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什么人（如果非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持续盛行）

1985年“明天会更好”录制现场

那些恶人从世界这里继承的问题和困惑同我们一样多。在任何特定的方向，无论是谁，只要不尝试过分逃脱人类状况，就能充分地享受它，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被公正地寄予希望。

我的回答是，并没有一种以预测为形式的答案，但正如康德所预见，人们把对灾难的恐惧传播开来，以至恐惧本身让希望更加合理。为了进行现实的思考，而不过多地让位于马基雅维利主义，我将从权谋之士对变化的敏感性开始阐述。我同意他们所说的，环境和人都是易变的，但是我要补充的是（他们可能会接受），人们的反应往往在多个能够进行公式化表述但又不确定的状态（在数学的混沌层面，它们可以作为有吸引力的事物被解释）之间徘徊不定。我会强调（是与圭恰迪尼一起吗？），对于道德准则和政治上的概括，人们会投入适度的注意力；而对结合某一时期的地方状况，会做出更多反应。这一状况往往由各种细微的差别组成，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由普通的知识分析得出的、纯粹抽象的概念来把握——正如当你触碰蝶翼时，它的颜色实际上是寻常的粉末；与此类似，当你对某一地方状况下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时，所呈现出来的是平实的词语。因此，人类（包括政治家和统治者）会理解或感受到（理论家可能不会）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偶然和未知，因此通过严苛的原则来引导一个人（即便这些原则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既可能有害，也可能是件好事。

原则在与环境、性格和社会压力的关系中扮演的，往往并非主导角色。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原则之间发生的冲突，往往无法通过转向另一个原则得到解决。为了行之有效，原则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嵌入性格特质；并且正如我所重复的，我们无法通过赋予任何一种持久不变的天性，来深入了解某一性格的特质。

《狂欢节与四旬斋之战》小彼得‧勃鲁盖尔

尽管马基雅维利对人性采取一种悲观态度，但他知道头脑与行动的习惯（即一个人精神特质的变化）是可变的。他发现一个一如既往得体的民族仅出现在过去。其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对这一点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一方面为遥远的过去或神话中出现的景象赋予理想化的色彩（因为当下无法达到这一状态），另一方面（经常）否认当下的“人性”会变得更好。不过，“人性”永远处于变动的状态，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惯，这些习惯有时承袭自家庭、邻里或任何相对而言具有黏合性的、稳定的群体。与其说公民责任是一系列有意识的伦理学结论，不如说它是一系列社会态度，由地方许可维持，或者被地方的不许可破坏：

信任的网络使得公民共同体更容易克服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使共同利益无法实现，因为每一个人都采取孤立的行动，都有背叛集体行动的动机……托克维尔注意到，“感情和思想得到了更新，心胸开阔起来，只有人们之间互利互惠的行动，才能增进彼此的理解”。

在极端层面，参与政治生活在某些区域并非由集体需要决定，而是由个人的依赖或贪婪：

腐败被视为常态，政治家们自己也这样看，他们对民主的原则冷嘲热讽。“妥协”是一个贬义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法律是让自己去违犯，同时去吓唬别人不得违犯的东西。人们要求更严厉的纪律。……几乎每个人都觉得无力、受剥削和不幸福。

《间谍之妻》剧照

最终，机会、社会压力和性格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运用马基雅维利式策略，以及非道德主义或“非道德的家庭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它们是生存的一项合理而正当的策略。在私人生活中，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无法避免；而在大的层面上，它遍及政治生活（无论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政治生活）。但是总体来说（不是指具体的痛苦情况），没有任何一点会导致（相对）非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心情沮丧，或者对社会报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换言之，适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社交活动中仍然显得人性化，哪怕对最有野心的人而言，它都是有吸引力的；我们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最低程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可称为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如它更为激烈迅猛的变化一样，也能同一个令人满意的生活相协调。

所有的可能性是开放的：权谋之士也会失败，极端者也会同适度者一样轻易败北。基本上，非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能够取得成功，权谋之士也会一直怀有不能称心如意的野心和无法平息的怀疑，因此没有足够理由对他们过于记恨。即便是那些想过上公平合理的生活的人，也有可能获得好运，或者足够有能耐，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这些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受到仍旧活跃的良心的约束）见证它局部的完满。那些恶人从世界这里继承的问题和困惑同我们一样多。在任何特定的方向，无论是谁，只要不尝试过分逃脱人类状况，就能充分地享受它，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被公正地寄予希望。

