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夕大火对长沙的影响 烧了三天的文夕大火

(肖亦菲/阿娅拉/迪娜尔)

大火过后，终要问责。

首恶元凶，纵火焚城。

罪有应得，替人受过？

在今天的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新宁县庄姜村和桃江县黄土仑村，有三座衰草丛生的坟墓，黄土堆下是三个当年的国民党官员：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

文夕大火中幸免的中山亭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左右，大火起燃，顷刻之间，长沙成了一片火海，大火持续72小时而不灭。蒋介石在大火后赶赴长沙，看到长沙全城几乎焦土一片、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

从天心阁下来，蒋介石立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11月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可是这三个人真的是这场大火的元凶吗？

上世纪初的岳麓书院

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那可是打过一场伤亡总数达200万人血腥战役的城市；而广岛和长崎，则是原子弹炸过的城市。

由此可见，长沙这场大火的威力。长沙大火案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焦土抗战”政策的一大败笔，非但没有伤及日军丝毫，给日军以任何打击，反而使两万多民众因来不及脱身而葬身火海。数十万老百姓因家园被毁流离失所，一座繁华的文明古城惨遭涂炭，几成废墟。

文夕大火过后的街道

我们试图通过对酆悌日记的分析，探寻文夕大火燃起的原因：

“主席谓奉委座电令，长沙失陷，应焚毁。主席唯恐得不彻底，故一再慎选指挥人员及执行者。初余提出之人选及执行者，渠不同意。后彼亲自决定，以警备团徐团长昆为总指挥，以该团长所部士兵组成，三人一组， 共百组担任此种任务。余等辞退，即召徐商讨，告其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

酆悌

由此可见，张治中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如长沙失陷，应当焚城。并且，为慎重起见，张治中对挑选焚城指挥官，做了精心安排，任用了警备团长徐昆为焚城总指挥，且不得擅自焚城，应以放警报或奉张治中主席的命令。酆梯反复强调，只是焚城准备，并非实施。

不料当晚二时半突然起火，四处大火封街。余得报告，深为骇怪，几不得出，秩序大乱。......余告须寻主席，不能独自走也。......主席尚在睡中，余将情况报告，忽然起火情形，彼此嗟叹而莫名其故。

按照事先安排，焚城时机应选择在日军攻陷长沙时。从上述日记可知，酆悌尚未获知日军攻陷长沙的消息，故对凌晨二时突发起火，“深为骇怪”，并将起火情况急报张治中。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纵使长沙内的国民党官员已经做好了烧城的准备，但并未下令烧城。故而在起火时，众人惊愕，没有及时做出反应。

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可为何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即“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大火前的天心阁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该战争的组织者常常是无能并容易失误的。

1938年11月22日，湖南省政府成立了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至11月底，长沙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陆续恢复，日用必需品基本满足供给；组设的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

如今的长沙,晨练的老人在天心阁公园参天大树的绿阴下缓缓踱着步子，知了与笼子里的鸟儿的叫声混成一片。高处，青砖碧瓦的天心阁寂静独立，仿佛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天心阁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老阁楼，记录了长沙的历史、荣耀和屈辱。从大火后的残垣断壁、焦梁炭柱恢复了古阁的雄姿。

(CSU 交运2201 肖亦菲/阿娅拉/迪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