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新任校长（武汉大学历任校长考）

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最早是为了解答三年前刘道玉老校长问我的一个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简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答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数字而已，然而，我却很难立即答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在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想象，甚至已经到了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文章去探讨的地步。

当时，经过半个多月的认真研究，最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技术帖｜刘道玉究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几任校长？》，总算是给了刘老校长一个详尽而准确的回答，而现在发布的这篇文章，也正是三年前那篇旧作的一个最新的“修订版”。

那么，为什么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这个看似无比简单的问题，却如此地难以解答呢？这首先是因为在本校漫长历史岁月中的“校长”一职（或者相当于“校长”的其他各种同类性质的职务）的具体设置与变动的多种形式和结果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其次，则是最近30年来，某些伪学术和非学术的因素对这个原本就不是很简单的学术问题产生了不应有的严重扰乱，使之更显“复杂”。

再具体一点来说，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应从何时与何人开始算起？

第二，武汉大学历史上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代理校长”，而且还有多段时间没有设置“校长”一职，那么，所有这些“代理校长”以及那些不设“校长”时期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是否都应该被列入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之列？

现在，就让我们全面、细致地来深入剖析这两个问题。

上篇 去伪

——“武汉大学校长”应从何算起？

毫无疑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问题！笔者目前所能找到的武汉大学校方最早对本校历任校长的正式认定，是在抗战后期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编纂、抗战胜利后予以修订、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这本书对全国各大学的文字介绍，均由各大学自行撰写并上报。在该书中的“武汉大学”这一条目的最后，便附有一个“历任校长一览表”——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表格不仅将张渲与谈锡恩两位校长的姓名都写错了，还遗漏了个别代理校长及校务负责人，而且“在职期间”与“附注”这两栏中也出现了多处史实错误，充分反映出当年的武汉大学尚未仔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本校早期的发展历史。

另一方面，与本文的主题直接相关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非常明确地将民国初年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创校校长贺孝齐视为本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任校长。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批国立武汉大学校友去了台湾。1967年，武大前校长王世杰曾明确指示旅台校友会编撰一部校史（1913－1949）。这项工作前后筹备了十多年之久，但最终仍未能实现。到了1981年，也就是王世杰老校长去世的那一年，武大旅台校友会应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的邀请，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的校史文集，在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国立武汉大学简史》中，就附有这样一张“武汉大学及其前身历任校长一览表”——

非常明显，这张表基本上沿袭了1948年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的有关内容（包括其中的人名与史实错误），只是在此基础上略有增补——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期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徐谦补充了进来。

正是在90岁的武大老校长王世杰在台湾去世的那一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这群旅台校友魂牵梦萦的珞珈母校的新任校长。两年后，为了“向校庆七十周年献礼”，学校组织编写了一本《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书末的“附表一”，即为“1913－1949年武汉大学历届负责人名单”——

这个名单总算是将张渲的名字写对了，可惜“谭锡恩”这个错误还是没有改过来。抛开其中同样存在的若干史实错误不谈，这个表上的名单与两年前台湾地区的武大校友会列出的名单基本上是一致的，仅仅只是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期署上了全体“大学委员”的姓名，而不是像台湾校友那样只列出了为首的徐谦。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地区的武汉大学校友尚未与母校建立直接联系，基本上还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而这也充分证明，将贺孝齐视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任校长，可以说是自1949年海峡两岸分治之后，武汉大学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这两批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长期处于对立与隔离状态的不同校友群体在本校历史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共识。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贺孝齐先生就慢慢地不再被武汉大学官方奉为本校历史上的“首任”校长了。突然有一天，跟武汉大学毫无继承关系的清末自强学堂的创办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摇身一变为武汉大学的创始人，而自强学堂的首任“总办”蔡锡勇（仅仅只是兼职，其在任期内都没去过几次该学堂），也随之而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至于自强学堂以及由其演变而来的方言学堂的历任“总办”、“提调”、“监督”之类负责人，也都统统被册封为“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了！这真是让人惊骇莫名，啼笑皆非！

从贺孝齐、张渲、石瑛……到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这些早已作古的真正的“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们若是泉下有知，恐怕也会陷入集体惊诧——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前任”啊！

其实，反过来也可以畅想一番——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时期的钱恂、程颂万、曾广镕、馨龄等负责人后来都活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在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改组成立之时，后面那三位都还健在，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知道自己这辈子还曾经当过“武汉大学校长”？有没有任何一位武昌高师－国立武汉大学时代的师生校友曾经把这几位先生当成本校的“老校长”看待过？

