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饥荒的真实事件（拔树皮吃草根被观音土胀死）

在莫言的《吃相凶恶》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饥饿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煤，便以为它能吃，于是纷纷拿起煤炭往嘴里塞。

孩子们用力嘬着煤炭，如同吃着糖果一样香甜。饿得两眼发昏的大人们见状，也争先恐后地抢夺着煤炭，并拼命地往嘴里塞。

很多年后，莫言谈及这一段故事，仍旧胆战心惊地告诉人们，这曾经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吃煤炭的小孩子中，也有着他的身影。

饿的双眼浮肿的孩子

二战期间，数次饥荒使得神州大地上白骨累累，因为饥饿而死去的人们，并不比战争少。二战全世界一共战死约9000万人以上，而在这段时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不遑多让。

1945年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死亡了100万人以上，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造成了315万—718万人死亡、中国28年、42年两次饥荒一共造成了至少600万人死亡，二战结束后的印度大饥荒更是使得超过1000万人以上的人饿死！

那时候的人们因为饥荒，做出了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写在书上的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甚至易子而食，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饥荒年代的百姓

这一个个令人恐怖的数字张牙舞爪的，如同魔鬼一般不寒而栗。而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爆发的饥荒不计其数，因为饥饿而死的人，远远比战争死亡的人数更多。

袁隆平院士曾经说过：“我毕生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可能很多80、90后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出生在中国的大部分00后更是已经生活在一个“蜜罐子”的时代，没有体会过挨饿的滋味。

有些地方，例如地处热带的印度和部分非洲地区，处处都有可以食用的果子，人们可以不必挣扎在耕地上，可以不必为革新农业技术绞尽脑汁。

因饥饿而摘树叶吃的孩子

不幸的是，中国这片土地并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片土地虽然不是贫瘠到完全无法生长粮食，却也不足以在非风调雨顺之年养活土地上的所有人。

历史上中国境内曾经有多次大饥荒，其中有一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曾经的西北大饥荒，几乎成为了世界上对灾荒程度的一个形容词。

此后每当其他国家出现饥荒的时候，都会出现“几乎与中国的饥荒一样严重”类似的评价。“饥荒”也在近代历史上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之一。

饥荒中吃树皮的灾民

这场西北大饥荒究竟有多么严重？从地域的称呼上，我们就可以看出饥荒覆盖范围之广：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受灾严重的就有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等八个省份，波及范围达到“鱼米之乡”苏北、皖北、“天府之国”四川等地，可以说北方成为了重灾区，南方也未能幸免。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记录了这场大饥荒的一角：“成千上万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取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

没错，仅以陕西一省为例，全省的1300万人口中就有94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达到了250万人，被卖的妇女多达三十多万人。

因饥饿而瘦骨嶙峋的老人

这次大饥荒的发生时间是1928到1930年，论及灾荒发生的原因，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大兵之后，必有灾年”。

1927年正是北伐胜利之年，也是蒋介石开始实施“白色恐怖”的时候。一场以干旱为主，兼具蝗、风、冰、雪、疫的巨型灾害从关中平原开始袭击了全国。

首先到来的是旱灾。1928年的关中平原从3月到8月没有落下一滴雨水。极度的干旱使得夏季田里的收成只有正常情况的三成不到，时人用“野草均枯，赤地千里”来形容嫉妒干旱后毫无生机的土地。

饥荒中的孩子们

没有人工降雨的时代，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可以对受灾严重的地区施以援手的时候，无法耕作的农民们只能聚在一起，用最原始的方式祈雨、祈求神明原谅。

但是在最需要雨水的春夏两季，老天终究是一滴雨水都没有赐给关中平原的人们。

到1928年冬天的时候，陕西进入了被称为“年馑”的粮荒时期。以华阴县为例，每石麦子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三十多元，油渣价格涨到了四十多元，都是往年的五倍不止；三原县往年均价大约每石七八元的小麦涨到了27元。

