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教育内容（秦汉语文教育）

秦汉时期的语文教育，尽管只是中国悠久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阶段，但由于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成型时期，所以几乎包含了封建社会教育的所有特征，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秦汉教育内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秦汉教育内容

秦汉时期的语文教育，尽管只是中国悠久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阶段，但由于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成型时期，所以几乎包含了封建社会教育的所有特征，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及选士制度都对后世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更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

第一节　秦汉语文教育概况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在这一阶段都初露端倪。

秦代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其专制主义的文教政策被后世君王不同程度地加以沿袭。其语文教育讲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充分体现了教育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特点。汉代的语文教育政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汉初倚重“黄老之学”；二是至汉武帝期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育思想儒家化。在语文教育的内容上，汉代已经基本形成了语文教学的模块和方法。

一、社会政治与语文教育

（一）秦代

秦朝（前221—前207）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秦王朝的统治仅有十多年，但其所开创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及许多重大的社会体制、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和措施，为长达400多年的两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促使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发展高峰的形成。由于当时人们所处的环境、身份和立场不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也不同，歧见和纷争在所难免。为促成思想、文化、政治的统一，秦统治者在文教政策方面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1.焚书坑儒及禁学的文教政策

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时，博士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却遭到了博士淳于越的讥讽：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以此来警示秦始皇其废除封国制是错误的。这场争论过后，李斯认为在天下大一统的格局下，不应该再允许私学兴起、百家争鸣这种群雄纷争时期的产物继续存在。他剖析了私学乱政的弊端，认为每当令下，各派学者便依据自家学说妄加议论，这样会削弱君主的权威。他指出：古者天下散乱……诸侯并作，语皆道古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据此，他向秦始皇提出了焚书与禁私学的主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李斯所提出的关于禁学的具体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这便是秦焚书事件。

上面这些举措是秦始皇面对百家争鸣的状况，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借助“焚书”来打击政治异端者而产生的。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秦首都咸阳将四百余名术士坑杀，即所谓的“坑儒”。“坑儒”是由两个术士畏罪逃亡引起的，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一些术士，其中包括侯生、卢生，便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被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他们非议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人的非议，诸如始皇为人……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等，明显是用儒家口吻批评偏重法家的秦始皇。秦始皇在听到术士侯生、卢生对自己进行暗中攻击后，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去咸阳探查，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术士全部坑杀。此一事件，史书中记载为“焚诗书，坑术士”，后被传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禁办私学，加强了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成功，但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废百家而独重法的文教政策

李斯主张焚书禁学的目的在于钳制思想，确保封建帝王的绝对专制。《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样的记载。“以吏为师”要求官员尽到教化民众的职责。从出土文书看，秦以文书御天下，秦是倡导法治最力的国家，整个教育都以律令为中心来进行。[5]在禁私学的政策之下，基层民众获取知识的来源是三老的教化。“三老”是地方基层组织的学官，充当教师的角色，直接对民众进行法制、耕战等思想教化。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设置守、尉、监；郡下有县，县下有里、亭、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三老就包括了乡三老和里三老，在地方上对号召和发动群众影响极大。在刻石上关于秦代重视法治教化的内容非常多，如琅邪台刻石所记：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以及芝罘刻石上：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从这些记载可以了解到秦代注重用“建定法度，显著纲纪”的法家思想来对民众进行教化，确定人际关系及社会的等级制度。当吏民都能够“欢欣奉教，尽知法式”之时，社会秩序也就建立起来，人人慎行守法。

总的看来，秦代推崇法治，对社会民众的思想行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维护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为后代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借鉴。但其对私家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进行严厉打击，严酷的镇压造成了学术思想的凋零。这也导致了我们无法从史料中挖掘出关于这一时期秦代的教育内容、论教、论学等方面更多的资料。

（二）汉代

汉朝（前202—前220），分为西汉和东汉，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都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诸子百家之学重新崛起，私家教学活动相当兴盛。汉朝文化统一，科技发达，为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法家的治国方针随着秦代的灭亡而宣告破产；道家反对繁苛的政令举措，主张“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合汉初的客观形势。汉惠帝废除了秦代的“挟书律”，宣布正式开放学禁，但除此之外，汉初并没有其他成文下达的文教政策，这也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观点的体现。“文景之治”以躬修节俭、轻徭薄赋、简刑慎罚为特色，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黄老之学。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废除了汉朝“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而是采取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举措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汉儒十分重视读书学习的作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曾言：虽有知心，不览先王（指儒经），不能平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了汉代的学风。儒家认为各经均是圣人制作以垂教后世的法典，所以学习儒经必须态度恭顺虔诚，不能够以一己之见妄加评论，需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从而做到修身治国平天下。

