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家乡的京杭大运河 我在水一方②永不停歇的京杭大运河

↑邵伯船闸航拍 张炎良摄

红星新闻记者丨张炎良 实习记者 王辰元

责编丨唐欢 编辑丨杨程

“当我选择回家投身运河建设的时候，我的父亲没和我说过为我骄傲，但我知道他肯定是骄傲的。”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运行调度部的林勇说。

4月14日，京杭大运河2022年全线贯通补水启动，至28日实现全线通水。这是百年来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通水。

9月1日，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沧州大运河船舶停运以来首次恢复通航。这一通航再现明末清初“一船明月过沧州”的盛景。

在奔腾不息的京杭大运河面前，数以年计的时间是一个不起眼的概念，在运河上、运河边工作的人们常常说一个“代”字。讲起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参照是春秋以来的朝代更迭。谈及京杭大运河上百姓的生计变迁，人们常说上一代人、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

一年365天在河上行船、在船上结婚生子并以船为家的高子龙，苏北航务管理处的林勇、庄俊便都是从上一代人手中接过京杭大运河的这一代人，红星新闻记者分别在苏州和扬州见到了他们。

生计方式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生计方式研究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据社会学研究资料，人们为了活着而获取生产资料，而维系人们获取生产资料的计谋和方法就被称之为生计。在这里，京杭大运河是高子龙、林勇和庄俊和他们父辈的重要生产资料，这份营生也承载了他们沉甸甸的感情。在三人和祖辈、父辈以运河为依托的生计变迁中，大运河的历史发展与家庭故事缓缓呈现。

“也想过如果有下船的一天，会是什么心情，肯定有不舍。但让我想象现在就下船，我肯定受不了。”一年365天都在行船的船工高子龙对红星新闻记者说。

商业沿水路生长

两代船工小船换大船

在常驻人口50万的苏州市盛泽镇，京杭大运河激活了当地纺织业及上下游产业，哺育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盛虹集团和恒力集团。

《财富》2021年曾报道，运河西岸的恒力集团在2017年第一次进入世界500强，2020年排名107位；河东岸的盛虹控股集团2020年以278亿美元收入第一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名455位，高于米其林公司和星巴克集团，成为2020年唯一一家新进入榜单的中国民营企业。

现在的盛泽镇，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百强镇第一方阵，跻身“中国十强镇”，并入列中国首批“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之一。

盛虹集团下属化纤厂的总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1992年盛虹建立以来，“几乎是每十年就要拓展一次业务，向上游产业迈步，实现一次跨越。而实现这些跨越，每一次都离不开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便利、低价的水路航运为盛虹集团节约了巨大成本，为其产品价格能持续保有竞争力保驾护航。邵伯船闸闸史陈列馆2019年的公开资料显示，高速公路运价约是水路的6倍，铁路运价为水路3倍。

盛虹集团若全部运输从水路换成公路、铁路会有多少成本差异？“根本没算过这笔帐，也不需要算。水路运力大、运价低，（我们）只在水路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找其他运输办法，并不是比较了各种运输成本之后以微弱的优势选择了水路。”盛虹集团下属化纤厂的生产总监对红星新闻记者说。

在这里，商业本能地沿着水路生长，又规划壮大。在哺育千亿级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同时，京杭大运河也切实改变了普通船工家庭的命运，为他们带来一笔笔对家庭无比珍贵的收入营生。

↑京杭大运河上 高子龙、武草夫妻 张炎良摄

高子龙把船停靠在盛虹集团下属的化纤厂码头，吊机将他从上海拉来的数以百吨计的PTA（大宗有机原料）一袋一袋卸到岸上。货物一袋袋上岸，装载着高子龙全部生计的船也一点点升高。这是他跑船的第10个年头了，一年365天，他几乎都在船上。

“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比起读个中专再找一份中专学历能找到的工作，收入和自由都不如跑船了。”高子龙说。