事实上，不管自强学堂、方言学堂与武汉大学究竟有没有传承关系，单就方言学堂本身的历史而言，这个学堂到底先后有过哪几任负责人，其具体的任职起止时间又分别是在什么时候，那些学术水平低劣、只知造假浮夸的“1893党”们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总之，既然武汉大学校方最近30年以来一定要将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强行认作本校的历史“前身”，那么，这两所学堂的历任负责人，自然也就全都等同于“武汉大学校长”喽！OK，说到这里，我倒是很有兴趣跟大家分享一下被今天的武大视为“老校长”的前湖北方言学堂监督馨龄的各种“光辉事迹”——

馨龄，全名裕馨龄，八旗子弟，其父裕庚于1899年出任大清驻法兰西公使，并将其带往法国。1902年，馨龄与一位法国女子结婚，但第二年回国后，他便将夫人锁在家中，不许出门。后来，他又花钱在湖北买了个“候补道”的官职。1905年，湖北方言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一职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两度易人，更动频繁。到了1906年底，张之洞考虑到馨龄“曾任洋务总局会办，前曾往各国游学，游历多年，于法文甚为精通”，便“遴委”其为湖北方言学堂监督。1907年夏，张之洞由湖广总督调任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之时，还曾札令馨龄“随节入都”，足见其对此人的高度器重。

1908年，馨龄的法国夫人因无法容忍丈夫的粗暴和限制她的自由，以及“上当受骗”（根本没有接任“大清驻比利时参赞”一事），“幻想东方浪漫生活的破灭”（在北京连起码的四合院住宅也没有）而离婚，携带一子回国。随后，馨龄便在国内继续娶妻纳妾。据《申报》当时的报道，馨龄其人虽“熟悉法文，惟于中文不甚了了，而性情粗暴，又酷嗜嫖博”，甚至还被时人讥讽为“汉口嫖界十大王”之一，“久已著名通国”。到了1909年的夏天，这位湖北方言学堂的监督（校长）大人，突然就闹出了一桩震惊全国官场的惊天大丑闻！

当时，馨龄看上了自己的妻妹，欲将其纳为小妾，在他的妻子和岳父存焘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他甚至不惜“挟白刃向其妻大呼”，并“持枪迫令其岳书允许字，以致丑声四播”。随后，“其岳与其妻乘轮逃遁（闻赴沪），馨道闻之，亦即跟踪追去矣”。当时，其岳母“见长女远行，至轮船祖饯，馨竟劫之以去”，然后致函其岳父，表示“须送其妻妹来沪，始放存夫人回鄂”。

对于这桩丑闻，“连日官场哄传殆遍，无不张口咋舌，咄咄称怪”。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闻悉其事，特将其方言学堂监督及督署法文翻译、洋务局会办各差一律撤去，并拜折奏参，以肃官方”。但即使如此，馨龄依然无动于衷，后来，当他“侦知其妻妹匿于苏州抚辕巡捕何如九大令宅内”之后，竟然在当年9月2日的半夜，“亲率健仆三十余人，手持刀枪，至苏垣何大令住宅滋闹”，并将其妻妹“搜出”，“强抢而去”，而当巡警闻讯前来拦阻时，馨龄居然当场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对方，还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湖北方言学堂监督也！大宪如问我，我在上海听候。我已拼命来做此事，官与差使，早已弃之，参我办我，皆不惧也！

最后，“巡警见其人众，且均执有凶器，遂任其扬长而去”。

斯文扫地，士林蒙羞，如此败类，“武大校长”？？？

当时的上海《图画日报》对这桩“候补道强抢妻妹之骇闻”的报道，可谓图文并茂，绘声绘色，生动形象，将这个无耻昏官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后来，陈夔龙又专门就此事上奏清政府称：“查有湖北试用道馨龄，声名恶劣，行止有亏，实属衣冠败类，未便稍事姑容，相应请旨将湖北试用道馨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并最终得到了“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

由上可见，如此一个品行低劣、无法无天、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更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腐朽昏官，竟然会被张之洞委以湖北方言学堂监督之重任，这不能不说是其用人严重失察的一大典型败笔。

以上所说的这些史实，都是有凭有据的（我可不像某些“学者”那样，总想着挖空心思搞些荒诞离谱的“历史发明”出来，呵呵），我可以明确地向大家展示其主要的史料来源，所有人都可以在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里自行检索一下这些内容——