汉朝时，形成了“重师法、重依据”的学风。在教育上极其推崇师传。所谓师法，即不同经师的不同讲解内容和技术。当时求书和传授都非常困难，由于之前秦始皇焚书加上秦汉之际战火频繁，官府的藏书也遭到损坏。到汉惠帝时开始收集经书，但有时几个人合起来才能传一种经书，比如《诗》，有的传《雅》这部分，有的传《颂》这部分，综合起来方能成书。有时候需要派人前往年龄大的老师宿儒处受经，由于老师年事已高看不清自己原藏书简上的字，仅仅依靠记忆背诵，口齿不伶俐的还需让儿女进行传言教授，加之方言阻隔，求学者往往只能听懂七八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防止杜撰经文和主观臆断的解说。“重师法、重依据”，即今日所谓的“实事求是”。汉武帝期间，董仲舒对策，也自称：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在当时，这种重依据、有疑问的地方不乱说的做法是受到高度尊重的。严格遵从师教的原则也有利于儒学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到了东汉，部分人陷入了谶纬迷信的泥坑，加之有些学者兼通数经，便不再专守一师之说了。

汉朝的学风对后来的语文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一，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当时将语文教学看成是经学的附庸品，学语文只是治经的手段。其二，将教师的讲解放在重要地位。所谓“重师法”，即重视教师的讲解。《汉书·儒林传》有这样的记载：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这里记录的是张山拊从小夏侯受《尚书》，传授给张无故、秦恭等人。说明了教师讲解的重要性及教师当时所受到的重视。

二、学校制度与语文教学

（一）双轨并行的官学与私学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落，私学兴起。但到了秦代，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所以学校教育未能取得非常大的成就。关于禁私学，李斯道：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在战国后期出现了博士制度，秦代加以继承和发展；作为皇帝的政事和学术顾问，博士的地位非常高，并且还要教授弟子“诸生”。王国维的《汉魏博士考》中有考证：秦之博士则有定员。除了博士，秦代培养人才主要采取法令教育的方式。“以吏为师”的教育方式被普遍地实施。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为吏之道”，这是思想教育的教材，又包含各种“律”和“爰书”，是很复杂而具体的法律教材（包括刑法和财经法规）。

汉代有官学和私学之分。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面向平民招生。属中央一级的汉代官学有“太学”，教官称为“博士”；地方的、郡国的称为“学”，县道邑侯国称为“校”，教师被称为“经师”；乡叫“庠”，聚叫“序”，教师则被称为“孝经师”。根据《汉书》记载，太学有两条招生途径，一条是：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另一条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可见，无论是太常直录或是地方推举，招生对象都在平民百姓中。

官学毕竟数量少，名额有限，无法满足人们的入学需求，所以当时的私学也空前繁盛。在私学里，教学写字的教师称为“书师”，传经的教师统称“经师”。私学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的私学与官学中的太学旗鼓相当，那些是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也有一些是属于小学阶段的，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主要学习识字写字，称为“书馆”；第二阶段则是学习《论语》《孝经》。但这种划分方式并不是固定的，有些在第一阶段学习识字写字时兼学了《论语》《孝经》。

东汉灵帝时创办了鸿都门学。作为一所学习文学艺术的学校，它主要招收的是一些艺术特长生，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二）秦汉语文教育内容

延续先秦语文教育内容广泛而多样的特点，秦汉时期的语文教育初步形成了课程体系。从识字、写字，到阅读，再到写作教学，循序渐进，为日后的语文教育奠定了基础。

1.识字写字教学

秦朝的统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为文字的统一、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字自产生以后，经过民众的应用及当时士人的推动与改进，在秦朝建立以前已经是独立的符号形态。但由于诸侯割据，文字并未有规范的体系标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代建立之初，秦始皇便下令丞相李斯等人进行“书同文”的统一、改革工作；李斯等人“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小篆将汉字的基本字体形态固定下来，各种偏旁的形体也基本上是统一的，偏旁的位置及每个字所用的偏旁也被固定下来。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秦书有八体。”这八体分别是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为了应付官狱多事，通行隶书。秦时狱史程邈将小篆加以改造并吸收民间俗字的写法，创造了隶书，隶书是从大篆简化而来，比小篆简化得更多、更彻底；小篆的笔画以线条为主，笔画轨道以圆转为主，而隶书则点画的姿态增多，轨道以方折为主，所以书写隶书比小篆要省时。

秦汉时期使用的识字写字教材大都取名为“篇”或“章”。为了规范识字写字教学，秦始皇下令编写识字写字课本和字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些字书皆是用小篆编写，以示文字正字的规范。尽管由三人分工编写，但三者间有关联性。《汉书·艺文志》记载：《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因此，“爰历”六章是相对于“上七章”而言，“博学”七章亦指在“博学”二字以下的七章，三者合成一篇，统称《仓颉》。秦时，学童学书应该是按照以上顺序进行，三者都要学习。令人惋惜的是这三本书均亡佚，仅有一些语句保留在汉代的《仓颉篇》中。秦朝的大一统加强了汉语共同语的统一，加之其推行的统一文字、语文规范的政策，令汉语书面语更趋于统一。

汉代在蒙学阶段，主要学习识字写字的地方叫“书馆”或“学馆”，老师被称为“书师”。汉代的识字写字教材主要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现存最早的习字课本是《急就篇》，大约编写于公元前40年左右，到了东汉尤为盛行，取代了《仓颉篇》。我们以《急就篇》为例，可推知当时识字写字教材的特点。

