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卡拉扬哪个国家（卡拉扬时代的柏林爱乐犹太裔首席赫尔穆特）

△ 赫尔穆特·斯特恩（Helmut Stern），生于德国，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在上世纪60年代为柏林爱乐乐团乐队首席，与赫伯特·冯·卡拉扬在柏林爱乐乐团长期共事。

斯特恩晚年出版的自传《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备受各国音乐界关注并引起强烈反响。

斯特恩上世纪30年代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哈尔滨等地度过十一年，中国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1945~1946年期间，他在内蒙古扎兰屯中东铁路俱乐部靠演奏音乐生活。

以下为赫尔穆特·斯特恩在1979年10月随卡拉扬率领的柏林爱乐访华后的自述：

我重新看到中国是30年以后的事情了。1979年，柏林爱乐乐团访问日本之后应该到北京举行几场音乐会。我考虑过在乐团演出之后和两位同事一起，组成一个弦乐三重奏小组离北京到哈尔滨去访问演出。申请交上去，几个月杳无音信。我以为哈尔滨之行可能要泡汤了。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通常的巡演程序开始了：排练，音乐会，接着参观名胜古迹：王府井，紫禁城，天坛。对我来说，这是旧地重游，1941～1942年，我在这个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时母亲陪我到这里来做手术。我又回到过去、回到青年时代和流亡时期。

音乐会在一个体育馆里举行，现有的音乐厅太小。为了改进音响效果，必须用木板做临时墙壁。演出节目当然是贝多芬和布拉姆斯。排练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和紧张。旁听的中国人兴趣极大，当然也就产生了一些噪音。他们说话的声音太大。卡拉扬骂起来，有时候他只是皱皱眉，他的助手们严厉斥责中国人。此外，他的几位陪同人员的态度也使我想起早期殖民主义者的秉性，正如我的中国朋友后来私下告诉我的那样。当然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装腔作势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因为我能够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并能更好地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秉性。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五天，在北京饭店大厅里举行了一次约两千人的宴会。一位上岁数的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塑料包来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斯特恩先生。她直截了当地说道：“你们的三重奏小组11月1日去哈尔滨。”我赶紧把我的两位同事叫过来，他们简直不能理解我们去哈尔滨的计划仍然可以进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冒险经历：谁认识哈尔滨？什么时候能在那个几乎是世界终点的地方演出？

整个乐团飞回柏林，可是我们三个人却飞向哈尔滨。在北京我们都买了一套典型的统一的蓝制服（中山装），同行的中国人看着我们觉得既好笑、又吃惊。许多人显然都是第一次乘飞机，他们正襟危坐，带着一点儿恐惧。行李箱里母鸡咯咯叫。

在哈尔滨机场，我们受到一个很大的接待委员会的欢迎。有几个人以前认识我。还有一个我从前的学生。一辆大轿车把我们从机场直接送到政府招待所。一路上经过我熟悉的老地方——土坯房的村庄里，人们已经穿上冬天的服装，他们蹲在马路边，耐心地等候着永远超员的公共汽车。这种情形没有任何改变，仿佛三十年停在原地似的。

在招待所里，我们的房间又大又漂亮。楼前立着一尊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伸出手臂指向未来。人们都在传说，我是一个老“哈尔滨”。我要接受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还有一些老人，我和他们可以讲俄语。城市变得更不像样，许多东西没有维修，一片衰败景象。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父母亲和那一群流亡者，那个正在沉没的犹太人团体。

哈尔滨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它只是一个灰色的大工业城市。那里的文化生活，我所能经历过的那一部分，和流亡者一起消失了。从事艺术的许多中国人离开了哈尔滨，现在生活在北京或上海那样的“开放城市”里。

哈尔滨人像欢迎一个来自未知的豪华世界的使者那样欢迎我们。欢迎仪式使我感动，增强了我要帮助哈尔滨人并使联系不再中断的决心。邀请单位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友协分会会长就是黑龙江的女副省长。有人请我去友协在哈尔滨的办公室，我们一起穿过我很熟悉的街道。

小汽车停在一幢大楼前，有人把我引到一个很宽敞的大厅里，沙发和茶几都盖着白色的菱形针织巾，上面放着茶壶和茶杯，在中国这很平常。在谈话中，我说我要去厕所，一个人立刻站起来为我指路。当我告诉他们我知道怎么走——这幢大楼就是我从前的音乐学院时，他们都目瞪口呆了！

谈话集中在乐团缺少必要的工作条件上。他们有一个歌剧院乐团和一个小的交响乐团。他们的乐器情况很糟糕，缺少零件，没有乐谱，甚至没有条件复印乐谱，因此不得不用手抄。整个城市里找不到一架半完好的三角钢琴。我答应帮助他们，把他们需要的东西都记了下来。我和我的两位同事还不得不给他们上课，翻译称之为“指导”。

我访问了我的老住处。走进院子的时候，我走得很慢。后面跟着一个摄影小组和一大群人。

住在那里的人都走出屋子，邀请我们进去——里面和从前一样冷。从前我住的那间小屋现在当了鸡窝。我父母亲住的卧室里现在住着另外一家人，而当时日本人住的那间屋里又住着另外一家人。厕所的情况十分可怕，连个门也没有。马桶上骄傲地蹲着一只母鸡。

我不得不走进每一个房间，人们郑重其事地拉我进去，他们十分真诚。然后，我在一个窗户上忽然看见了一块我母亲三十五年前从柏林带来的窗帘的一角残余。我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刷地就流了出来。

接着，我们去马迭尔旅馆。那原来浅黄色的墙壁被涂上一层阴暗的灰色，显得有点儿阴森森的。从前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旅馆，富人在这里住宿或者吃饭。大厅里可以看戏、听音乐、听歌剧和看电影。

我们在哈尔滨的逗留结束时，东道主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省歌舞团登台演出了节目。女副省长、市长和市委书记，还有许多头面人物都出席了。我们每人都得到一件中国乐器作为礼物，宴会特别丰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