《方言学堂监督委人》，《新闻报》1906年12月16日，第2张

《鄂督拣选道员随节入都》，《申报》1907年9月2日，第4版

《杀妻纳姨之骇闻》，《民呼日报》第74号，1909年7月27日，第3页

《方言学堂监督撤差》，《申报》1909年8月25日，第2张第3版

《候补道强抢妻女之骇闻》，《图画日报》第48号，1909年10月2日，第11页

《又奏试用道馨龄声名恶劣请革职永不叙用片》，《政治官报》第703号，1909年10月11日，第13页

《汉口嫖界大王又弱一个》，《申报》1911年3月27日，第1张后幅第2版

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武汉大学师生校友们了解到这位拿着“湖北方言学堂监督”的名片去“强抢妻妹”的馨龄先生的“光辉事迹”之后，会作何感想？本来嘛，在1993年以前，此人跟我们武汉大学毫无任何关系，但是，从1993年开始，由于本校校方一定要生拉硬扯地将跟自己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湖北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强行认作“我们亲爱的学堂”，那么，所有认同这一荒唐谬论的人们，就必须得承认——所谓的“湖北方言学堂监督”，不就相当于是“武汉大学校长”了吗！如果按照某些脑残粉和马屁精们的说法，此人妥妥的“珞珈山第一男神”啊！——毕竟，“珞珈山，东湖水，1893起”嘛！o(∩_∩)o这种爱美人不爱江山、为了强娶妻妹甚至不惜主动舍弃学堂差使的惊人之举，要是没被载入本校的煌煌“校史”，简直都说不过去了哦！呵呵……

现在，既然我们以前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的馨龄“老校长”的照片好不容易突然惊现于互联网上，我们武汉大学是不是应该斥重金把它给买下来，然后再把这张帅气满满、“永是珞珈一少年”的阳光大男孩的玉照郑重其事地高高挂在本校的校史馆和行政楼里头呢？！而为了充分发掘这所据说是全国“历史最悠久”、“底蕴最深厚”的著名大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神马“自强的精神”，是不是还应该仔细研究和宣传一下这位馨龄“老校长”当年执掌“我们亲爱的学堂”时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治校方略、处事风格、施政业绩……乃至人格魅力呢？！也不知道30年前篡改校史的武汉大学时任校长以及后面那些“将错就错”的继任者们，是否都心甘情愿地与这样的“前任”共享“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之名？总之，且不论将馨龄这位“湖北方言学堂监督”追认为“武汉大学校长”的观点和做法在客观上是否正确，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主观上乐不乐意？！其实也没关系啦，只要你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呵呵……

武汉大学行政大楼内悬挂的三幅与武汉大学毫无关系的人物照片

最后还要吐槽的一点就是，据笔者前文所述，1906年底上任的湖北方言学堂监督馨龄，早在1909年8月便已被湖广总督陈夔龙撤职，并奏请朝廷“永不叙用”获准，其整个政治生命都已经宣告终结了，就连他自己在1909年时为了“强抢妻妹”也已经明确表示“官与差使，早已弃之”，然而，请大家去查阅一下本校1993年出版的《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和2013年出版的《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这两本书以及武大主页上的“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一览表，其中方言学堂的馨龄和曾广镕这两位“监督”的任期居然同为“1905年春--1911年”……现在大家知道武汉大学的官修校史是个什么水平了吧，呵呵……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三年前，当刘道玉老校长问我他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几任校长”，我在初步答复他老人家的时候，首先就明确指出，要想真正从基本事实的角度把“武汉大学历任校长”算清楚，第一步就必须将1913年以前的所有伪校史都排除在外！否则的话，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就毫无任何价值和意义可言了。

下篇 存真

——细数武汉大学历任校长及校务负责人

嘲讽完毕，我们言归正传，通过严谨、细致的考辩，来逐一确定武汉大学历史上的所有货真价实的“历任校长”。

1913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当年7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为武昌高师首任校长，这便是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任校长。

1914年11月17日，教育部将贺孝齐调回，同时委任张渲为武昌高师代理校长，1915年11月转为专任校长，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二任校长。在其任内，张渲曾于1917年1月“呈明教育总长，赴日本、菲利宾岛考察教育，由历史地理部主任姚明辉代理校长职务”，并于当年3月返校。像姚明辉这种只是在校长外出考察期间临时代理一下校长职务的情况，似乎不应列入“历任校长”的行列。