（1）选字实用，集中识字。

章太炎曾在《论篇章》中评论道：《急就》之文，泛施日用。这表明了《急救篇》注重实用性这一特点，其收录的都是常用字。汉代的识字教材非常注重字的实用性，认为识字的关键就在于运用。现存的《急就篇》有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两章每章64字，合计2144字。史游写了31章，每章均为63字，其他三章则是东汉人续写。全篇2000多字，重复字只有335个，生字密度高。在汉代，学童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完成识字写字的学习，掌握约2000汉字才开始读经学史，这也符合阅读对识字量的基本要求。

（2）以类相从，整齐押韵。

《急就篇》的体例采用“类而韵之”的方式，即将一些事物性质相似的字，划为一类，按照押韵的方式编在一起，方便记忆背诵。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意义相近的字其形体相仿，而形体相仿的字其意义也有联系。例如在敦煌汉简中出土的“游敖周章黚黡黯黮黖黝黭黪黓黤赫赧儵赤白黄”一简，罗列了16种颜色，其中与黑色有关的就有11种。《急就篇》以七言句式为主，杂以三言、四言。七言句式每句押韵，三、四言句式隔句押韵。如：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其押韵而又整齐多变的句式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

（3）内容广泛，知识丰富。

《急就篇》所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宽，全书都是实词，并且将各种知识的有用词汇都收集进来，堪称日常应用小百科全书。据统计，其中有100多个姓，100多种动植物，400多种器物名称，60多种人体部位器官，还有疾病药物、法律地理知识等。如此多的内容却层次分明，先从简易的姓名入手，再到稍复杂的名物，最后到抽象的法律文理。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掌握汉字。

史游是最早将通用字书和童蒙课本区别开的人。字书要求搜集尽可能多的文字，但童蒙课本的字又不宜太多太难。于是，史游明确地规定该书的性质：作为应急用的识字课本，而不是网罗赅备的字书。他将识字写字课本和通用字书区别开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对识字教学意义重大。《急就篇》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的“善邻书院”在1904年就编印了一本汉语教科书，书名为《官话急就篇》，这是受到了汉代《急就篇》的影响。

2.阅读教学

汉代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传经，也是通过传经来巩固封建统治。在传经的过程中，学生必须进行阅读。所以传经的过程即是阅读教学的过程。汉代的阅读教材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孝经》《论语》，这一类教材强调“孝”，崇尚儒学。第二类是“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第三类则是比较杂的诸“子”及其他教材。

汉儒指导学生读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正音释义。

汉字的数量大，且不是拼音文字，需要一个个教。还有一些字是多音字，也有一字一音但多义的情况。在进行阅读之前，需确定正确的读音，理解该字正确的含义。汉人标音常常用“读如”“读若”，或“某，读某”的形式。如《周礼注疏》：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然后令市。郑玄注：贾，音古，下注“贾师”同。奠，音定。辨，别也。经师讲解用得最多的是义训，解释词语的意义时，通常用“×，×”“×，×也”“×为×”等判断、解释的形式。如在《邶风·终风》中“莫往莫来”，《毛传》：人无子道以来事己，己亦不得以丹道往加之。用“莫”字训“无”，又训“不”。经师指导学生阅读经典，首先要解决识字和语言差异的问题，逐字逐句用汉代的语言来解释先秦的语言，这便是“训诂”。

（2）断句。

在古时，竹帛上的文字并没有标点符号，要清楚在哪里停顿，才能读懂它。一篇文章有几句，一句又有几处停顿，这便称为句读。《礼记·学记》中说道“一年视离经辨志”，“离经”指的是划分句读。章句指的是辨别章和句，句读指的是辨别句和读的关系；理清了二者间的关系，才能够理解语意。断句包含了对文本的结构思路、言辞意蕴的解析，所以断句是阅读教学的基础。

（3）对全句、全章的理解。

由正音释义到断句，阅读的基本工作已完成，之后便可进入对文章内容、意义的探索。无论是对全句或全章进行解释，大多采用的是“谓……也”“言……也”句式。如《礼记·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郑玄注：言为作法度以遏其欲。这里郑玄为《乐记》的这句话做出了解释，认为先王是为了遏制人欲望的发展而制作了礼乐这种法度。

（4）点明文章的语法和修辞特点。

汉代学经已强调对语法系统的把握。首先必须明确实词和虚词。《周南·癗苡》：“采采癗苡，薄言采之。”《毛传》：“薄，辞也。”针对实词、虚词的词性区分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作详细的语法说明。如《春秋·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夷仪。”《公羊传》：“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这里就详细地说明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不仅如此，动词的主动与被动形式、词类活用现象等都在教学过程中一一教授。

除了语法系统，文章所运用的修辞也被注意到了。经书中的反问、叠词、互文等修辞手法都要求学生掌握。如《诗经·周颂·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郑笺：“有客有客，重言之者，异之也。”在此，郑玄解释了重复“有客”的原因，是表示对客人的尊敬。

汉代经师进行阅读教学的指导是较为全面的，从正音释义到断句，到解释全句、全章的主旨，再到语法和修辞以及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这都要求经师才学渊博，并也必须在课前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这种阅读教学体系为语文教学积累了许多有效的指导阅读的经验。

