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颗近地小行星叫什么名字（你可知道这样两颗不同寻常的小行星）

仰望星空，你可知道有这样两颗不同寻常的小行星——

编号207681号的小行星名叫“蔡翘星”，编号207809号的小行星名叫“吴祖泽星”。

蔡翘是我国生理学奠基人、航空航天航海医学开拓者，其发现的视角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大脑“顶盖前核”，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蔡氏区”。

吴祖泽是造血干细胞研究奠基人、实验血液学先驱，造福无数放射病、白血病、重症肝炎患者，被誉为“中国造血干细胞之父”。

这“两颗小行星”都来自同一个医学科研方阵——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时光回流。70年前，鸭绿江畔仍硝烟弥漫，黄浦江畔，军事医学研究院的前身军事医学科学院悄然成立。

星光汇聚，照亮前行征程。

70年来，一代代军事医学科研人员用忠诚和智慧蹚出一条创新之路，一条为国担当的“星光大道”。

70年来，这个医学科研方阵先后培育出28名两院院士、50多位军事医学学科奠基人和著名科学家、500多名高级专家和百余名国家级中青年人才，16个团队成为国家或军队级创新团队。

4对师生院士中，朱壬葆、吴祖泽和贺福初更是罕见的三代师生院士；我军历史上仅有的3位红军博士以及白求恩的助手都曾在此聚首……

回眸这个医学科研方阵的发展轨迹，能清晰看到他们对党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对强军胜战的蹈厉之志。他们身上所迸射出的科学家精神和榜样力量，在时代更迭、岁月流转间愈发闪亮。

一个医学科研方阵的“星光大道”

■王静怡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王 迪 记者 邵龙飞

该院寒区医学课题组深入边防连队开展医学防护指导。资料图片

国家需要与个人选择

“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个人价值就会成倍放大”

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深深打动了军事医学研究院的年轻科研人员——

1950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艘货船从美国西海岸码头缓缓启航。

狭小逼仄的船舱里，周廷冲、黄翠芬夫妇二人揣着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宫乃泉的亲笔邀请信。

美国移民局百般阻拦，周廷冲、黄翠芬二人无法获得签证。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搭乘货船“偷渡”回国。在和货船老板签下一份“如被查，概不负责”的协定后，二人终于踏上归国之旅。此时，黄翠芬已怀有5个月身孕。

在太平洋上漂泊56天后，这对夫妇走出甲板，看到远方码头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禁不住相拥而泣。

后来，他们一同进入该院，分别从事生化药理和分子遗传学研究，成为我军第一对夫妻院士。

“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个人价值就会成倍放大！”

无论是建院初期的蔡翘、胡经甫、黄鸣龙等一大批奠基人和开拓者，还是如今挑起大梁的年轻一代，国家和军队的召唤，始终是他们的选择。

他们用为国担当的人生选择，铺就了这座军事医学殿堂的“星光大道”。

那一年，非典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去，H5N1禽流感疫情又接踵而至。我国有关部门紧急向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一家外国公司订购抗人禽流感特效药物“达菲”。得到的回复是“4年之后才能安排供货”。

“决不能将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寄托在外国公司那里！”

知难而进，昼夜奋战。李松院士带领团队以最快速度研制出“中国版达菲”——军科奥韦。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他们仅用时10个月，破解16道技术屏障，创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工艺，使我国彻底掌握了防控禽流感疫情的主动权。

“姓军为战”就是“强国为民”。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安危放在心中，军事医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们临危不惧、挺身而出，铸造了坚不可摧的国家医学防护盾牌。

在唐山、汶川、玉树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在非典、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当中，在担负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安保任务之时，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汶川大地震时，该院派出186名卫生防疫专家和技术人员前往灾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当时，年近70岁的夏咸柱院士主动请缨到一线，冒着余震危险，44天行程万余公里，现地指导卫生防疫工作。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他们护佑人民群众的身影。

庚子年初，新冠疫情突袭祖国大江南北。面对这场不见硝烟却是与死神较量的考验，军事科学院奉命派出以军事医学研究院专家为主体的专家组，连续奋战113天。在疫情最凶险、人民最期盼的时刻，第一时间共同确认致病元凶；紧前部署应急科研攻关，统筹推进3条技术路线疫苗的研发；在武汉紧急开展核酸检测，检测试剂获国家首批、军队唯一批件；筛选出的系列抗病毒药物，进入国家科技部推荐的“三药三方案”……

“通过打这场硬仗，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拿出更多硬核产品，为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作出更大贡献。”统帅的嘱托，深深烙印在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人员的脑海心头。