1919年7月19日，教育部又将张渲调回，改派谈锡恩为武昌高师校长，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三任校长。10月，谈锡恩与全国其他高师的校长们一同前往美国考察教育，直到1920年6月才回到学校，在此期间，“部委教育专修科主任吴景鸿代理校长”。很显然，吴景鸿的情况跟姚明辉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二人“代理校长”的具体时间都包含在正式校长的任期之内，因而都不应该归入“历任校长”之列。

1922年2月，谈锡恩校长因为干了一件大蠢事——将军警引入学校镇压学生，激起公愤，武昌高师学生便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将其撤职，谈锡恩见势不妙，只好先行辞职离校。2月21日，教育部电派武昌高师教务主任王其澍暂行代理校长，随后，又应武昌高师学生之请，于3月10日正式委任余日章为武昌高师校长。然而，余日章辞职不就，始终没有到任，他还曾一度劝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湖北籍教授张准（字子高，后以字行）出任武昌高师校长，但最终也未果。在此期间，学校校务始终都是由教育部委任的代理校长王其澍负责，因此，王其澍应当被视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四任校长。

1922年5月12日，教育部又委任张继煦为武昌高师校长。6月11日，张继煦到校视事，随后，他主动向教育部申请将其校长一职改为代理，“仍以部员名义暂代校长职务”，并得到批准。1923年6月，武昌高师决定自下学年起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不过，直到1924年2月教育部才正式批准并发给“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章，而原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张继煦也随之正式成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作为学校在“高师改大”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过渡人物，张继煦堪称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五任校长。

1924年5月，因学校内部矛盾，张继煦校长“愤走北京，校务由校务主任黄际遇暂摄”。8月底，教育部公开宣布，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张继煦辞职照准，改委李四光接任该校校长。不过，李四光当时并未到任。9月底，武昌师大学生召开全体大会，“经众讨论，以李不过为一学者，大学事务繁重，非所能胜，乃大半否决，一致反对”，同时又提出邀请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陶知行（即更名之前的陶行知）来接任校长之职。随后，教育部同意了这一意见，并于11月中旬正式委派陶知行为武昌师大校长，在其到任前则由黄人望教授“暂维校务”。

在笔者看来，像黄际遇、黄人望这种只是在校长不在校或者暂未到任期间以高级职员身份临时代理一下校务、但始终都没有被教育部正式委派为“代理校长”、连“代理校长”这种名份都没有的情况，似乎不应列入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之列。

有意思的是，在教育部正式任命陶知行为武昌师大校长之前，湖北地方当局竟然于当年11月14日直接委派武昌师大教授耿丹暂行代理校长，随后，耿丹派人在校中强夺校印，并于12月4日宣告就职。由于武昌师大是国立大学，校长一职只能由中央政府来任命，湖北地方当局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法的，自然也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用某位校友后来的回忆来说，“非纯为耿个人声望，实为神圣教育，华中最高学府，不容军阀胡作非为”。当时，武昌师大的学生自治会与17名教授分别发表了宣言书表示反对，并得到了全国各大学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由于耿丹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未经合法程序任命产生的“非法”校长，在事后也从未得到过教育部和全校师生的追认，因此，他显然也不应被列入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之列。

到了1924年12月底，在“省委代理校长之耿丹，经学生一再反对，仍不敢到校接事，而部委之陶知行，因有一部分学生反对，亦辞而不就”的情况下，教育部再次决定聘请李四光出任武昌师大校长，这一次，武昌师大学生便不再反对了，而是“电部表示欢迎”。然而，“惟李因在北大多年，该校代理校长蒋梦麟颇不愿其来鄂。即李氏本人，亦不愿离京。当即另推荐该校理化学教授石瑛于教育部”。教育部在先后征得了石瑛本人以及武昌师大全体师生的同意之后，最终任命石瑛为武昌师大校长，随后，又决定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为国立武昌大学。1925年1月18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石瑛到校就职，4月30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又正式任命石瑛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六任校长。

石瑛担任校长不到一年，校中风潮不断，而他本人也多次提出辞职，动辄离校出走。1925年12月，石瑛在遭受了被武大附中部分学生捆绑与殴打的奇耻大辱之后，最后一次辞职离校。此后，武大又“久无校长，校务由教职员及学生双方各推若干人，组设校务维持会维持”，其成员主要有黄侃、李汉俊、张珽、杜佐周、陈鼎铭、陈辛恒等。

