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由来及传说故事(在我国的风俗里)

一场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曾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疑似传播源头的蝙蝠身上来。蝙蝠这种动物其貌不扬,可它受到人们关注,时间却不短。近日,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其中“说蝙蝠”的内容,令笔者感到饶有趣味。

蝙蝠的由来及传说故事(在我国的风俗里)(1)

蝙蝠 高剑父 1936年作

蝙蝠的由来及传说故事(在我国的风俗里)(2)

蝙蝠团花剪纸

远在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曹植,就专为它写过一篇《蝙蝠赋》。可是,描述却不怎么样:“吁何奸气,生此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就不怎么待见它。此物长相特别,运动起来不似走兽(“行不由足”),飞翔起来又不类飞禽(“飞不假翼”)。终于,蝙蝠不被走兽接纳,受到飞禽斥逐。这虽然是曹植的主观想象,可其中包含的认知,应该是当时人的基本看法。

三国之后,也有记述文字。唐时撰集的《法苑珠林》中引了《佛藏经》的文字,也涉及蝙蝠:“譬如蝙蝠,欲捕鸟时,则入穴为鼠,欲捕鼠时,则飞空为鸟。”西方很早也写到蝙蝠,在《管锥编》中,钱锺书接着《佛藏经》举例:“古罗马一寓言类此,十七世纪法国名家抒写之,托为蝙蝠语:‘身即鸟也,请视吾翅’,‘身亦鼠尔,愿吾类万寿!’”

对蝙蝠评价不高的不仅我国,西方也有“恶蝠为‘奸气’之怪物。”所以在绘画中,天神的“神翼”,都是正常按照鸟的翅膀画的,而魔鬼的翅膀,却是按照蝙蝠绘制。但丁《神曲》描写地狱中的魔鬼首领:“两胁生大翼类鸟,然翼无羽毛若蝙蝠翅。”

钱锺书继续举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名篇述术士与英雄战,不胜,乃变形为怪物,有巨蝙蝠翼,手指如利钩,足如鹅掌而股如单眼虫,长尾如猿。”“怪物”,便是“蝙蝠翼”。甚至,我国的绘画也影响到西方。我国大画家吴道子、李公麟的绘画传到西方,西土的一些画家“采其飞龙翼状以画魔翼”。

当时似乎受到飞禽走兽排斥(当然这是人的想象),可后来人们却把一些左右逢源、“依违两可”的“圆滑”之人称作“蝙蝠派”。钱锺书由《三国志·魏书·刘晔传》看去,认为“为曹操谋臣而与曹植同朝之刘晔,即此等人。”这倒是认识的别样演变。

蝙蝠享谐声之“福”

文化是迁变发展的。到了后来,我国风俗里,蝙蝠竟成了“吉祥之象”。何时出现这样变化的,钱锺书也说:“不知起自何时。”可后来的情况他就很熟悉了。譬如他引述清代文学家蒋士铨《忠雅堂诗集》中的一首《费生天彭画〈耄耋图〉赠百泉》诗:“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譬,隐语戛戛造。蝠鹿与蜂猴,戟磬及花鸟……到眼见猫蝶,享意期寿考。”骤然看去,一些东西不易明白,将其中文字还原,方知其中谐音之含蕴:“蝠鹿”,福禄也;“蜂猴”,封侯,为官也;“戟磬”看着邪乎,其实不过是好词“吉庆”。“猫蝶”,高寿之称“耄耋”便是。如此看来,这幅《耄耋图》上的杂多动物花卉(蝙蝠之“蝠”,由于与“福”字同音,居然跻身国人祈福的重要形象),就容易理解多了。

当年也有人注意到蝙蝠这一命运转折。清代文人孟超然在其《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中就议论:“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木之属最有利莫如桑,而今人家忌栽之,以与‘丧’同音也。”原本令人厌恶的蝙蝠,成了纺织刺绣画图广泛的形象;对于产生织绣最重要的桑蚕,只因与“丧”同音而不受人待见,连种植都受到影响。

钱锺书也说到自己童年的印象:“余儿时居乡,尚见人家每于新春在门上粘红纸剪蝠形者五,取‘五福临门’之意;后寓沪见收藏家有清人《百福图》画诸蝠或翔或集,正如《双喜图》画喜鹊、《万利图》画荔枝,皆所谓‘谐声’‘同音’为‘颂祷’耳。”其实,钱先生儿时见到的这种情形,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不过这些年少了许多。