灾民被逼出卖一切可以换取口粮的家产，哪怕是耕地的毛驴。但是在市场上，毛驴的价格是7元可以买3匹——一匹毛驴连半石麦子都买不到，只能买到两斗多。

所有树木底部树皮全部被灾民吃掉

小农家庭面对天灾的无力彰显无遗。土地无产收，相当于宣布所有的家庭都破产了。一幕幕在和平年代无法想象的凄惨景象在西北、华北上演：十六七岁的女孩不要分文自嫁无人可以收容；遍地都是被抛弃、被活埋的男童女童。

“雪上加霜”的实景在1929年发生在了西北。1929年谷雨，正是夏秋之交的关键时刻，如果能有一场大雨滋润干枯了一年多的田地，或许这次饥荒还不至于发展到遍及西北、华北的程度。

天空中的确下了些什么，却不是人们渴望的雨水，而是一场巨大的冰雹和黑霜，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场风沙。除此之外，滴水皆无。

饥荒年代的孩子们

由于去年的灾荒，在西安郊区和咸阳原本就有很多耕地废弃没有耕种，1929年更大的灾荒导致秋收时，能够收上来的稻谷尚不足播种数量的一成。

几乎两年颗粒无收，带来了关中地区十室九空的景象。“床有卧尸而未掩，道满饿殍而暴露”，“气象阴森，如游墟墓”。

1929年的冬天，也就是193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关中一连下了六场大雪，宣告着旱灾趋向缓和。

但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大改善，因为大部分的农民早已没有了垦荒的力气和等待新谷的时间，也没有了可以用于辅助耕种的牲畜。

因饥荒而逃难的人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30年的夏秋两季同样称不上风调雨顺，继气象灾害之后，到来的是大规模的蝗灾和鼠灾。

史料记载，1930年陕甘交界处流窜着难以计数的“五色怪鼠”，“大者如狸，小者如常鼠，猫狗见之皆避。”鼠灾泛滥到了“人不能下足”的程度。农作物？全部喂了老鼠和蝗虫。

三年的饥荒，能吃的东西早就被吃空了。树皮、草根、野菜、观音土……因为吃这些原本不能食用的东西中毒而死者，有记载的数字已经达到了五千多人。

饥荒中的老人

相信大家都能想象到，下一步成为食物的会是什么。先是尸体，几乎所有饿死在地上的人都会立刻成为其他人的食物；接下来是活人的身体。当今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副情景，易子而食？自己的亲生子女也要成为食物。

令人愤怒的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钱和人贩子们勾结，默许人贩子们进行买卖活动，只抽“人头税”。1930年1月9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一次报告中指出：

两年之内由陕西被卖出的孩子，在山西省可查的就有40万之多。陕西省政府要对这些人收“人头税”，山西省政府也要收每个人5元的人头税。单单收税的收入就达到了200万元不止。

灾民

“收入”这么多的国民党，给灾民拨了多少款用于赈灾呢？答案是只在1928年9月拨款一次，给北方七个省灾区总共拨了14.5万元，都不及国民党每个月军费的零头。

当时陕西省作为重灾区领到了4.5万元，即便不经过层层盘剥，分到500万灾民身上人均也只有9厘钱！

这次灾荒最后是怎么缓解的呢？说来可笑，是因为人口锐减而得到解决的。

大部分人饿死或者被卖走了，活下来的农民中很多最终成为了土匪，三年灾荒之后陕甘两地的土匪数量达到了民初之后的又一次高峰。

孩子们饿的吃树皮

截止到这场灾难趋近结束的时候，甘肃全省每平方公里只有47个人。

活下来的少部分农民，可以回到他们的耕地进行耕种了？当然不行，大灾之年地价狂跌，在当时用三天的口粮可以买到20公亩的土地，谁有钱买？

只有富商、官僚。在1930年后，陕甘两地有70%的田产集中到了军人手中，其他30%归官僚所有。农民？活下来的人太少了，活下来还有钱买地的就没有了。

天灾和人祸，共同形成了这次陕甘两省人口腰斩的悲剧。那些苦难的人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化为了“饥荒”的一部分，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后人，如果政府不作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就会无限次加倍。

