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八年毕业的学生有多少人（何兆武忆西南联大求学经历）

口述｜何兆武

执笔｜文靖

摘编｜李永博 张进

《上学记》（增订版），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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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上课跟新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解放后，我们学苏联那一套，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再几分钟又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学校用的是全国统一的标准教科书，上课前老师备一份讲稿，一二三四、ABCD，落一条都不成。可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大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学教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在重庆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论》，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比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像《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并在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何兆武的译著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其著作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上学记》等。2015年4月20日，何兆武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向其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王朝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古代哲学史，结果半年只讲到《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不必照本宣科。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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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了。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我们那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比如现在，谁敢说马克思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我想没人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出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教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我没那个本事。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之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书上现成的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脑子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少年时期的何兆武。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也是他的欠缺——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我以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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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什么都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老骂他，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听。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在理学院边上，每次路过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吃喝玩乐的事情都做不了，一切娱乐都与我们无关。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天到晚待在校园里，所以唯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郑林生曾经批评我说，对近代科学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明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一次次的交谈中得到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口述｜何兆武

执笔｜文靖

摘编｜李永博 张进

导语校对｜李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