁儿陈掖贤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知真相后，来到母亲出生地的陈掖贤抱着自己的二姨李坤杰哭得泣不成声，而陈达邦发了无数天的呆。

后来，陈达邦亲手抄写了一份赵一曼给宁儿的遗书。而宁儿陈掖贤则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

宁儿陈掖贤

英雄总是悲壮的，赵一曼也是如此，她用生命参与了救国救民，可最终却也因救国救民葬送了她的小家。因为她之革命，她的儿子陈掖贤自小便寄人篱下，因为未曾良好的照顾，成年后他一直被自卑、抑郁困扰。

同时，因为缺乏良好的教育，陈掖贤的各方面能力也并不好，这让他在后期工作时不可避免地屡屡受挫甚至被人利用。

与此同时，因为得不到最心爱之人的陪伴，陈达邦的内心一直孤独无比。战乱年代时，他还勉强能撑下去，可当和平真的来临时，他却反而扛不住了。长期的孤独和思念让他心情极度抑郁，儿子的婚姻不幸、工作不顺也影响到了他的晚年。

1966年，在得知妻子李坤泰就是赵一曼12年后，在那场特殊的劫难里，陈达邦因被迫害自杀身亡。死时，他留给儿子的话是：“要相信你父亲是清白的”。

1979 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 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1982年8月15日，陈达邦被平反仅仅三年后，他和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便因不堪重负自杀身亡了。离世这年，他年仅54岁。

想来，赵一曼丈夫和儿子的最终结局定是她和世人都不愿见的，可这样的结局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说“伟大的背面是牺牲”，这句话，放在赵一曼全家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和平年代里，英雄远去了，可他们的故事将永远被流传。这，将是我们缅怀英雄、铭记历史、珍视当下的一种最好方式！

末尾：致敬英烈，致敬所有英烈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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