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

我军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授予上将军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人。此后直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再未授予或晋升过上将，首次军衔制期间上将共57人。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元帅将官授衔授勋典礼

57位上将授衔时的职务

根据总政治部组织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57位上将授衔时的职务是：

肖 克，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 达，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克农，副总参谋长；

王 震，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许世友，副总参谋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

邓 华，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彭绍辉，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爱萍，副总参谋长；

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

韩先楚，副总参谋长（军事学院学员）；

李 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傅秋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

王 平，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

吕正操，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傅 钟，总政治部副主任；

肖 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

甘泗淇，总政治部副主任；

洪学智，总后勤部副部长；

宋任穷，总干部部副部长；

赖传珠，总干部部副部长；

周纯全，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杨至诚，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陈再道，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兼湖北军区司令员；

周士第，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郭天民，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

陈奇涵，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

苏振华，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刘亚楼，空军司令员；

刘 震，空军副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韦国清，公安军副司令员；

陈锡联，炮兵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陈士榘，工程兵司令员；

陈伯钧，军事学院副院长；

钟期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宋时轮，总高级步校校长；

周 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朱良才，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董其武，陆军第六十九军军长；

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王新亭，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代司令员）；

唐 亮，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叶 飞，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

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

李天佑，原广西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陈明仁，陆军第五十五军军长；

谢富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贺炳炎，成都军区司令员；

阎红彦，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陶峙岳，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乌兰夫，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杨 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李志民，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王建安（1956年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李聚奎（1958年授），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总理为上将颁发军衔命令状。左起：王震、李克农、张宗逊、李达、萧克。

1955年至1957年，我军实行八总部、五军种、十二大军区体制——

八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总干部管理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

五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

十二大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1956年增设福州军区，大军区增至13个。

57位上将授衔时大都担任大军区级（方面军级）职务，主要是各总部的副职，大军区的正副职，军种和兵种的正副职。其中副总参谋长有9位（包括兼职，下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有6位，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各有3位。另外总参二级部有4位上将部长，显示了总参作为军事指挥中枢的重要性。有17位上将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当时除了兰州、新疆和西藏军区，其他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上将。军种和兵种的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中有9位上将。杨成武上将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防空军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我军唯一同时任军种和大军区司令员的人。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上将80年代初任海军司令员，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任职最低的是两位军长：分别为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他俩的情况比较特殊，都是起义将领，起义后分别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和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以后他们的兵团缩编成军，二十一兵团缩编成五十五军，二十三兵团缩编成六十九军，他俩则继续担任军长，但是级别不降，仍是正兵团级。

开国上将最年轻的居然不到40岁！

开国上将年龄大都很年轻，授衔时平均年龄45.6岁，年龄最大的是起义将领陶峙岳，63岁；年龄最小的是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肖华，授上将时只有39岁。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高级将领普遍比较年轻，二三十岁当军长、师长不算稀奇。开国上将杨成武、李天佑、贺炳炎当师长时刚刚20岁出头，堪称英姿勃发的白袍小将。1955年授上将时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空军副司令员刘震也只有40岁；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广州军区代司令员李天佑、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叶飞41岁；副总参谋长韩先楚、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公安军副司令员韦国清、总后勤部副部长洪学智都是42岁……当时最年轻的大将也只有47岁，最年轻的元帅才49岁。有一点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军首次军衔制原本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就准备实施，因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等原因推迟了几年，否则的话，开国将帅们还要年轻几岁。

第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是贺炳炎（1913—1960），年仅47岁；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是吕正操（1904—2009），享年105岁。

吕正操上将

开国上将“战大”集体毕业

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1000多名将军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从未进过正规军事课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将军，丰富的战争阅历和卓越的战功，使他们在万马军中脱颖而出……

国民党将领中有按军事院校划分的“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和“陆大系”等。而我军将领有人戏称自己为“战大系”——即战争大学毕业的。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何长工曾有一句名言：“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

当然，开国将军中也不乏著名军校毕业生，比如，上将中就有9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周士第、陈明仁，四期的肖克，五期的陈奇涵、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六期的郭天民。陶峙岳毕业于保定军校；吕正操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李达毕业于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刘亚楼、李天佑、傅钟、甘泗淇、乌兰夫、杨至成则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等。很多上将在战争时期曾进过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建国后又入过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合影。