“名音”崇拜 中外一致

钱锺书还进一步举了更多因同声而分贵贱的例子:“《全三国文》卷一八陈王植《贪恶鸟论》:‘放鸟雀者加其禄也,得蟢者莫不驯而放之,为其利人也’。”“观刘昼《刘子·鄙名》篇云:‘今野人昼见蟢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夜梦见雀者,以为爵位之象’则植所谓‘利人’即其下文云:‘鸟兽昆虫犹以名声见异’,不过以其名号与‘喜’、‘爵’字同声音耳。”“陈王植”即曹植,其生前曾封“陈王”。“蟢子”不过是古书记载的一种蜘蛛,因为“蟢”“喜”同音,长期为人喜爱。唐人小诗也有:“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的句子,以“蟢子”言有喜兆头。可“雀”音,在普通话中,并不与“爵”同音,应该是南方方言谐音吧。

《能改斋漫录》卷一记王原叔言:“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如‘百合’合治百病,似取其名。”这是中国。西方也一样:“古罗马人以‘美’(lepos)与‘兔’(lepus)两字形声均肖,遂谓食兔肉使人貌美;以名之相如为药之对症,亦‘名声见异’之一端也。”“名音”崇拜,居然中外一致。

钱锺书又从古人日记中找到一个例子。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卷九,有这样的记述:“元儒三山梁益题黄筌《三雀图》谓院画皆有名义,是图盖取《诗》、《礼》、《春秋传》‘三爵’之义。今之‘三公’、‘五雀’、‘白头’、‘双喜’、‘雀鹿’、‘蜂猴’、‘鹰熊’之类,岂亦皆是之谓欤?”今天我们在画图之外的古代窗棂、床架、书柜、墙面装饰、屋顶等饰物上,常常可见以上物象,读了钱锺书先生的征引,对其中含蕴的理解,大有助益。

到后来,帝王也玩此花样。清诗人王世祯的《居易录》里,记载着这么则皇帝的故事:“上在畅春苑,出画扇示内直诸臣。……画作二白鹭,一青莲华,题曰:‘路路清廉’云。”两只“白鹭”取音“路路”,“青莲”自然“清廉”,这不是给大臣们上廉政课么?

谐音双关 早有源头

一些事,发展到最后,总会达到极致。钱锺书在阅读中,见到过用意最为曲折的:“无如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四一则。”王端履是清朝著名藏书家,“陈章侯《科甲蝉联、廷扬第一图》,南陔师题帧首曰:‘此图首画蜻蜓,款款然挟飞鸣高举之势,且无双也,其所谓廷扬第一者乎?’”蜻蜓,取“廷”音。“飞鸣高举”,取“飞扬”音义。“无双”即一只,便是第一之意。不仅取谐音,还得从图形揣测,这还只是画作题目的一半。另一半:“……莲叶正面有跃跃欲腾而上者、詹诸[蟾蜍]也,是其取义于科[蝌]乎?叶边空洞,状若蜂窝,窝亦科也。蟹……非甲乎?夫蟹者解也。……缀蝉于莲,证以谐声,缠联之意显然矣。”一幅画,居然是如此莫名地猜谜。钱锺书引文,基本不注解。他视读其书者理当懂得,可这一节中,他也特别在“詹诸”后面,以方括号注解为[蟾蜍];“科”后以“[蝌]”指示。为了“科甲蝉联”,弄出的不仅有“蝉”“莲花”,还出了“蟾蜍”,(取义似乎“蝌”?作文者也在猜。)“蟹”取其“甲”义。好一通乱。

接下来,钱锺书对此有些追溯的兴趣:“谐声寓意之画,五代已有,入明而盛耳。尝见故宫藏无款《安和图》,画鹌鹑及稻禾,传出宋人手。”钱锺书亲见的这幅相传宋人所绘图,画中“鹌鹑”取前字谐音“安”,“稻禾”则取后字谐音“和”。这也太过凑题了。可事情一旦形成传统,就这么大的力量。看看今天的一些花树鸟兽绘图,均不过古人之余绪也。最后,他归纳认为“此类画正犹诗‘风人体’之‘双关两意’也。”也就是说,这些画的创作思路,来源于一种诗歌手法。我国诗歌很早就用谐音双关来丰富创作,“风人体”是后人对此的总结。先前人们追溯其由来,只举例到“六朝”:“六朝乐府‘子夜’‘读曲’等歌,语多双关借意,唐人谓之风人体,以本风俗之言也。”(清·翟灏《通俗编》)钱锺书却在《管锥编》中,上追到《诗经》,可见此手法之源远流长。

笔者记得唐人韩愈有诗:“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是记实,蝙蝠是中性描写。南宋辛弃疾有词:“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把蝙蝠与老鼠搁一块儿,并无“福”相。看来蝙蝠有“福”的吉祥,时代不会太远,最早,大约出现在画幅中。但使得蝙蝠咸鱼翻身成“福”的谐音手法,却颇早甚至流传至今。我们啃下钱锺书这节文字,对文化演进情形,有所领受;对寻常黄昏见到的蝙蝠、画卷中有福的传统吉祥之“蝠”象,产生一些繁复的感觉或认知,也可以说是获益良多了。

原标题:钱锺书说蝙蝠之“福”

文/杨建民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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