1926年2月4日，国务总理许世英最终批准了石瑛的辞职，同时任命国立东南大学教务主任张准（张子高）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但张准始终没有到任。最终，在校长无着的危急情况下，武大全体师生一致推举校中资历最老的生物系主任张珽教授为代理校长。1928年以后，在国立武汉大学历年撰写的“沿革概要”中，均明确提到，1926年2月，教育部任命张珽为代理校长。对于这一点，笔者尚未查到一手史料，但是毫无疑问，不论是后来的国立武汉大学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均认可张珽为武大前任校长。因此，张珽堪称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七任校长。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作一个小小的阶段性总结了。由上可见，在1922－1926年间，从武昌高师、武昌师大再到武昌大学，其校长的更动情况极其频繁和复杂，我也是直到三年前写这篇文章时才基本梳理清楚。在这些纷乱复杂的局面中，我们大家都能注意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人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武大全体师生所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的！由此充分可见当时的武大校风之民主、自由。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另外写几篇文章进行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克武昌，国立武昌大学暂行停办，并由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接管。11月，该会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2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徐谦为委员长。1927年2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学校实行大学委员会制，以徐谦为主席。在学校不设校长一职的情况下，大学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即相当于校长，因此，徐谦可以被视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八任校长。

由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期的史料比较缺乏，徐谦的具体离职时间笔者尚不得而知，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到1927年11月，该校已经陷入无人负责的混乱状态。12月底，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1928年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委派新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前来调查。随后，刘树杞决定就武昌中山大学原有基础，改组筹办湖北大学。6月13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最终决定，“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命刘树杞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28日，蔡元培又电令刘树杞暂行兼代校长职务。8月1日，代理校长刘树杞就职视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刘树杞而言，其“代理校长”的职务只是他的一项“兼职”，而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一职才是他的“本职”，大概正因为此，同时又考虑到1929年上任的王世杰校长对于国立武汉大学的早期发展、特别是珞珈山新校园的奠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无人能及，王世杰便长期被武大师生尊奉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这一点当然也可以理解，不过，刘树杞作为促成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最终改组和“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这一重大历史转型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人物，他在“武汉大学历任校长”的名单中当然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即使他只是一个“兼职”的“代理校长”，但毕竟也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创校校长，在武汉大学100多年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刘树杞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视为该校历史上的第九任校长。

1929年1月，刘树杞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辞去代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兼职”，并推荐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为继任校长，还建议在其到职前由武大理工学院院长王星拱暂行代理校长职务。2月，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致电刘树杞，另荐王世杰为武大校长。随后，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3月5日正式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其到任前由王星拱代理。3月中旬，刘树杞和王星拱这两位代理校长之间完成了交接工作，刘树杞正式卸任。5月22日，王世杰到校视事。

1933年4月，王世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与此同时，教育部再次委任王星拱为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有意思的是，由于王世杰实在不愿意离开武大，出任教育部长只是勉强为之，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武大继续当校长，大概正因为此，在他“奉令来京忝膺教育部部长职务之时，国民政府仅令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王星拱代理该大学校长职务，对于世杰原在该大学所担任之校长名义尚未蒙明令解除”。也就是说，王世杰当时实际上是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身份去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之职！然而，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施行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明文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一年过后，王世杰大概觉得自己已经不大可能再回去当武汉大学校长了，于是只好“本大学校长不得兼职之义”，恳请行政院“转呈国府，任命王星拱为该大学校长，并解除世杰该大学校长名义”。

就这样，非常滑稽的一幕出现了——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解除自己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最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联名发布“国民政府令”，批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辞职……几年前，我曾经在台湾“国史馆”中看到过相关的档案史料，现在，就拿当时公开刊行的《国民政府公报》中的相关记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在王世杰校长到任前及离任后，王星拱曾经两度代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之职，虽然王星拱第一次代理校长的时间在王世杰就任校长之前，但只是临时负责了两个月而已，在王世杰离任后，王星拱正式接任校长，其任职时间（包括头一年的代理期在内）长达12年之久，在整个武汉大学的历史上仅次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李达校长，因此，王世杰和王星拱应当分别被视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十任与第十一任校长。