面对饥荒，依然还在微笑的妇女

战争还未结束，灾难依然在继续。在西北大饥荒之后仅仅十年出头，河南就遭受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大饥荒。

1941年初，河南省各地就开始遭遇旱涝灾害、风霜灾害，导致全省范围内共有92县受灾，农作物大量减产。好在中国人素来有“屯粮”的习惯，所以1941年的时候灾害并没有带来饥荒。然而第二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了。

根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的记载，1942年从春天到秋天，河南各地都处于大旱之中：“旱魃肆虐，赤地千里”。

秋天的时候，涝灾、旱灾、蝗灾交互侵袭河南不同的省份，“几至无县无灾，无灾不重。”上一年用尽了自己存粮的河南人民，在第二年的收成依然不乐观的情况下，最终陷入了大灾荒之中。1942年，全省灾民据估计有一千多万人，因饥饿而丧生的人多达三百多万人。

饥荒中的老人们

1942年也是旱灾最严重的一年，在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写给中央赈灾委员会的信中，使用了这样的描述方式：“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

“三”似乎是一个特定的数字，每一次有灾祸降临都要达到这个年数才算“完成指标”。1943年夏季，“亢旱”、“经久未雨”等说法再次出现在了河北各省县上报的书信中。秋收再次颗粒无收。

大旱却没有干扰水灾的到来，因为时间上二者刚好错开了。春秋之间滴雨未落的河南省，在当年的8月到十月间迎来了大雨滂沱。

据《新华日报》1943年10月20日的报道，大雨从八月开始始终没有停止，“各河溜大堤坝到处被水侵蚀决溃，以致开封、郑州以南，潼关以东各地凹地，同时成灾。”

旱灾过后又逢洪水

根据各县当时呈报的情况，截止到当年10月3日，遭受水灾的县已经有36个之多。而根据新华社11月4日的报道，汝河的水位已经高到20多丈，淹没了一万三千余亩的土地。

如果说1942年是旱灾最严重的一年，1943年就是蝗灾最严重的一年。这一年各省呈报的灾情中，遭受蝗灾的县多达54个，受灾面积达到了五千七百多万亩。

蝗灾持续到了1944年，次年夏季光是抓到的蝗虫就有足足二十七万多斤，虫卵七百多斤。更严重的1943年的情况可想而知。

与十几年前的大饥荒不同的是，河南大饥荒发生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整个河南省被分成了很多部分：国民政府占领的国统区、我党的抗日根据地以及日军占领的沦陷区。

饿的浮肿的灾民们

因而，无论是对于灾情的统计情况，还是最终灾民死亡情况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和严格的数字可以证明。现存的所有资料，都只能说明：实际情况更加严重。

造成人民的苦难更加严重的不只是兵灾，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压榨。作为抗日主战场之一，河南省驻防有几十万的抗日军队，而这些军队的粮草基本全部在河南就地补充。这就造成河南人民多年承担着沉重的兵役和税赋。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如是说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到50%。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无家可归的灾民们

而且国民党军队可并不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当地的驻军对农民的劫掠在非灾年就已经十分严苛。

沦陷区的日伪军就更不用说了，史料记载1944年时日伪军在河南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他们更是疯狂掠夺和压榨当地人民。

据统计，1937到1942年间，河南总共110县中有28个县遭遇战火。在非灾年的时候，河南人民的生活已经非常艰难，只是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的程度，天灾爆发后，用“水深火热”都不足以形容他们所受到的磨难。

灾年的战场上要怎么活下去？九死一生不足以形容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境遇。草皮和树根都是小意思，有很多人简单清洗鸟粪后以此为食。

