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启蒙运动发明了平等）

思想史不仅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还涉及新兴思维方式的突破和发明。共同人类与平等的历史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以轴心时代出现的对共同人类的宗教和哲学论述为特征；第二个转折点是启蒙时期现代平等与现代不平等的兴起。

鉴于本书的问题域，我们或许可以将轴心突破描述为对人类的多重发明的时代。那个遥远时代中的许多宗教及哲学论述仍流传于我们现代的全球化世界，但它们全都受到了近三个世纪以来启蒙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重塑的影响。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以一种双重运动来适应现代性：一方面，它们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启蒙思想中某些面向的反面；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现代政治以及应对现代思想的挑战，它们也吸收了启蒙思想的历史观念和时间观念。例如，18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新教徒谴责它不仅是对上帝威严的冒犯，同时也违反了自然平等。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新教徒能够以“人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为原则，遵循自然平等；但如果没有现代自然法的启蒙语言，他们不可能将人类灵魂作为灵魂容器的这一精神理念，与自然权利的社会政治概念联系起来。同样，19世纪认信的政治家们拒绝接受进步的理念，但通过发起自己的政治运动，他们采纳了启蒙运动的政治理念，即政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计划性活动，旨在理性地“改善”社会。此外，他们坚持对人民主权的理论概念持谴责态度，同时继续推行政治民主化。

在本书中，我强调过，启蒙运动的特点是现代平等和现代不平等的双重发明。现代平等假定个体是首要现实，社会只是人们为了增进自己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人工产物。个体被描述成自由平等的，这种观点既可以建立在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上，也可以建立在开明的宗教教义上。在人类学和规范性意义上，自由和平等被认为“天然的”。它们被看作是原始的“事实”，但同时又是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基础。现代平等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此后，人人都被预设享有平等地位，而不平等却需要合理的理由。也就是说，不平等必须用启蒙人文科学的语言来解释。18世纪末，平等和自由成为载入成文宪法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新起点。

然而，我们还应该补充一点——尽管“平等”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性，但在实践中却建立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民族框架之内。由文化界定的民族受到了平等的限制，但无法从现代平等的角度对这些限制进行融贯的理论化，对女性公民权的剥夺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文化民族（cultural nation）的概念与种族的概念具有某种相似性。令人吃惊的是，从18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和“种族”的概念经常被当作一对转喻词。两者都被定义为有血统的群体（民族血统、种族血统），都被假定了一种先于所有理性选择、深刻锚定在历史之中的“命运”，并且都使用了民粹主义的政治语言。民族主义是一种借鉴了想象之传统的现代教义，正如历史学家乔治·莫斯（George Mosse）明确指出的那样， 民族主义也是一种人民集体崇拜自己的民间宗教（civil religion）。在民族共同体内部，民族主义是一种平等的话语，但在全球范围内，它却是一种排外的话语，通常与种族话语同时出现。

启蒙运动催生了四种关于现代不平等的论述。政治经济学为社会经济不平等提供了合理的论据。新兴的生物心理学理论在对性别差异进行讨论时，认为女性在尊严上与男性平等，但却天然属于“他者”，并受到男性权威的支配。种族划分把人类框定在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中。最后，历史哲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时间机制。此后，文化的多元性不仅在地理框架中，还在时间序列中被理论化。新的时间机制将时间理论化为一种发展和进步，但不一定指道德进步。因此，欧洲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一个独特的节点，即世界历史的终点。

在对启蒙运动的讨论中，我展示了现代平等和历史哲学的结合带来了一种跨文化平等的话语，这种话语将平等定义为“变得像那些已经获得平等的人一样”——也就是说，变得像欧洲人一样。欧洲乃至后来的“西方”，代表着人类的启蒙先锋，从而被赋予了以启蒙理性指导世界其他地区的教育权威。孔多塞的历史进步理论认为，欧洲的教育学是促进全球平等的催化剂。用今天的哲学术语来说，孔多塞将平等与一种相当强烈而绝对的良好生活信条混为一谈。它包括了所有对启蒙文化持开放态度的人，但同时也排除了那些信奉其他正统思想的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机制在法国大革命的犹太人解放运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犹太人虽被视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但不得不将自己的犹太性限制在私人领域。法国当今的政教分离（laïcité）的世俗教义是孔多塞历史哲学的一个遥远分支，它试图将一切宗教实践及符号都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对启蒙的平等和文化差异概念的解释非常重要，因为启蒙运动与思想史上的其他事件不同，它不愿默默无闻地被历史湮没。启蒙运动中的许多思想和理想至今仍在受到整理、辩护或批判。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对激进启蒙运动的杰出研究十分有影响力，他主张，只有拒绝宗教并且信奉哲学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潮是始终如一的平等。在伊斯雷尔看来，斯宾诺莎、贝尔和狄德罗都是他的历史中的英雄。伊斯雷尔认为， 现代平等的普遍性话语不能建立在宗教的世界观之上，因为宗教思想家必定会看低其他宗教的信徒，更别说无神论者了——在宗教思想家眼中， 他们比自己劣等，生活在谬误的黑暗中，无法完全接受宗教真理的至高无上。在本书中，我已向大家表明，一神论宗教中对圣战的论述证实了伊斯雷尔的论点，但同时，一神论宗教中对共同人类的有力论述又为平等的普遍性概念奠定了基础。18 世纪和 19 世纪反奴隶制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狂热的新教徒。由此可见，普世主义（人类的统一）与特殊主义（只有信徒掌握真理）之间的二元性是所有宗教的基本特征。

