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革命运动（不能忘记近代史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

#创作挑战赛#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既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新产生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才开始注意到农民的力量，但他们没有能力在革命中实行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把农民发动和领导起来，是更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长时期内，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仍然同过去的封建时代一样，得不到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

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的农民群众，是封建社会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中革命性最强的是生活最贫苦的贫农阶层。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大革命中，贫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骨干，有时成为领导者。“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作的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过去的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但是只有贫农，还形成不了广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总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得中农群众,首先是比较贫苦的中农也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来的。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为地主阶级所垄断。过着最贫苦生活的贫农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受最起码的文化。比起贫农来，中农有可能稍微多一点文化，也较有可能对于本村、本地区以外的世界多一些见闻。因此，贫农往往和贫苦中农联合在一起领导和进行农民革命，他们在历史上曾多次地把革命火焰燃遍了中国大地。

城镇和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小贩、水路和陆路的船夫、车夫和其他运输工人等的生活地位和贫农、中农差不多，他们大多本来就是贫苦的农民，也能够成为农民革命中的基本队伍。

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得下层广大人民生活十分不安定的时候，社会上往往存在着大批游民。他们得不到比较固定的、正常的职业，为寻求生存条件而流浪各处，经常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本来是贫苦的农民，但是江湖放荡的生活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游民更加大量存在。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提到游民的问题。

毛泽东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著名论文中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在1939年的著作中，论述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的各个阶级、阶层时又说到“游民”，他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完满地解决如何引导游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这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封建社会里，各式各样的游民，有时被反动势力所收买，成为封建统治者雇佣的兵勇和地方豪绅组织的武装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反动势力不可能完全吸收他们。流离失所的游民们，为了争取生存的条件，自发地组织起来，发泄对现社会秩序的仇恨，但他们的行动往往只限于经济的要求，缺乏远大的政治目的，因而形成所谓土匪和强盗。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条件下容易接受所谓“招安”，也就是接受反动势力的收买。当革命形势出现的时候，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勇敢的先锋。他们多半是来自贫苦的农民，所以很容易和革命的农民找到共同的语言。比起株守在一小块土地上，通常是忠厚朴实的贫苦农民来，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权变和机灵，所以在农民革命队伍中能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们参加，大大增加了农民革命的声势。但同时，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他们既是农民革命中的勇敢分子，又往往成为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既给农民革命涂上了绚烂的色彩，又成为败坏农民革命并使农民革命终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广大劳动农民起来革命，是向地主阶级造反。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封建皇朝曾经多次被农民战争的暴风雨所推翻。农民革命能够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不具备新的生产力，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消灭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他们所做不到的。造反的农民在意识形态上也摆脱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毒害。每当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地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而形成革命形势的时候，有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跑到农民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他们带来了地主阶级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也带来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中有的在农民队伍中成为起重要作用的谋士，或者甚至成为领袖人物。他们既在农民队伍中，不能不在某种程度内根据农民的意志行事，但也往往是按照地主阶级的本能来利用农民的力量。农民阶级没有彻底独立的世界观，完全排斥进入自己队伍的地主阶级的坏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农民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种情形不能不导致农民革命的变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

所以，总起来说，在还没有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代，活动于农民革命内部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贫农、中农、游民和某些地主阶级分子。在封建时代的每一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几个阶级、阶层在起着它们的作用。它们的力量对比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排斥，它们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染成了每一次农民革命的特色。

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是领导权掌握在贫农和贫苦中农手里的一次大革命，他们是在和游民的破坏性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而建立和保持自己的领导权的。参加革命的也有地主阶级分子，但是人数很少，在革命的初期,不足以形成影响运动发展方向的力量。

广西黔江和郁江合流处的桂平以及浔江北岸的平南等县的山区是太平天国的摇篮。当太平天国的创立者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从传播一种新的宗教开始，酝酿着他们的伟大运动的时候，还有其他许多农民造反的队伍象无数火花一样迸发在广西省和相邻近的湖南省、广东省的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不过是同时并存的许多股农民造反队伍中的一个。