1945年7月，王星拱校长离职。8月，周鲠生接任校长，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十二任校长。值得一提的是，在周鲠生校长的任期内，校中风潮不断，导致他动辄离校出走，经常不能在校任事。在其离校期间，法学院院长刘秉麟、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等人曾先后多次临时代理校务，在校内也被称为“代校长”，但由于上述二人代理校务的时间均在周鲠生校长的任期之内，而且仅仅只是学校内部的临时工作安排，也从未得到过教育部的正式任命或事后的追认，与前文所说的武昌师大时期一度临时负责校务的黄际遇、黄人望的情况亦有几分相似，因而也都不应被列入“武汉大学历任校长”。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了国立武汉大学。8月，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训令国立武汉大学取消校长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制，并聘任化学系教授邬保良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十三任校长。

1952年1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校长到校就职，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十四任校长。从此直到196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前后长达13年之久，为武汉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大学在本校历史上第三次废除了校长制。在“文革”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都是“革命委员会”，不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文革”，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文革”期间的“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其实际地位与历史角色就相当于是平常时期的“校长”。在1966－1980年间，崔建瑞、牛永年、武继元、纪辉曾先后担任武大革委会主任，他们4人也应当分别被视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任校长。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能正视和承认的话，那岂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

综上所述，从1913年建校，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大学及其各时期历史前身的“校长”一职，竟然先后出现过如此之多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特殊”情况！现将其分类梳理如下：

1.任命后未到任的校长：

余日章（1922.3－1922.4）

李四光（1924.8－1924.9）

陶知行（1924.11）

2.“非法”任用的校长：

耿丹（1924.11－1924.12）

3.非全职在校工作的代理校长：

刘树杞（1928.8－1929.3）

4.正式校长不在校期间的临时校务代理人：

姚明辉（1917.1－1917.3）

吴景鸿（1919.10－1920.6）

黄际遇（1924.5－1924.8？）

黄人望（1924.11）

刘秉麟（1946－1947）

刘永济（1947－1949）

5.各种无“校长”之名的实际校务负责人：

徐谦（大学委员会主席，1927.2－1927.11？）

邬保良（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8－1952.11）

崔建瑞（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8－1967.2）

牛永年（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2－1970.2）

武继元（革命委员会第一主任，1970.2－1972.3）

纪辉（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3－1980.6）

在上述5类“特殊”情况中，笔者认为，第1、2、4种情况应该排除在“武汉大学历任校长”之外，而第3、5种情况则应全部列入，其具体理由已在前文中逐一阐述过了，如此处理，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吧？欢迎大家讨论。

改革开放后，武汉大学于1980年6月重新恢复了校长制，庄果出任校长，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十九任校长。

数到这里，我终于可以给1981年7月继庄果之后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老校长一个比较确定的答复了！——他应该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二十任校长。

至于刘道玉之后的武大历任校长，我们大家就都很熟悉了——齐民友、陶德麟、侯杰昌、刘经南、顾海良、李晓红、窦贤康，继续往下算的话，分别就是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七任校长。

2022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为本校历史上的第二十八任校长，与此同时，他也是武汉大学自建校以来的第三位湖南长沙籍的校长（周鲠生、刘经南、张平文）、第五位北大出身的校长（石瑛、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张平文），以及第三位数学专业出身的校长（崔建瑞、齐民友、张平文）。

三年前，当我辛辛苦苦地撰写《技术帖∣刘道玉究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几任校长？》一文时，写到最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本来只是想严肃、认真地解答刘老校长问我的一个小问题，没想到写着写着，居然活生生地写成了一篇《武汉大学历任校长考》！当然，这本来也是一校校史上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早晚都应该彻底梳理清楚。

对于上述考证结果，我自己制作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武汉大学历任校长及校务负责人一览表（1913－2022）”，与三年前发布的那一版表格相比，最大的改动就是每一任校长的任职时间以法定任免时间为准（若是实际的在职时间与之有所出入，则在备注中予以说明），同时也更正了之前的少量错误。大家不妨将我做的这个表格跟武大主页上的“历任领导”栏对比一下，看看到底有哪些地方截然不同，呵呵……（横屏观看效果更佳）