3.写作教学

通观《史记》和前后《汉书》的人物传记，“善属文”几乎是传主们的基本特质；历代的考察也证明，汉代创作繁荣，成果丰厚。汉代写作教学与识字写字教学、阅读教学相互配合。在识字写字教学过程中，写作教学的主要内容为日常应用文的写作。《汉书·张汤传》：“张汤，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还是小孩子的张汤竟然可以审理老鼠偷肉的案子并录口供，其文字如老狱吏一般。由此可见，汉代在写作教学上首先要求学会识字写字，其次要求运用到生活中去，能够完成日常应用文的写作。[6]

西汉中期以后，各种文体的沿袭模拟成为显著现象。这一时期写作教学的内容非常广泛，第一阶段主要是各种文体的训练。主要有诗赋类、书表笺奏类、颂诔箴铭类、论说类、碑志类。同时根据老师、学生的不同而各有所侧重。第二阶段的写作教学是与阅读教学、读经相配合的。汉代的阅读教学中分章断句的教学不仅仅是阅读教学的基本方式，也包含了对文章写作的指导和启示。在对章、句进行划分和解析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规范内容和体例，还可锻炼学生的写作构造、展开思路的能力。对具体词句的训释更提高了对语感的体悟。这一阶段写作教学训练方法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拟经典、重修改。

（1）拟经典。

当时写作以拟古著称的当首推扬雄。扬雄的摹拟创作在《汉书》本传中有明言：“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后代重模拟的风气。

汉人模拟楚辞的范围很广。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言：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从汉代的各种作品中可以发现，汉代文人对屈原《离骚》的模拟，涉及了体制、辞藻、表达方式等层面。当然，这种模仿写作对于初学者是有好处的，模拟经典会让学生更快地入门。但是如果一味地模仿而不进行创新，文章必然失去时代感，缺乏生命力。

（2）重修改。

汉代学生在进行写作前先要写草稿，经过不断的修改后方能成文。老师在阅读草稿后，会进行修改，有时则由学生自行琢磨修改。《尔雅》：“灭字为点。”“点”是修改文章的专用术语，即用笔将文章中要删掉的语句涂去。祢衡的《鹦鹉赋》云：“衡因为赋，笔不停辍，文不加点。”这里的“加”也是修改文章的专用术语，即将应该增加的语句在文中添上。由此可见，汉代的写作教学非常重视作文的增删，不断地修改以求达到最好。

（三）秦汉语文教育方法

1.秦朝“以吏为师”的官员教育

从出土文书看，秦以文书御天下，秦是倡导法治最力的国家，整个教育都以律令为中心来进行。[7]从中央到地方逐级传达法律文书，这要求层层官吏都具有识字和写字能力，才能保证政令的准确传达。同时，百姓也必须有一定的识字能力，才能遵守法律。

在倡导“以吏为师”的秦代，官员必须在教育他人前首先进行学习，接受教育。根据睡虎地秦简上的内容，可以发现除了《编年记》外，其余九种全部都是关于吏事，是官吏学习的教材。睡虎地秦简中《语书》《为吏之道》是在职业道德方面训练官吏子弟的教材，为我们提供了官吏任用、培训、处罚等方面的史料。[8]

同时，在睡虎地秦简中还发现大量的法律条文和律法文书。研究者从中发现，在秦代，公文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类：如皇帝下发的文书“命书”（后改为“制书”），介绍案件及判决情况的“恒书”，对审理案件进行记载的“爰书”，官吏对死伤者进行调查、检验的“诊书”等。明确清晰的公文分类对官吏的识字、书写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汉代的教学方法

汉代官学的教学方法取法于私学，所以汉代官学和私学在教学方法上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的自主性也很大。

（1）教师自主的“教”。

关于要如何教学，教师有很大的自主性。通常采取“大都授”的形式，即上大课的教学模式。当时学生居住较为分散，平时多为自学。《汉书·翟方进传》的记载：“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口传音义，即经师根据自己的见解对经书音义加以解说。二是师生间问答，这种教学方式是建立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学生在自己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后向老师提出并寻求解答。在汉以前，孔子与其学生经常采取问答的形式进行教学。贾谊的《新书·先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事对》等都是问答教学的实录。通过问答，教师不仅能够解答学生的疑惑，更能进一步启发诱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此外，由于当时老师少学生多，还有第三种教学方法，即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汉书·董仲舒传》提到：“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这样一来，学生不必见到董仲舒才可以学习，而是可以通过其旧弟子进行学习。

（2）学生多形式的自学。

汉代太学学生听课较少，大部分时间是自学。第一种方式是“诵读”，这是汉代学生最基本的学习方法。汉代强调学生“诵读”，要求学生对古典书面语言进行背诵。如汉初太史试学童要能够背诵默写9000字以上才能担任“史”的职务。第二种方式是学生间的讨论交流，简称为“进论辩难”。《礼记·学记》记载：“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能够讲论学问，已经是学有小成了。《西京杂记》卷二载，匡衡善于说《诗》，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返。可见，辩难是进学修业的方法。两汉时期，老师们更加喜欢那些善于讲论辩难的学生，认为这是他们高才敏捷的表现。通过讨论交流，学生可以受多种观点学说的启发，产生思想上的碰撞，发现自身的不足，加深理解。