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动前的道光二十七年到三十年（1847-1850年），见于文献记载的广西农民起义队伍多达二三十支。官方对他们的活动情形的描述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忽起忽散”，“东奔西突，此拿彼窜”。他们一般立有“堂”的称号，如大胜堂、得胜堂、合义堂、聚义堂等等。这种称号是天地会的标志。官方又称之为“堂匪”，说他们“立一堂名，互相纠集，义取平等，以兄弟相呼，有大哥、晚哥之号，聚则众数十或数百，合党竟至逾千逾万，散则如鸟兽，无一定之巢穴，一定之头目”。道光三十年有广西的南宁、柳州、浔州、梧州、思恩等府的举人和绅士到北京的都察院“呈控广西匪乱情形”，都察院据以上奏说：“贼皆用红布裹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枪炮、器械、马匹俱全。”“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这里说的“匪”、“贼”，都是指天地会。“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是天地会在造反时所用的口号。

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早在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就产生了，据这个组织的内部传说的故事，它的成立是在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到一百几十年间的时候，这个组织特别在福建、两广、湖南等地区秘密地蔓延。它自称为“洪门”，在有些地区又改称为“三点会”或“三合会”。以后，天地会蔓延到更多地区，变为各种不同的名称。毛泽东在关于游民的论述中提到的“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是天地会这种组织变化而来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是所谓“山堂”，每个山堂有自己的头子（称为“大哥”)，经过献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这样的形式来组成，参加天地会就是参加某个山堂。在江湖上有一定资历与号召力的就可以自为头子，自建山堂。他们有一些口口相传的隐话和暗号，因而不同山堂的人在江湖上相遇时可以互相招呼，有相互协助的义务。这个秘密组织的基本群众和它的领导者主要是江湖游民。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他们依靠这种组织来争取生存条件，对抗官府的压迫，进行各种对封建统治秩序说来是非法的行为。在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激化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个组织来对封建统治者进行武装造反。所以清朝政府一贯严格禁止天地会。

按天地会内部流传的对本组织的历史的叙述，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推翻清朝，恢复明朝）。这个口号是清朝初年，明朝残余力量在南方沿海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时期留下来的。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天地会的组织并不总是在这样的宗旨下进行活动。只是在发动公开对抗清朝统治者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反清复明”这个传统的口号往往仍然成为他们的旗帜。他们只能使用这个传统的口号，似乎他们反对清朝统治，不过是为了要代之以一个汉族的封建皇朝，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足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口号。

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大弱点。各个山堂互相独立，没有隶属的关系。威信高的“大哥”有时可以使别的山堂俯首听命，但也难免旋分旋合，不能形成统一的巨大力量。每个山堂自成一股势力，也就成不了大气候，所以往往不敢公开打出反清的旗帜，而只能在局部地区内戕官劫库，占山称王。由于缺乏远大的政治目的，缺乏统一的组织，所以他们的行动往往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在形势不利时从他们中很容易产生叛变行为——把自己出卖给封建统治者。也有些地方，豪绅恶霸参加到天地会里去，成为某些山堂的头头，更使这个组织的政治面目不清。例如有名的张嘉祥，是广东高要人，流落到了广西贵县，在县城的一家卤货铺当佣工，又经营过鸦片烟馆。道光二十六年开始当强盗，在横州集众竖旗，称雄于郁江上。他属于天地会的组织，立堂名“怡义”。他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的口号号召群众，最盛时拥众万余人，但是到了二十九年，他受招安，改名国梁，当了清朝官方得力的走狗。在太平军起义后他是追击围剿太平军的大帅向荣的部下，成为太平军的一个劲敌。

天地会的弱点充分反映了游民这一个阶层的消极因素。在广西及其附近的地区与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同时，天地会发动了许多股的起义，但是它们都是随起随灭，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具有的这些弱点。

天地会在广西各地的起义，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客观上起了掩护的作用，起了分散敌人力量的作用。比起天地会来，太平天国是一个新起来的力量，初起时的声势还比不上天地会。虽然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一个自发的农民革命，但是它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纲领，有严密的统一的组织，从各方面说，它达到了天地会所没有能达到的水平。太平天国最后也是失败了，但是它起自一个狭小的地区，发展为全国性的巨大势力，成为中国在无产阶级产生以前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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