由陈薇院士领衔科研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全球首个获批进入临床试验、首个发布临床数据。2021年2月25日，该型疫苗获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是国内批准的第一个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制备的新冠疫苗。雾化吸入用疫苗目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进行扩大临床试验，正在申请紧急使用……

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科研铁军”不辱使命。

名利诱惑与人生价值

“农民种地也没有在每一粒米上刻下他们的名字啊”

走进军事医学研究院史馆，一幅名为《淡泊名利》的油画悬挂在醒目位置。画上的主人公，是该院药物化学家宋鸿锵研究员。

早在来院工作前，宋鸿锵已在圈内颇有影响，到这里却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了。

“隐身”的宋鸿锵攻关研制出世界领先水平的药物，做出了许多独创性贡献。当组织上推荐他参评院士时，他把发给他的申请表退了回去。

“讲我的贡献要涉及军事机密，不能因为自己申评院士而泄密！”

“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这从来都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庄严承诺。

有人问宋鸿锵：“您甘愿被埋没一辈子吗？”

他意味深长地回答：“一个人做了工作非要让人家知道吗？农民种地也没有在每一粒米上刻下他们的名字啊！”

功名利禄无所求，于无声处写春秋。直到宋鸿锵2005年去世，他的成就仍被锁在保险柜里。

“我们这里是一个特殊的战线，无名无利，只有奉献。”建院初期，首任院长宫乃泉在给学生讲第一堂课时这样说。

70年来，无论是在院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还是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都在名利诱惑面前给出了同样答案——心有大我，就不会囿于小我；信念坚定，便选择忠诚奉献。

“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自讨苦吃，其乐无穷。”这是王德文研究员的座右铭。

这位年过八旬的“银发骑士”，仍旧每日骑着电动车上下班，工作在科研一线。

正是这群单纯执着的人，将“姓军为战、强国为民”的使命扛在肩头，默默拼搏奉献。

院史馆角落处的资料盒中，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记者目光——

一位瘦弱的中年妇女，戴着厚厚的眼镜，站在一群年轻战士当中。他们身后，是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

照片的主人公是该院高原医学专家彭洪福。

1956年，彭洪福第一次随专家组赴高原执行保障任务，战士们皲裂的皮肤、凹陷的指甲和真挚的眼神都深深刻在她的心里。

为了研制有效预防高原病的药物，彭洪福先后18次前往高原开展调查研究，几乎跑遍了西藏所有边防连队和哨所。可这位女专家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体重还不到40公斤，她的高原反应总是比常人更大，脚步却走得比谁都坚定。

为了军事医学科研事业，她把“医者仁心”倾注在雪域高原，高原哨所的战士们都成了她关爱的孩子。

研为战、研为用、研为胜。该院先后派出100多批千余名专家，深入高原、寒区、热带等一线部队开展调研攻关，解决了许许多多“打仗急需、战场急备、官兵急用”的军事医学难题。

一个人需要“魂”来支撑，一个集体需要“魂”来凝聚，一支军队需要“魂”来引领。

在当年抗美援朝战场上，柳支英教授因躲避敌机轰炸，肋骨折断，却仍旧坚持完成任务不下火线。

翻译家金汝煌能熟练笔译11种外文，编译出上千万字的相关医学资料，默默耕耘一生。

事业重如山，名利淡如水。该院某研究团队曾研发出一种新型药物，如果大量投入生产就能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可研究团队要求企业不要为经济利益大量生产，为了更好应对未来的危险。

名利诱惑与人民安危孰轻孰重，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

上世纪90年代，金宁一赴日深造，日本京都大学开出优厚薪酬待遇挽留他，他毫不犹豫如期回国。从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实验室开始，金宁一艰苦攻关。2012年，由金宁一牵头的某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增强病毒病防控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老院长秦伯益退休后主动申请退出院士，把机会留给更多优秀的人。

还有“无冕院士”周金黄、张其楷、蒋豫图、邓蓉仙、李逸民等，他们用栉风沐雨的砥砺奋进，写下永不褪色的人生篇章。

时代之变与科研之静

“科研要有韧劲，在枯燥的实验室里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坐冷板凳”

夜幕深沉，首都北京车水马龙。

军事医学研究院的幢幢大楼灯火通明。一间实验室里，几名学生正在向王以政汇报最新的实验进展。

近年来，该院为培育人才、保留人才、吸引人才，先后制订了培养扶持、选拔引进、评价激励等措施。王以政正是从中国科学院“挖”来的神经生物学专家，今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学生眼里，王以政是个不折不扣的“极简主义者”。他的家中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除了出差和休息，其他时间他都“长在实验室里”。