（3）反馈及时的考察。

在教学上，为确保学习的质量，汉代还有明确的考察制度。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同样也是考试机关。太学生员并没有固定的毕业年限，经过考试并合格后便可授予官职。这种考试被称为“射策”。考试题目出自经传，考生书写答案于试卷上，如此一来可检测学生的阅读能力及写作能力。通过考试，能够弥补教师少、学生多而监管不严的缺陷，以此监督学生的自学效率。

三、选士制度与语文教学

（一）秦汉选士制度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与选士制度关系密切，所谓“学而优则仕”。学校培养人才最现实的目标便是“仕”。在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多在学校这一类场所活动，治学的目标就是参政议政，但当时还未有规范的选士制度。在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确立，由于秦代统治时间较短，并未形成规范的选士制度。秦官吏的选拔主要通过推举和考试。推举即荐举，在秦统一前已在进行，有保举和征士两种形式，是一种招贤纳才的制度，统一后更为流行。“保举”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朝廷或官府推荐人才，秦又称为任。“征士”则是朝廷或官府面向社会自上而下征召人才，又称“聘”。除推选外，秦还通过公开的考试录用文吏。选吏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虽然秦始皇所尊用的法家内容不为后世所承袭，但其形式在后代则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秦为吏不论是推举还是考试，都必须经过试用，试用一年不称职者，即被免除职务。秦制因资料太少虽详情难以描述，但从上述秦官保举、征召，吏员的推选、考试以及考课、试用之制等选官办法来看，还是富有特色而卓有成效的。这是中国最早的统一封建王朝的官吏选任制度，有其开创性意义。封建时代官吏选拔的许多办法包括唐朝的科举制，都可以在秦制中找到其雏形，整个封建时代的官僚体系及其选任制度基本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选拔和培养人才，汉代的选士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制度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察举制”是汉代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它萌生于汉初，于汉中叶确立。

在西汉建立初，刘邦以秦亡为鉴，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汉书·高帝纪》中记载，高祖在公元前196年下诏书，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文帝纪》中说，文帝即位次年（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由皇帝亲自出题策问的选士方式是汉代察举制的开端。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察举制进一步发展，察举权扩大到郡守一级。此时察举科目不仅有贤良、方正，而且两汉察举的主要科目“孝廉”也已雏形初具，出现孝者与廉吏并列现象。但文帝诏举贤良只是偶尔为之，并未规定荐举的时间、人数等具体细节问题，所以并没有形成制度。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年）“令郡国举孝廉”，后来又命令州郡察茂才，甚至还规定了地方官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从武帝到西汉末，是汉代察举制的蓬勃发展期。察举科目多样化，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科目：孝廉、茂才、贤良文学、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其中以孝廉和贤良最为重要。孝者出身于平民，而廉吏应举资格是现任吏。《汉书·平当传》：“功次补大鸿胪文学，察廉为顺阳长。”西汉晚期，孝和廉就已合并成为察举的主要科目。“孝廉”这个原先以道德为内容的概念成了察举科目的代称。明经一科则是在董仲舒“独尊儒术”，置儒学“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这一提议下产生的。博士弟子修业期满，通过考试就可以授官，逐渐形成明经一科。《汉官仪》记载：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这一时期，察举制得到了大力推广，各种人才通过这一制度进入各级政府。但察举过程中也发生了舞弊行为，一些人通过行贿的方式利用察举进入仕途。

东汉的选士制度沿袭前朝，并无过多的变化，只是将西汉“四科取士”之标准更加明确具体化。《汉官仪》中说：方今选举……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简言之，取士的标准乃德行、经学、文法、才能四个方面。凡符合其中一条者，就可察举为官。士要想被察举，首先要通过乡间对自己德行的评论，然后三公、九卿、列侯、刺史、郡守、国相等根据乡间的评价向上推荐，经过朝廷考核，授以官职。[9]

（二）汉代察举制度与语文教育发展

汉代的察举选士制度与语文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1.察举制度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

根据察举的操作过程，可以分为从下到上的推荐以及由上而下的考核、选拔两种类型。皇帝下诏后，三公九卿以及地方郡守各级官吏推荐各地符合标准的人才给朝廷，再由朝廷任命或考核择优录取。从选举的条件来看，孝廉的候选人是博通经书的儒生或者是较低职位的州郡官吏；茂才的候选人大都是接受过太学教育的朝廷官吏、县令长、孝廉郎官和名儒等。贤良方正与文学的候选人主要指经学之士。[10]在这种选举制度下，社会上形成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作为研究和传授“五经”的最高学府太学，最初规模很小，仅有博士弟子50人。但不久规模就不断扩大。历史资料显示在汉成帝时太学已有弟子3000人。在官学迅速发展的同时，私学也空前繁盛。《汉书·儒林传》记载，《诗》学大师申公归鲁，弟子自远方而至者即有千余人。

2.察举制度促进经学的发展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代的教育就受到经学的巨大影响。经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也成为衡量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察举制要求被举者通晓《易》《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令儒学与仕途紧密结合起来，经学高居一切学问之上。《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在明经一科的选官中，无论是官学或私学弟子，只要能够通经，就有入仕的机会。学生们为了入仕潜心攻读经书，读经人数大增。《后汉书·任延传》中说：“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可以看出，汉代保证经学与察举制相结合。据《汉书·韦贤传》记载：（汉丞相韦贤）“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