开国上将南方人居多

开国上将大多数是老红军，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在南方，因此开国上将多为南方人，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四川等省居多，两湖上将占了一半还多，其中湖南19人，占三分之一，湖北14人。而湖北黄安（红安）是出开国上将最多的县，6人；湖南浏阳次之，5人。

从姓氏上看，也可以对这一特点作一补充。开国上将陈姓最多，有6人。陈是南方第一大姓，这六位陈上将都是南方人。

军中赫赫有名的“三杨上将”：杨勇(左)、杨成武(后)、杨得志在一起。三位上将，两位湖南人，一位福建人。

开国上将评衔依据主要是看级别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开始了全面正规化建设，并着手实行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1952年评定了军队干部级别，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9等21级：

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

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

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

正师级，副师级，准师级；

正团级，副团级，准团级；

正营级，副营级；

正连级，副连级；

正排级，副排级。

全军干部根据各自的任职、资历、能力等条件评定了级别。1955年评衔时，评授条件首先是级别。当时的评衔标准：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少数可评为上将。评衔结果，首次授予的55位上将，正兵团级33人，副兵团级19人，准兵团级1人，无军队级别者2人。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也有部分低于正兵团级者。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上将的条件：“我记得评上将的条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师一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的旅一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级干部。前面两条我还符合，但我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军政治委员，没有担任兵团职务。西北野战军和我差不多级别的干部，大概只有贺炳炎、彭绍辉被评为上将军衔。”开国上将中，有三十多位担任过兵团领导职务，另有十余人担任过相当职务。

从陈明仁、董其武两位军长授上将看，是因为解放战争后期他俩都当过兵团司令员，1952年定为正兵团级。另一位起义将领陶峙岳也是正兵团级，1955年授衔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授了上将；而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授中将，王恩茂是准兵团级。可见，级别是确定军衔的主要依据，任什么职务不是很重要。

三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起义将领（左起）：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当然，评上将军衔也考虑到“平衡”问题。所谓平衡，就是照顾山头。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山头”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

如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红三十军军长。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说：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但刘志丹和谢子长都牺牲于战争年代，阎红彦解放后不久也转到地方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按规定当时转到地方工作的一般不评军衔。如果这样，曾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陕北红军，就出不了一位上将，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因此，1955年4月评衔工作开始后毛主席特别提到阎红彦。他说，阎红彦要么不授衔，要授就是上将。于是，脱下军装好几年的阎红彦有幸被评为上将，中央军委还命令阎红彦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他也是仅有的两位没有军队级别的上将之一（另一位是乌兰夫）。

当时负责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正兵团级本应授上将，但他主动要求把自己从上将名单中拿下来改授中将，理由一是好做工作，二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他也成为唯一一位正兵团级中将。

1956年国庆节，六上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萧华、陈锡联、陈伯钧、刘亚楼、吕正操、韩先楚。

开国上将战争时期所属各大战略单位

“猛将必发于卒伍”，开国上将绝大多数是从战士或基层干部（连、排长及相当职务）干起。在战争时期，57名开国上将，除了少数隶属总部，多数分属各大战略单位（所谓各大“山头”）。这些数字也从侧面反映了各时期各战略单位的规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一方面军28人；

红二方面军9人；

红四方面军13人。

个别将领曾在两个甚至三个方面军任过职，如陈伯钧曾先后在三个方面军干过。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一一五师（包括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18人；

八路军一二○师11人；

八路军一二九师9人；

新四军10人。

少数将领曾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任过职，如张爱萍、洪学智、刘震等。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野战军5人；

第二野战军10人；

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11人；

第四野战军及东北军区19人；

华北军区9人。

1961年国庆节，5位开国上将在天安门观礼，左起傅钟、钟期光、张爱萍、宋时轮、李涛。

开国上将授勋情况

1955年首次授衔时，同时向革命战争有功人员颁发了勋章、奖章（至1957年），57位开国上将中有47人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有10人例外，只获得两枚或一枚一级勋章，其中：韦国清、唐亮、苏振华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红军时期为团级干部）、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李天佑、杨至成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战时期在苏联养伤）和一级解放勋章；吕正操原为东北军将领，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上将中只获得一级解放勋章的有4人：乌兰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未在军队任实际职务，解放战争后期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3人解放战争时期的起义将领。

毛泽东主席向李达上将等高级将领颁发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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