扣除成本后、每趟跑船能获得的几千元收入，对于高子龙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亦如他的父辈。高子龙介绍，他的父亲本是务农的农民，机缘巧合拿到了水泥船上了河。“跑船辛苦，但对经济条件的改善也是明显的，慢慢小船换了大船，回到村里就成了过得好的人了。”高子龙说。

高子龙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船和跑船的本事，像他的父母一样，也像无数其他条船一样，找了一位担任轮机长的妻子，从此，船就是家。

高子龙和妻子武草这对90后夫妻是运河船只上少见的年轻人。他们在船上种辣椒，也种花草；他们为了漫长的航行在冰箱里囤积食物，也偶尔在服务区靠岸收网购的快递。

“现在跑船竞争大，也辛苦，如果小孩能读书的话，还是希望他不要做这个了。”武草说。武草是一位来自岸上的妻子，曾在杭州的办公室里做一份没有风吹日晒的文职工作，如今是一名合格的轮机长。靠岸、抛锚，武草都一气呵成。

武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船上的生活远没有岸上安稳，“遇到下雨，岸上的人往家里躲，我们却要迎着雨跑出屋去看货，检查防水，生怕货浇坏了”。

船是高子龙、武草的家，但有时不能挡风雨，船体碰撞也常让两个人处于担忧和紧张之中。

武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以前肤色都比较白皙，如今在河上晒得黝黑。“想家”“辛苦”在武草和高子龙的对话里常常出现。但在武草看来，她嫁得很好，也过得很好，“如果不是（和子龙）日子过得好，感情好，我肯定会想岸上的生活。”

高子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早些年互联网不够普及的时候，跑船是有些无趣和烦闷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到岸上，反而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高子龙说。

疫情时父子接力做船闸守门人

运河情结造就运河爱情故事

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邵伯船闸管理所庄俊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近年，船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学生，考上船闸工作的新人中不乏英语、钢琴样样精通的精英。

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运行调度部的林勇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几十年前，扬州方言还管跑船叫做“混穷”，大部分和运河有关的工作是比较苦的。

庄俊和林勇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航二代。他们在邵伯镇一同长大，父辈便是熟识的共同为运河工作的同事。步入青年后，林勇去学了计算机，思前想后，在毕业的1998年又回到了运河工作。

↑邵伯船闸 庄俊、朱蓓夫妻 张炎良摄

林勇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计算机的专业和船闸的工作并不算对口，反而是近些年随着智慧运河的建设，讲述起船工如何在手机端APP上接收调度信息，省去长则两三个小时的奔波和麻烦，林勇如数家珍。

2003年抗击非典，林勇的父亲曾是施桥船闸的守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林勇率先开通船员线上办理业务，主动放弃春节假期蹲守防疫一线，和同事共同守护苏北运河“南大门”。

“当我选择回家投身运河建设的时候，我的父亲没和我说过为我骄傲，但我知道他肯定是骄傲的。”林勇说。

说起为运河工作二十余载最有成就感的事，林勇却表示自己做的都是小事。“1998年7月至今分别在苏北运河刘山船闸、解台船闸、施桥船闸和扬州航务中心工作，运河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林勇说。

另一边，发小庄俊去学了交通有关的专业。“为什么学交通？其实没有为什么，我父亲就是做这个的，我知道的工作就是这个，想不到别的。”庄俊说。

跑船的船主们生活辛苦，在调度、管理工作之外，有困难的船主常常是庄俊、林勇的服务对象。

船主们难得下船，常常借停靠的契机收取快递。4年前，一位船主在经过邵伯船闸二号闸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错失了快递，庄俊便骑着电动车“追船”给他送快递包裹。后来，庄俊收获了该船主500多字的感谢留言，又被评为“邵闸好人”。

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邵伯船闸管理所的朱蓓是庄俊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妻子，承担船闸闸史陈列馆的讲解工作。庄俊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大学时代，两个人并没有爱情的火花，“反而是到了大运河工作之后，在工作中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有了大运河就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共鸣，因运河结缘。”

—END—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