两汉四百多年，董仲舒、刘向、刘歆、扬雄、班固、许慎、郑玄、公孙弘等经学大师辈出。他们对经书加以疏证、训诂，盛极一时。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刘向著有《洪范五行传》；郑玄注《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察举制的推行使经书大量再现并保存了下来。司马迁的《史记》采经摭传，其中有大量的依据和文献来自于经书，例如夏商周《本纪》引自《尚书》，《仲尼弟子列传》引用《论语》等，这让后世的经学研究有了极其丰富的参考史料。

3.察举制度促进政论文写作的发展

两汉时期，多次诏举“贤良文学”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二科察举之士须在朝廷上接受由皇帝主持的“策问”考试，合格后授官。策问内容多关乎国计民生大事，应试者对策时，可直言极谏，“纠请人主过失”。在这种“以文取人”“以能取人”的察举制度下，产生了应试的文学体裁——政论文。[11]政论文主要用于被察举时进行对策叙说；为了踏入仕途为官，两汉文坛上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政论文。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下求贤令，晁错以自己的对策在众多人才中脱颖而出。他的《言太子宜知术数》《言兵事疏》《论贵粟疏》都是非常优秀的政论作品。他在《言兵事书》中针对匈奴侵扰，极言兵事，汉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赢得了边疆的安定和军事的强大。路温舒作《上尚德缓刑书》，先说“尚德”，为劝宣帝“缓刑”预陈大理，再说“秦有十失”，并将“十失”一一列出，以切玉如泥之笔，叙说今日狱吏之毒，以显出“缓刑”的必要，文章思虑周详，论证严密，令人信服。再如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根据贤良文人们提出的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用精练的语言生动地记录了政府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一方激烈的辩论，也对汉武帝时期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

汉代的政论文继承了先秦散文的实录、实用的宗旨，语言简练质朴，也继承了先秦散文排比、铺陈、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使议论更加生动深刻。总之，在察举制对策中应运而生的政论文对语文写作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令教师与学生在探讨议论文章写作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四、汉代语文教育的贡献

（一）语文教材内容丰富，教学方法行之有效

在识字写字教学方面，充分利用韵语帮助学生“熟读成诵”，借助“六书”，提高识字效率。

史游按照“类而韵之”的体例编写了《急就篇》这一教材，成书后得到大量传播。它集中识字、合辙押韵、易记易诵、切合实用，后世蒙学语文教育中重要的识字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是继承了《急就篇》的韵语识字经验发展而来的。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熟读成诵”，由教师带领学生熟读韵文，直到可以背诵下来。在教学过程中，以认读字为主，认写分开。不要求学生对每个汉字同时做到“会读、会写、会讲、会用”；而是以会认会读为主，促使学生短期多认字，尽快达到一定识字量，尽早进入阅读阶段，又借阅读巩固识字，增长知识。韵语识字为后世的识字教育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一直沿用至今。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广泛搜集先秦以来典籍中9353个字，加以解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六书”，他对汉字字形的这种分析仍适用于今天的汉字教学。如象形字，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字是人们将客观的图像典型化后用规则化的线条勾勒而成的一种符号。当今的小学语文教材也提出了可利用象形文字的特点帮助学生识字、记忆。如将“口、耳、目、日、月、火”等象形文字展示出来，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图画、象形字、文字三者的结合，加深印象。而在教形声字时，抓住形义之间的联系就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字义、记忆字形。如《急就篇》“芸蒜荠芥茱萸香”一句中有六个字是“艹”字头，标志着这些字都与植物有关。

在阅读教学方面，汉代的语文教学注重循序渐进，在识字写字的基础上再从正音释义到断句，再到对文章主旨的理解，最后对文章的语法及修辞进行分析。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对经书进行疏证、训诂的著作，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学习资料。写作教学又与阅读教学息息相关，司马迁的《史记》在语文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语文实践活动对后世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他主张“行万里路”是积累写作素材的方法，亲身实践是写好作文的关键。刘向和扬雄都称《史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写作上注重内容的真实和丰富，但同时也强调文采。

（二）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在注重通经的学风下，汉代教育家在儒家经学经典中不断学习、提炼、创新，形成了许多历久弥新的语文教育思想；汉代教育家们一般认为人是具有可塑性的，强调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董仲舒在《深察名号》中提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其次，汉代提出，教育者必须担任好榜样的角色。《淮南子·诠言训》认为：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对于受教育者，《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出：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意思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天性特征来进行教育，才能够取得优良的教育效果，如果违背人们的天性特征，即使用刑法威逼也没有用。

东汉王充是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对“语文”下了定义。《问孔篇》中说：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发于心，其实一也。《定贤篇》中说：夫笔之与口一实也。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可见他认识到语言与文字是统一的，一个是口头表达，另外一个是书面表达，这是对语文定义的早期说明。

司马迁不仅在语文写作教学上形成了一定的思路和方法，他还非常重视口语表达能力。在《滑稽列传》中，司马迁描写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个小人物，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都非常优秀，在政治上发挥了作用。司马迁能为其作传，亦可见他对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视。