在战争中成为废墟的城市

由于是战争年代，关于这场灾害的详细情况留下的报道并不多。还有一些在华外国记者记录下了几个片段。

1942年9月份，一名在郑州的传教士记录道：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在母亲的怀里哭嚎……这个死去的妇女留下的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卖出去。

河南南阳《前锋报》记者在1943年的春天，骑着自行车从洛阳到郑州，再南下到信阳，一路采写了十几篇报道，成为一个令人心情分外沉重的系列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

饥荒年代的灾民

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国际救济会难童学校的外国教师，一天内在街上发现了183具尸体。

十年之前，国民党拿出了每人几厘钱的救灾资金，这一次呢？

零。但又不仅仅是零，甚至可以说是负的。

据1942年12月《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报道，在河南随处可见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扶老携幼的灾民的情况下，县乡政府还在逼着农民纳粮、逼着灾民卖地抵租，凡是不从者就要打。不知道有多少灾民，在身体营养本就不够的情况下又被催租者活活打死。

张高峰的采访在1943年2月1日汇集成一篇通讯《豫灾实录》，其中抨击道：“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42年，河南的国民党士兵

第二天总编辑王芸生又发布社评，指出如今河南省仍未见发放赈灾款，反倒是粮食依然要如数交上去。

更加讽刺的是，《大公报》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就查封了《大公报》，限期停刊三天；随后，张高峰又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到了刑讯。

相信大家从国民党的“救灾”政策中也能看到，蒋介石着重解决的是军队的粮食问题，至于人民的苦难早已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可哪有比人民更大的事呢？偏偏最后，最重要的人民在国民党错误的救灾政策下，成为了最大的牺牲者。

1943年，河南国民党部女兵

这次河南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成谜的数字，根据粗浅的估计，死亡的灾民和外逃的灾民总数字约为河南省当时人口的六分之一，也就是灾后河南省总人口数锐减六分之一。

有文献认为，饿死的人数起码超过了300万，也有人提出总人数起码在千万以上。

之所以灾民人数成谜，是因为当时沦陷区内的灾民数字根本无人统计，即便是在国统区，各县官员也以瞒报为主。

许昌县灾后报告该县饿死人数五万余人，这都已经是一个被估计少了的数字；然而省政府认为报得太多了，直接责令其重新上报。

巩县也是一样的。当巩县自己的记录为饿死近两万人的时候，河南省政府的总结报告中报告巩县逃荒八万人，饿死4431人。

时任国民党参政会一名参政员回忆，1942年全年河南起码饿死了五百多万人，而时任省政府主席仅报上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饥荒中的灾民

受苦受难的河南人民大多选择了逃荒。他们携家带口北上，多数人沿着铁轨向西、向北，沿路随处可见饿死者的尸体。幸运的人翻越潼关来到了西安，在西安的大片坟地上搭起草庵，通过卖苦力和沿街乞讨维持生命。

后来，这个大部分逃荒的河南人都在此停留的地方被称为“道北”，成为西安一个很有河南特色的地区。

也有人说，在800万西安人中，有300万是河南人。这些都是那场80年前的大饥荒留下的痕迹。如今，在这些地方还有很多老人在说着河南话。曾经，有记者采访过袁隆平院士，他讲到了当初饥荒年代的悲哀。当记者问他，现在还会怕再出现那样的场景吗？

袁隆平原始坚定地回答道：“那是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中间经历了无数人的努力，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小麦之父李振声、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中共著名水稻专家谢安华......

袁隆平院士在稻田里

他们曾经都经历过那个饿死人的年代，他们知道饥荒究竟有多么的可怕，于是他们，用一辈子，撑起了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

我国的储备粮，足够全国人吃四年以上，这些粮食是我国应对任何灾害的底气。哪怕再大的灾难，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应付过去。

而这信心的来源，正是袁老、李老、杨老这样无数伟大的人们，共同给予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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