武汉大学历任校长及校务负责人一览表（1913－2022）

序号	姓　名	籍　贯	学校名称	职务名称	任职时间	备　　注
1	贺孝齐	四川永川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校　长	1913.7－1914.11
2	张　渲	河北东光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代理校长	1914.11－1915.11	1917年1月至3月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期间，由历史地理部主任姚明辉代理校长职务
				校　长	1915.11－1919.7
3	谈锡恩	湖北兴山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校　长	1919.7－1922.2	1919年10月至1920年6月赴美国考察教育期间，由教育专修科主任吴景鸿代理校长职务
4	王其澍	贵州大定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代理校长	1922.2－1922.6	谈锡恩辞职后，余日章与张准（张子高）一度成为校长人选，其中余日章曾于当年3月被教育部委任为校长，但其辞而不就，没有到任
5	张继煦	湖北枝江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校长	1922.5－1922.6	1922年5月被教育部委任为校长，6月到校就职后主动请求改为代理校长并获准，1924年2月学校升格后转正
				代理校长	1922.6－1924.2
			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校　长	1924.2－1924.8	张继煦于1924年5月离校，校务由学校校务主任黄际遇暂行代理。8月，张继煦被正式免职，同时李四光被委任为校长，但未到任。11月，陶知行（即陶行知）又被委派为校长，其到任前由黄人望代理校务，但陶知行亦未到任。同月，湖北地方当局非法委派耿丹为校长，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与驱逐
6	石　瑛	湖北阳新	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校　长	1924.12－1925.4	1924年12月任命，1925年1月到任
			国立武昌大学	校　长	1925.4－1925.12	1925年12月离任，1926年2月正式免职
7	张　珽	安徽桐城	国立武昌大学	代理校长	1926.2－1926.10	1926年2月，张准被任命为校长，但未到任，随后全体师生推举张珽为代理校长
8	徐　谦	祖籍安徽歆县，生于江西南昌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1926.12－1927.2
				大学委员会主席	1927.2－1927.11？
9	刘树杞	湖北蒲圻	国立武汉大学	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28.6－1928.9	刘树杞系以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暂行兼任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一职
				代理校长	1928.8－1929.3
10	王世杰	湖北崇阳	国立武汉大学	校　长	1929.5－1934.6	1929年3月任命，1929年5月到任，1933年4月离任，1934年6月正式免职
11	王星拱	安徽怀宁	国立武汉大学	代理校长	1929.3－1929.5	在王世杰校长到任前及离任后两度代理校长之职，1945年7月离任
					1933.4－1934.6
				校　长	1934.6－1945.6
12	周鲠生	湖南长沙	国立武汉大学	校　长	1945.6－1949.8	1945年8月到任，在任期间因种种原因经常离校外出，其间法学院院长刘秉麟、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等曾先后多次代理校务
13	邬保良	广东龙川	国立武汉大学	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8－1950.10	大约在1950年10月前后，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国立武汉大学”去掉校名中的“国立”二字，迳名“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0.10－1952.11
14	李　达	湖南零陵	武汉大学	校　长	1952.11－1966.8	1952年11月任命，1953年2月到任
15	崔建瑞	河南潢川	武汉大学	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6.8－1967.2
16	牛永年	江苏盐城	武汉大学	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2－1970.2
17	武继元	山东沂水	武汉大学	革命委员会第一主任	1970.2－1972.3
18	纪　辉	河南汝南	武汉大学	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2.3－1980.6
19	庄　果	福建福州	武汉大学	校　长	1980.6－1981.7
20	刘道玉	湖北枣阳	武汉大学	校　长	1981.7－1988.2
21	齐民友	安徽芜湖	武汉大学	校　长	1988.2－1992.10
22	陶德麟	祖籍湖北新洲，生于上海	武汉大学	校　长	1992.10－1997.1
23	侯杰昌	广东梅县	武汉大学	校　长	1997.1－2003.7	2000年8月，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原武汉大学校长侯杰昌继续担任新武汉大学校长
24	刘经南	湖南长沙	武汉大学	校　长	2003.7－2008.11
25	顾海良	上海	武汉大学	校　长	2008.11－2010.12
26	李晓红	重庆合川	武汉大学	校　长	2010.12－2016.11	2016年10月离任，11月正式免职
27	窦贤康	安徽泗县	武汉大学	校　长	2016.12－2022.12	2022年11月离任，12月正式免职
28	张平文	湖南长沙	武汉大学	校　长	2022.12－

以下是武汉大学主页“历任领导”栏目中的历任校长名单，凡是跟我的上述考证结果存在较大出入的地方（出入较小的就算了），我都标成了红色，请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番近乎“全线飘红”的盛况——