但伊斯雷尔没有认识到，启蒙运动也体现出一种类似的二元性。“启蒙”（enlightenment）的字面意思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现代平等的发明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创新之一，但启蒙理性也将人类分为两大阵营：已经开化的人和尚未开化的人。已开化者有天职去教育——去启蒙——尚未开化的人。启蒙运动就像宗教一样，无法摆脱普世主义（人类的统一）和特殊主义（只有启蒙运动，或者只有激进启蒙运动，才掌握真理）的二元性。无论真理是由一个普世的神还是由普遍理性所代表， 其基本的两极都是相同的。唯一能够合理化启蒙运动的特权地位的考量是，宗教平等主义者从启蒙政治思想中汲取了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 对社会和政治的洞见。然而，至于对人类的统一和压迫之邪恶的基本信念， 他们从《圣经》中就能够得到充分的支持。

伊斯雷尔将主张平等的激进启蒙运动和不那么追求平等的温和启蒙运动一分为二，但这个二分法也解释不了殖民主义和帝国的激进批评人士中存在的哲学多样性。狄德罗实际上是一个世俗的一元论者，雷纳尔的世界观则基于自然神论，而安基提尔－杜佩隆来自詹森派教会，到了晚年，他接受了一种调和主义的宗教信仰。在前文中，我已提到过绝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信奉新教。至于现代不平等，令人吃惊的是，种族划分认为人类是动物王国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与唯物主义一元论非常一致。布丰和布卢门巴赫认为白色人种天然且至高无上，此观点完全是以人体长期演化的环境论以及原始进化论为基础的。为了逃避这种唯物主义逻辑所带来的糟糕后果，一些自然历史学者借助神学观点论证人类的统一。同样，启蒙运动使性别成为一个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 但性别平等在基督教、笛卡尔二元论和一元论中始终能得到捍卫。

此外， 在性别和种族问题上，唯物主义一元论者也可以用自然历史的论据为女性或种族的劣势辩护。狄德罗得出的结论是，女性的生理机能使其产生过多的激情，从而损害了她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最后的结果是，激进的启蒙运动和温和的启蒙运动一样，将现代平等与关于现代不平等的若干论述进行了结合。

此外，历史哲学的四阶段论以及其核心的发展的时间性，均为启蒙运动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所接受。狄德罗、雷纳尔等激进人士跟杜尔哥、斯密和罗伯逊等温和派有着一致的看法。卢梭轻蔑地否定了一切道德进步的观点，但仍然支持历史发展的阶段论及其必然的结果，即现代历史没有后路可退。即便如此，卢梭是少数几个至少尝试过对发展的时间性进行批判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并且他公开承认发展的时间性绝不可能是穹状的）。但卢梭并不是激进的一元论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自然神论者（至少在伊斯雷尔的分类中如此）。在我看来，现代平等与历史哲学的结合， 是政治与历史的启蒙思想的根本基石。因此，现代平等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张力，遍及所有历史和社会的启蒙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现代平等的实际历史轨迹并不符合孔多塞的“稳步全面提高”模式。我们可以发现，法国大革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种族平等，却断然拒绝让女性拥有公民权。但在19世纪晚期，这个模式自身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当时，女性首先在欧洲和白人移民殖民地，后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获得了公民权。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有色人种及黑人开放了公民权，但这在拿破仑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在影响甚微。虽然大西洋奴隶制被废除，但在后奴隶制国家，得到解放的奴隶以及其他的有色人种最多也只能成为二等公民。在种族问题上，1800年至 1945年间盛行的不是民主思想，而是科学种族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全球灾难才废去了科学种族主义，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人、亚洲人、非裔美国人和南非黑人还是必须进行艰苦的长期斗争，才能获得民族自决和全部公民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往当今民主之部分支配地位的道路既不是笔直的也不是平坦的。只要长远逻辑一直存在——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它就只会受到在历史的偶然性中行动的人们的影响。

我们能从启蒙运动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启蒙思想的一个特点是它包含着一种元文本，即将批判视为精神与其自身不断斗争的过程，这使它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批判潜能。在且只在这种斗争中，批判超越了宗教。当然，自我批判和哲学本身一样由来已久，但在启蒙运动时期， 它变成了一个纲领性原则。正如康德在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言：“我们的时代是名副其实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服从于它。”或者，正如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永远尊重笛卡尔，但也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抛弃那些他自己在一个世纪后也会与之斗争的观点”。

因而在大体上，启蒙运动可以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省。但是，在历史上，早期近代的启蒙运动倾向于将正在进行的思想批判及修正与现代历史的时间性本身混为一谈，从而将所有非欧洲的思想文化都置于“前现代”的边缘。人们可能会推测，对此的解决途径将是退回到一种无文化负载的、与任何历史哲学都无关的程序自由主义。然而，要去设想一个非时间性的、无文化负载的，但在历史上却仍然可信的个体性概念是极其困难的，或许也是不可能的。

*受篇幅限制本文有删减，摘选自《发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