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

我军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授予上将军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人。此后直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再未授予或晋升过上将,首次军衔制期间上将共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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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元帅将官授衔授勋典礼

57位上将授衔时的职务

根据总政治部组织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57位上将授衔时的职务是:

肖 克,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 达,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克农,副总参谋长;

王 震,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许世友,副总参谋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

邓 华,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彭绍辉,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爱萍,副总参谋长;

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

韩先楚,副总参谋长(军事学院学员);

李 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傅秋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

王 平,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

吕正操,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傅 钟,总政治部副主任;

肖 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

甘泗淇,总政治部副主任;

洪学智,总后勤部副部长;

宋任穷,总干部部副部长;

赖传珠,总干部部副部长;

周纯全,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杨至诚,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陈再道,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兼湖北军区司令员;

周士第,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郭天民,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

陈奇涵,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

苏振华,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刘亚楼,空军司令员;

刘 震,空军副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韦国清,公安军副司令员;

陈锡联,炮兵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陈士榘,工程兵司令员;

陈伯钧,军事学院副院长;

钟期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宋时轮,总高级步校校长;

周 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朱良才,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董其武,陆军第六十九军军长;

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王新亭,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代司令员);

唐 亮,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叶 飞,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

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

李天佑,原广西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陈明仁,陆军第五十五军军长;

谢富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贺炳炎,成都军区司令员;

阎红彦,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陶峙岳,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乌兰夫,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杨 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李志民,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王建安(1956年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李聚奎(1958年授),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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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为上将颁发军衔命令状。左起:王震、李克农、张宗逊、李达、萧克。

1955年至1957年,我军实行八总部、五军种、十二大军区体制——

八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总干部管理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

五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

十二大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1956年增设福州军区,大军区增至13个。

57位上将授衔时大都担任大军区级(方面军级)职务,主要是各总部的副职,大军区的正副职,军种和兵种的正副职。其中副总参谋长有9位(包括兼职,下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有6位,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各有3位。另外总参二级部有4位上将部长,显示了总参作为军事指挥中枢的重要性。有17位上将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当时除了兰州、新疆和西藏军区,其他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上将。军种和兵种的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中有9位上将。杨成武上将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防空军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我军唯一同时任军种和大军区司令员的人。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上将80年代初任海军司令员,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任职最低的是两位军长:分别为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他俩的情况比较特殊,都是起义将领,起义后分别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和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以后他们的兵团缩编成军,二十一兵团缩编成五十五军,二十三兵团缩编成六十九军,他俩则继续担任军长,但是级别不降,仍是正兵团级。

开国上将最年轻的居然不到40岁!

开国上将年龄大都很年轻,授衔时平均年龄45.6岁,年龄最大的是起义将领陶峙岳,63岁;年龄最小的是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肖华,授上将时只有39岁。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高级将领普遍比较年轻,二三十岁当军长、师长不算稀奇。开国上将杨成武、李天佑、贺炳炎当师长时刚刚20岁出头,堪称英姿勃发的白袍小将。1955年授上将时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空军副司令员刘震也只有40岁;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广州军区代司令员李天佑、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叶飞41岁;副总参谋长韩先楚、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公安军副司令员韦国清、总后勤部副部长洪学智都是42岁……当时最年轻的大将也只有47岁,最年轻的元帅才49岁。有一点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军首次军衔制原本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就准备实施,因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等原因推迟了几年,否则的话,开国将帅们还要年轻几岁。

第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是贺炳炎(1913—1960),年仅47岁;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是吕正操(1904—2009),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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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上将

开国上将“战大”集体毕业

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1000多名将军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从未进过正规军事课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将军,丰富的战争阅历和卓越的战功,使他们在万马军中脱颖而出……

国民党将领中有按军事院校划分的“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和“陆大系”等。而我军将领有人戏称自己为“战大系”——即战争大学毕业的。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何长工曾有一句名言:“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

当然,开国将军中也不乏著名军校毕业生,比如,上将中就有9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周士第、陈明仁,四期的肖克,五期的陈奇涵、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六期的郭天民。陶峙岳毕业于保定军校;吕正操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李达毕业于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刘亚楼、李天佑、傅钟、甘泗淇、乌兰夫、杨至成则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等。很多上将在战争时期曾进过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建国后又入过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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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合影。