《勿言推理》剧照

这种近乎乐观主义的态度更具说服力，如果一个人竭力担心比自己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一项事业、手艺、艺术或科学，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任何强烈而前后一致的意义上，对它有可能更具破坏性，而不是有所益处。真理可以仍旧具有吸引力，并且为人们提供帮助：在发现和交流真理的层面上，它能够让人们对外撒谎的需要变得更加透明和无关紧要，并把政治上的谎言和冷酷无情不加掩饰地揭发出来，看看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真理的幻想（也就是对真正令人好奇的事物产生的幻想）可以被引导，用来对抗政治权力的幻想。

在这些期望中，宗教是否占有一席之地？宗教所宣扬的道德标准，有时候会将其引向一条超越教条主义的道路。对某些宗教而言，促进全世界大联合的激情似乎比其他来得更加自然。从抽象角度（取自历史）来看，至少有两大宗教——佛教和宋明理学——往往不用过分的教条就能更接近人道主义。某些形式的佛教与几乎所有形式的儒学，都强烈面向一种理性的道德伦理观，以至于有人质疑它们究竟算不算宗教；但是最终这种质疑是无根据的，倘若我们仔细推敲事实上的佛教徒和儒教徒的信仰和实践，它们所基于的理由就会站不住脚。

对佛教我已有所论述。宋明理学是儒学受佛教的影响而形成的派别。它利用自身的资源，在原先基础上变得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宋明理学和佛教都可以被视为道德伦理的立场，用具有魔力的教条思想来实施。理论上我们知道，佛教要求人们对一切生灵在一切情况下信守终极的“善”；宋明理学教育我们要对人类、所有种类的生灵，以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抱有天生的同情，我们自己也是自然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道德立场尽管受到马基雅维利式冲动的影响（有时候甚至由它主导），但自然而然地成为对于广义上的人性的认同的良好开端。尽管我之前又悲又喜，力图构建一切形式的佛教共有的框架，儒学同中国文化之间具有独一无二的联系，可我仍然坚信以上这一点。相信大层面上的人性，在其他宗教（要稍加修改）中仍旧是可能的。然而，历史记录中那些简明扼要、鼓舞人心的片段，仅仅证明了宗教能带来的适度希望，因为它具备能力超越那些教义、防御性和利己的正当性——也许这正是它们（如同人类世界的其他机构）得以存在的条件。

超越一个人的教条和他的出生地进行观察，世界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不自然。我们再也不难理解和感受到，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单位，以及一个地理上和道德体系上的单位，同它在艺术和文学上的单位并不遥远，或者说它通过要求富人帮助其他人来实现一种道德上的，甚至是有些“自我”的统一。哲学到现在为止仅仅假装自身在普遍意义上关乎人类（如果仔细看看彼此的不同传统，就会发现它们越来越接近这种状态）。科学根据自身的独特定义，能够超越一切民族、宗教和语言的限制和束缚。

如果我们现在来回忆之前所有的论断——包括法家及其同类所提倡的观点、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最引人注目的康德（他相信一种绝对的理性伦理观），以及诸多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研究为我前面的论述提供了基础。就所有内容而言，我们是否应当得出以下结论：为了让我们身上的马基雅维利式倾向减至最少，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像法家提倡的不偏不倚的道德，并如儒家所倡导的，通过理性、观念和实践来将它传授，最后如马基雅维利和康德所推崇的，从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求妥协，从而得到发展？康德式普遍性中，富有建设性的利己主义是否应当以心理学家的方式灌输给个体？是否应当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了如指掌的方式，注入盛行的社会精神特质？

跟随任何有意识的尝试，把以上这些都融合起来，这样的混淆令人哭笑不得。它告诉我们，人类生活如何与完整的分析或理论整合相抵抗。如果生活仅仅停留在显而易见的动物层面上，那么它是简单的。但由于我们在智识上无法模仿自身在天然反应（本能和直觉往往比单纯的智力优越）上的微妙变化，我们的教条和理论因而显得过于粗略，以致无法对所发生的事情加以描述；它们还过于迟钝和麻木，以致如果我们顺着一条路走下去（而不是另一条路），它将无法预测未来。