郑玄，师事马融，学成回家后一直讲学和注经。他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在注释经籍和训诂方面有极高的成就；他注了《周易》《尚书》《毛诗》等，绝大部分都是为儒生读经服务，即为阅读教学服务。他的学生在其死后编成的《郑志》，是郑玄的语文教学实录；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就反映在他的各经注解中。《礼记·学记》郑注中有言：使之悱悱愤愤，然后启发也。作为教师，他认为要时刻观察学生，但不能不停地说教，而要在适当的时候引导学生。同时，他不赞同“记问之学”，认为学生要将内容理解了才能够成为自己的知识，记得牢固。所以《礼记·学记》郑注中又言：预诵杂难杂说，至讲时为学者论之，此或时师不心解，或学者所未能问。

（三）加强政治统治，促进汉代教育平民化

“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被贯彻到汉代的语文教育中去，无论是平民教育还是选士入仕，“学经”都被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需要有与其相应的统治思想。汉代的语文教育将董仲舒的“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与“天”“神”相联系的思想渗透到日常教学中去，加强了汉朝的政治统治。

汉代政府采取各种促进教育的普及措施，将教育与选士制度相结合，令教育平民化。官学与私学共同招生，也令语文教育的普及度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两汉在天文、数学、医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尚书·尧典》中有制定历法以正农时的记载，《周易》的“阴阳说”，还有《尚书·洪范》的“五行”说，对古代医学、哲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代的教育家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非常广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形成了识字写字、阅读、写作三个方面的教学。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发挥老师的指导性作用，“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堂雏形出现。汉代的语文教育为后朝的语文教育提供了学习的对象，其语文教育思想和方法更是流传至今，对现代语文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　秦汉语文教育思想

一、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人。西汉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汉武帝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享有“汉代孔子”之美誉。董仲舒自幼好学，凭着“三年不窥园”的学习精神，在学问方面，特别是在对《春秋》的研究上，大有造诣。汉武帝时期，他凭借着著名的“天人三策”，阐述了他对天人关系的看法，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等重大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的文教思想基础，也使得他垂名后世。

作为汉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之一，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书中凝聚着他半生的思想结晶，为后人研究其教育思想提供了宝贵线索。

（一）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概说

董仲舒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少壮之年治学传教，中年为政亦授教，晚年修学著书立说。可见，在人生三个阶段中，他都执着于学问和教育，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教育思想财富。

董仲舒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学思想，肯定“有为”，否定“无为”，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统治永恒论，为儒学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称为“儒家神学”，其思想对封建语文教育具有深远影响。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和他的“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以及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神学化了的新儒学和文教政策里，具体体现在：教育是治国的根本、教育能使社会稳定、教育能使人性向善、教育能培养统治人才等。围绕这些教育思想，形成了本质是儒家神学的、以德育为主的教育内容，以及“圣化”“强勉”“专一”等教学原则与方法等。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思想影响甚大，一方面，在学理上发展了儒家学说，结合神学，将它变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象征；另一方面，他在教育上注重道德培养、重视积极的指导，对后世有良好影响。

（二）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言论

1.关于教育的作用

董仲舒不仅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所以他特别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用，有大量关于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的言论。

（1）教育是治国的根本。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

参考译文：教化，是政治的根本；判案，是政治的末节。

（2）教育能使人性向善，对人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的人性观综合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他认为人性不能简单地归为善或恶，人性只是具有“善”的可能性，但还不具有“善”的现实性，而促使这个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的关键是教育。

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

参考译文：人的本性，是天生的浑朴素质，善是帝王教育的感化；没有天生的本质，帝王的教育就无从感化，没有帝王的教育，质朴的性就不能变为善。

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参考译文：如今普通百姓的本性，有他们的善质，但不能觉醒，如同睡眠的等待醒来，教化他们然后才能做到善。

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的本质无所谓善与恶，但人的本性具有向善的潜质，而这个潜质需要靠教育来激发。可以说，人性向善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天生质朴的性和后天的教育，两者缺一不可，由此可见教育对于人性发展的重要作用。

（3）教育对培养统治人才有重要作用。

董仲舒认为人才对国家的统治很重要，有了能“修己安人”的统治人才作为人民的表率，才能使政治清明，实现仁政德治。而人才需要靠教育来培养，所以他主张兴教育，设太学，来养士育才。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春秋繁露·天人三策》）

参考译文：平时不注重培养人才，急需时却想求得贤人，就好比不琢磨玉石，却要求它呈现华丽的光彩一样。所以要培养人才，没有比设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培养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

（4）教育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敏锐地认识到封建帝国的统一需要思想的统一，但他不主张用法家刑罚的方式，而主张采取社会教化的方式，使民心统一，加强国家的向心力。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对贤良策》）

参考译文：百姓追逐财利，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坝来防治，就不能阻止他们。所以，建立教化体制能够有效地制止奸佞邪恶，正如完善的堤坝能够有效防治洪水；教化体制被废除，种种奸佞邪恶的现象就会四处出现，严刑峻法也不能制止，这是因为防治洪水的堤坝坏了啊。