武汉大学历任校长

当时校名	职务名称	姓名	任期
自强学堂	创办人	张之洞	1890年
	总办	蔡锡勇	1893年--1897年
	总办	张斯枸	1897年冬--1899年5月
	提调	钱 恂	1893年--1898年9月
	提调	汪凤瀛	1898年--1899年4月
	提调	程颂万	1899年4月--1902年10月
方言学堂	提调	程颂万	1902年10月--1905年春
	监督	馨 龄	1905年春--1911年
	监督	曾广熔	1905年春--1911年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校长	贺孝齐	1913年7月--1914年11月
	校长	张 渲	1914年11月--1919年9月
	校长	谈锡恩	1919年9月--1922年1月
	校长	张继煦	1922年6月--1923年8月
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校长	张继煦	1923年9月--1924年9月
国立武昌大学	校长	石 瑛	1924年12月--1925年12月
	校长（代）	张 廷	1926年2月--1926年5月
	校务维持会主任	李汉俊	1926年5月--1926年10月
	校务维持会主任	黄 侃	1926年5月--1926年10月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校务委员会主任	徐 谦	1927年2月--1927年12月
国立武汉大学	校长（代）	刘树杞	1928年7月--1929年春
	建筑筹备委员长	李四光	1928年7月--1938年4月
	校长	王世杰	1929年2月--1933年4月
	校长	王星拱	1933年5月--1945年6月
	校长	周鲠生	1945年7月--1949年8月
武汉大学	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邬保良	1949年8月--1952年11月
	校长	李 达	1952年11月--1966年8月
	校长	庄 果	1980年6月--1981年6月
	校长	刘道玉	1981年7月--1988年4月
	校长	齐民友	1988年4月--1992年10月
	校长	陶德麟	1992年10月--1997年1月
	校长	侯杰昌	1997年1月--2003年7月
	校长	刘经南	2003年7月--2008年11月
	校长	顾海良	2008年11月--2010年12月
	校长	李晓红	2010年12月--2016年11月
	校长	窦贤康	2016年12月--2022年11月

结语

关于刘道玉究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几任校长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刘道玉老校长问我的那个问题。2005年，刘老校长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刘老校长认为自己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15任校长（但我们并不清楚他在1981年就任校长时是不是这样认定的？）。

然而，到了2011年，刘老校长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修订版——《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时，却将上面这句话中的“前14任校长”改成了“前17任校长”，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修改？具体依据何在？

即使刘老校长本人在2005年和2011年曾先后有过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但他到了2019年还要问我这个问题，说明他自己始终都不是很确定自己究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几任校长。

再回到1981年武大台湾校友会与1983年武大校方分别列出的1913－1949年间的武汉大学历任校长名单，均为11人（都没有将1922年的代理校长王其澍列出来），如果再加上建国后的邬保良、李达、庄果3人，那就正好是14人。笔者冒昧揣测，刘道玉老校长在2005年所说的“前14任校长”，大抵由此而来，即没有将“文革”期间的几位“革命委员会主任”计算在内。至于刘老校长2011年将“前14任校长”改成了“前17任校长”，又是另外增加了哪3个人，我就无从猜测了。

2019年8月31日，在刘道玉老校长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初步算了一下，然后回复他大概是第19任。但几天后当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发现王其澍这位代理校长长期都被我们遗漏了，于是便立即告知刘老校长，将我的答案修正为20。又过了几天，我看到《南方人物周刊》在教师节当日发布了一篇题为《刘道玉 没时间驻足回望》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是怀着一颗忐忑之心接受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的——在他之前的18任武大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而在任教职工中不少是他的前辈师长。

看到这里，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刘道玉老校长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件事情啊！只不过，当时他采纳了我第一次答复他的说法，并告诉了记者，但几天后当我又提出需要更正一下时，是不是已经来不及在这篇报道中进行修改了？当然，数字本身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关键是要将这些数字背后的种种历史真相认真、仔细地研究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老校长出于信任问了我这么一句话，我琢磨了那么多天，最后竟然码出了一篇“万言书”来进行细致入微的详细解答，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其实，我应该感谢刘老校长——正因为有了他这一问，我才第一次把这个重要问题基本梳理清楚了。还有极个别依然没有弄明白的小细节，权且留待日后再去努力探求。

最后，《刘道玉 没时间驻足回望》这篇报道的最后一段话，是这么写的：

窗外树冠繁茂，武大踞山而建。从20岁入读武大以来，除了两次短暂的离开，刘道玉就没有离开过珞珈山。离刘道玉居所不远，就是他读书时李达校长的故居。在武大的校长栏介绍上，有张之洞，有李四光……

凡是对武汉大学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看到文末的这句“结束语”，恐怕都不得不生出这样的感觉——挺好的一篇报道，只可惜，这最后一句话，真是极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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