可以确信的是，像犯罪一样，马基雅维利主义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复杂纠缠处——合法与非法、道德与邪恶、善与恶、真话与谎言交织的场所。尽管马基雅维利主义永远存在，但正是以往将我们引向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环境，现在又把我们推向康德所预见的普遍主义。人们还会以“需要”为由，继续为任何行为寻找托词；但是现在，相同的借口与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最坏情况下的过度运用背道而驰。当今世界相互依赖、冲突频繁，军事装备效能强大，以至于世界好像正在朝着灾难的路上行进，超越了人类自己产生的任何灾难。因此，现在比以往更有理由，把一个人对国家最深切的忠诚转化为对人性的忠诚，或者用更实际的观点来看，转变为一种对国家之间有效联盟的忠诚，或者更极端一点的，对世界政府的忠诚。

《间谍之妻》剧照

理智与情感都无法断定，未来对这样一个联盟或政府而言会有多大好处；一旦它得以建立，我们也无法确定它是更受人尊重和爱戴，还是更让人轻视和愤恨。我们有可能逃离一个压迫人的部落、村庄或国家，但很可能无法逃离一个普遍存在的、压迫人的政府。因此，尽管有少数忠诚之士再也无法对我们的这种理想化的“相互依赖”做出更多回答，但我们还是无法确信，更多人能够证明自己更令人满意。由于无法对未来进行貌似有理的猜测，此刻最重要的是所有人的脾性和气质，它们在理性不足的地方给出答案。无论天生的还是后天的乐观主义者，都会对成功有所想象；而那些悲观主义者因为要把握更多可见的证据，会预先认为结局注定失败。应当清晰明了的是，我自己是介乎中间的一类，既充满希望又保持怀疑。我深切相信未来的这种“需要”，但并不相信当下能为它做出的“回答”。

尽管历史并不鼓励乌托邦主义，可它并没有排除对马基雅维利式骗术和暴力行为加以限定的可能性。之所以说存在这样一种希望，是因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确在一些社会和历史时期缄默无言。使自己同更大范围内的人类文明达成认同的能力，尽管远没有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来得自然，但它至少已经合理可行。人类已经十分荒诞地证明了自己的创造才能，以至于他们还想找到一些方式，为自己发明出一种颇具人情味的政治未来。

本文作者 本-艾米·沙尔夫斯坦（Ben-Ami Scharfstein）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与布鲁克林学院等，研究领域为比较哲学、哲学史，另有著作《哲学家生活与思想的本质》《鸟、兽及其他艺术家：论艺术的普遍性》《语境的困窘》《伯格森哲学的源头》《世界哲学的比较史研究：从奥义书到康德》《神秘体验》，以及《不可言喻：词语在哲学与宗教中的失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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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本-艾米·沙尔夫斯坦 译者：韵竹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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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政治经常是非道德的？

◆如果不能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理论的现实关怀性不仅会备受质疑，生而为人的完整性也将遭到贬损。

◆以色列奖得主沙尔夫斯坦，审视不同时空下的非道德政治实践，叩问棘手而残酷的人性与社会现实。

沙尔夫斯坦认为，如果把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具体的政治生活相分离，政治学和伦理学理论不仅会失去对于人类事务的适用性，其理论本身与现实政治的关联度也会遭人质疑；同时，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为达政治目的而摒弃道德顾虑的非道德性，则必然会赋予政治生活中的欺诈与暴力以正当性。

本书探讨的是，政治为何且如何是非道德的。作者从比较文化的视角，考察了古代中国、古代印度、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现代欧洲，以及部落文明中非道德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揭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非道德政治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着重回答：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违背“真实”“公正”诸原则的政治行为？历史上主流的哲学思想，是否对马基雅维利主义持一贯的批判态度？在政治生活中采用欺诈手段，是否确实有助于政客们追求最大利益？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盛行，是否意味着未来更加美好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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