他常对学生们说的就是“学会尊重”——尊重自己的实验结果，绝不允许弄虚作假。

秉持求实精神，永葆好奇之心，这群人只有行胜于言的拼搏；尊重科学规律，不浮躁求成，不急功近利，这群人只有脚踏实地的攀登。

那一年，该院取得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与“两弹一星”等一同登上了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名单。

这一成果历时27年攻关，凝聚了数千名科研人员心血。最终，站上领奖台的只有7人。

啃最硬的骨头，他们埋头苦干，十年磨一剑。

1997年，年仅34岁的张学敏被任命为该院某中心主任。当时，该中心设备落后、人才匮乏。

“从0到1是风险很大的科学探索，不仅时间难以确定，而且结局常常是‘九死一生’。”面对艰苦条件，张学敏要求自己和团队学会“耐住寂寞、适应寂寞、享受寂寞”。

2011年，张学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在《自然》杂志公布的亚太地区200强科研机构排名中，张学敏所在中心跻身前50强。从“学术洼地”成为“学术高地”，他们奋斗了15年。

曾有人请该院孙曼霁院士谈谈治学之道，他说：“科研要有韧劲，在枯燥的实验室里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坐冷板凳。”

贺福初院士领衔团队在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形成了领先世界的优势，开创了我国科学家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

张学敏团队发现的环鸟腺苷酸合成酶抵抗病毒感染重要调控机理，相关研究成果在《细胞》主刊发表。

秦成峰团队率先在国际上阐明寨卡病毒导致小头症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在《科学》主刊刊发。

曹务春领衔完成的“数种新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现与溯源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拥有瞄准世界、前瞻未来的远见卓识，才能锻造出抢占科技前沿的胆略和智慧。

9月初，一条新闻连续刷屏：第八批10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机护送回到祖国。

新闻刷屏之时，王升启研究员和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赴沈阳开展烈士遗骸DNA采样的前期工作。

2015年1月，国家启动“忠骨计划”，王升启和他的团队受领任务，开始着手建立“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

让无名烈士有名，为他们找到亲人，这其中的过程极其烦琐复杂。

“总体水平国际先进，部分技术国际首创。”经过多年努力攻关，王升启团队突破了陈旧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抑制剂高、时间长等核心技术瓶颈，先后完成了697具志愿军遗骸DNA检测鉴定，构建的国家烈士遗骸DNA数据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王升启躲开了聚光灯。“任务既然交给你就必须完成，这绝不是我个人的贡献。”他说。

攀登军事医学科研高峰，接续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

“让贤，托举，扶上马再送一程。”当年，为留住国外归来的李松，焦克芳研究员力荐他接替自己担任课题组组长，让李松拥有完全的科研自主权。

去年，在武汉执行疫情防控任务一线，黎浩火线入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科研新锐，已跟随导师曹务春从事新发传染病研究多年。因科研成绩突出，他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入选某人才托举工程，还获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北京市科技新星。

那一天，在文职人员宣誓仪式上，一群群“孔雀蓝”面向鲜红的八一军旗郑重宣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中国共产党，服从命令，恪尽职守……”

灿烂星空下，这个日益壮大的医学科研方阵将继续创新攻关，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答卷。

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王静怡

“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个人价值就会成倍放大。”这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院士时常说起的一句话。陈薇的选择，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每一名科研工作者的选择。

无论是筚路蓝缕的建院之初，还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这艘军事医学科研旗舰70年的航迹，生动诠释了一代代军队科研工作者许党报国、忠诚使命、不懈攀登的信仰之力，铸就了闪亮的精神坐标，凝聚起引领军事医学科研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名利诱惑面前，他们不为所动，只因许下“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的承诺；恶劣环境面前，他们知苦不畏，坚持以战领研、科研为战，把论文写在边防线和战场上；重大任务面前，他们视险如归，宁可透支生命、决不亏负使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他们闻令即动、听令必行，奔赴人民最急需、任务最紧迫的地方，用一次次逆行书写“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血性担当。

正是有了这种信仰，他们前赴后继、乐业不疲，甘坐科研“冷板凳”，勇闯科研“无人区”，不断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昨日的星光照亮今日的征程，今日的星光立起导航的灯塔。面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召唤，面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蓝图愿景，更多心系家国、志在超越的科研尖兵们，始终牢记“姓军为战、强国为民”宗旨，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事医学研究机构奋力攀登，为强军兴军绘就更加壮阔的航迹。

来源： 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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