开国上将南方人居多

开国上将大多数是老红军,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在南方,因此开国上将多为南方人,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四川等省居多,两湖上将占了一半还多,其中湖南19人,占三分之一,湖北14人。而湖北黄安(红安)是出开国上将最多的县,6人;湖南浏阳次之,5人。

从姓氏上看,也可以对这一特点作一补充。开国上将陈姓最多,有6人。陈是南方第一大姓,这六位陈上将都是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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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赫赫有名的“三杨上将”:杨勇(左)、杨成武(后)、杨得志在一起。三位上将,两位湖南人,一位福建人。

开国上将评衔依据主要是看级别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开始了全面正规化建设,并着手实行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1952年评定了军队干部级别,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9等21级:

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

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

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

正师级,副师级,准师级;

正团级,副团级,准团级;

正营级,副营级;

正连级,副连级;

正排级,副排级。

全军干部根据各自的任职、资历、能力等条件评定了级别。1955年评衔时,评授条件首先是级别。当时的评衔标准: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少数可评为上将。评衔结果,首次授予的55位上将,正兵团级33人,副兵团级19人,准兵团级1人,无军队级别者2人。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也有部分低于正兵团级者。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上将的条件:“我记得评上将的条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师一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的旅一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级干部。前面两条我还符合,但我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军政治委员,没有担任兵团职务。西北野战军和我差不多级别的干部,大概只有贺炳炎、彭绍辉被评为上将军衔。”开国上将中,有三十多位担任过兵团领导职务,另有十余人担任过相当职务。

从陈明仁、董其武两位军长授上将看,是因为解放战争后期他俩都当过兵团司令员,1952年定为正兵团级。另一位起义将领陶峙岳也是正兵团级,1955年授衔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授了上将;而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授中将,王恩茂是准兵团级。可见,级别是确定军衔的主要依据,任什么职务不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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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起义将领(左起):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当然,评上将军衔也考虑到“平衡”问题。所谓平衡,就是照顾山头。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山头”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

如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红三十军军长。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说: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但刘志丹和谢子长都牺牲于战争年代,阎红彦解放后不久也转到地方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按规定当时转到地方工作的一般不评军衔。如果这样,曾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陕北红军,就出不了一位上将,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因此,1955年4月评衔工作开始后毛主席特别提到阎红彦。他说,阎红彦要么不授衔,要授就是上将。于是,脱下军装好几年的阎红彦有幸被评为上将,中央军委还命令阎红彦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他也是仅有的两位没有军队级别的上将之一(另一位是乌兰夫)。

当时负责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正兵团级本应授上将,但他主动要求把自己从上将名单中拿下来改授中将,理由一是好做工作,二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他也成为唯一一位正兵团级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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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庆节,六上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萧华、陈锡联、陈伯钧、刘亚楼、吕正操、韩先楚。

开国上将战争时期所属各大战略单位

“猛将必发于卒伍”,开国上将绝大多数是从战士或基层干部(连、排长及相当职务)干起。在战争时期,57名开国上将,除了少数隶属总部,多数分属各大战略单位(所谓各大“山头”)。这些数字也从侧面反映了各时期各战略单位的规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一方面军28人;

红二方面军9人;

红四方面军13人。

个别将领曾在两个甚至三个方面军任过职,如陈伯钧曾先后在三个方面军干过。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一一五师(包括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18人;

八路军一二○师11人;

八路军一二九师9人;

新四军10人。

少数将领曾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任过职,如张爱萍、洪学智、刘震等。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野战军5人;

第二野战军10人;

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11人;

第四野战军及东北军区19人;

华北军区9人。

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8)

1961年国庆节,5位开国上将在天安门观礼,左起傅钟、钟期光、张爱萍、宋时轮、李涛。

开国上将授勋情况

1955年首次授衔时,同时向革命战争有功人员颁发了勋章、奖章(至1957年),57位开国上将中有47人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有10人例外,只获得两枚或一枚一级勋章,其中:韦国清、唐亮、苏振华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红军时期为团级干部)、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李天佑、杨至成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战时期在苏联养伤)和一级解放勋章;吕正操原为东北军将领,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上将中只获得一级解放勋章的有4人:乌兰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未在军队任实际职务,解放战争后期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3人解放战争时期的起义将领。

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9)

毛泽东主席向李达上将等高级将领颁发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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