2.关于教育内容

董仲舒特别看重教育的社会政治功用，所以他从培养经国治世人才、维护帝国统治的教育目的出发，主张以“六经”为教材，其教学内容实质上是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的，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神学化新儒学，其中特别重视以“仁”为核心的德育。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春秋繁露·玉杯》）

参考译文：君子知道居高位的人不能用凶恶的手段使人服从，所以选择六艺来涵养自己的品行。《诗》《书》可以抒发他的情志，《礼》《乐》可以使他美好的本质精纯，《易》《春秋》使他的智慧清明，这六种学问都很伟大，而且各有它的特长。《诗》可以抒发人的情志，所以它的特长在于具有朴实的本质；《礼》是制定人的节度，所以它的特长在于具有文采；《乐》是歌咏圣人的德行，所以它的特长在于教化人们；《书》是著述先王的功业，所以它的特长在于通达政事；《易》是据天地的法象而作，所以它的特长在于洞悉天地间的道理；《春秋》辨别是非，所以它的特长在于治理人们；人能够同时把握它们的特长，但是不能够一一举出它们的细节。

由此可见，董仲舒重视六艺之教，而且还主张学者要各取其所长，不可偏废任何一门。

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春秋繁露·重政》）

参考译文：能说明鸟兽之间的道理，不是圣人所要说明的道理。圣人所要说明的，是在于说明仁义并分析它。

董仲舒虽然提倡六艺的学习，教学内容囊括了智育、德育、美育等，已属全面，但他不提倡学习关于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主张就有失偏颇，限制了学生的发展。

在六艺的教育中，董仲舒尤其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参考译文：让人生存的天道是让人拥有仁义和利益，私利用来供养他的身体，仁义用来养育他的内心，人内心得不到仁义（道德）的修养，就不会快乐，身体没有私利供养，就不会安适，仁义是养育心灵的，私利是供养身体的，身体没有心那么贵重，所以修养的东西没有比仁义更重要的了，（由此可见，）仁义对于人的成长比利益重要多了。

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参考译文：有仁德而没有智慧，就会去爱人而不会区别应不应该去爱；有智慧而没有仁德，就会知道什么是善事而不会去做。所以说仁是用来爱人类，而智是用来为人类除害的。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

参考译文：仁的法度是在于爱别人，不在于爱自我；义的法度是在于纠正自我，不在于纠正别人；不去纠正自己，虽能纠正别人，春秋不称许他的行为合乎义；别人不能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春秋不称许他的行为合乎仁。

3.关于教师

董仲舒对于教育的主体即教师也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主张用上行下效的方式来推行教化，所以不只知识渊博的学者可以成为教育的主体，德才兼备的官吏也可以成为教育的力量。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①，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

注释：①师帅：帅，通“率”。师帅即师表。

参考译文：如今的郡守和县令，都是人民的表率，是可以使风教得到承袭使仁德得到宣扬的人。所以如果为人表率的官吏不贤良，那么皇帝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传播。

董仲舒的这个观点从表面上看起来和秦朝的“以吏为师”观点相似，但实质是不同的，秦的“以吏为师”是局限于严刑峻法的法令，而董仲舒所指的让官吏来推行教化则是以道德感化为主。

此外，董仲舒对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也有很高的要求，他主张教师教学要遵循一定的教学艺术，要重视自身修养，谨言慎行，为人师表。

为人师者，可无慎耶！（《春秋繁露·重政》）

参考译文：做别人老师的，可以不慎重吗？

董仲舒在此强调了教师为人师表的重要性，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其实教师又何尝不是学生的一面镜子呢？所以教师的一言一行不能不谨慎，教师的言行关系到学生的言行。这也是“上行下效”的道理所在。

4.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

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董仲舒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有自己的一番主张，其中包括教师教学的方法和学生学习的方法。董仲舒认为，教师教学的方法有“圣化”“以久次相传授”等，而学生学习的方法有强勉好学、虚静谦卑、重志轻文、博节相宜、多连博贯、精心达思、积小致巨、专一不二、勤学好问等。

（1）教法。

①圣化。

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春秋繁露·玉杯》）

参考译文：因此善于施教的老师，既要使他所传授的理论完美，又要慎重于自己的行为；要依据学生的情形确定教育时机的早晚、教育内容的多少和教育进度的快慢；要激励学生，但不要让他们感到急迫；要考核学生，但不要使他们感到苦恼，要考察学生的日常行为，在他最擅长的方面成就他，所以，费力少而成功多，这就是圣人的教化，我赞成这种做法。

董仲舒的“圣化”之道体现了以身作则（“美其道，又慎其行”）、及时施教（“齐时早晚”）、循序渐进（“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等教学原则，这些见解都是合乎教学规律的，对当代的教育也很有启发。

②以久次相授业。

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译文：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

董仲舒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采用的是这种“以久次相授业”的方式，“久次”就是学生年级的高低。“以久次相授业”，就是让高年级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去教授低年级的学生。

这样的教学方式既能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扩大教学规模，提高教学效率。

（2）学法。

①强勉好学。

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译文：只要强勉学问，见闻就会广博，智力就会越发高明。强勉自己按道行事，道德就会日益高尚，功绩也会增多。

不论治学或是修德，都需要发扬“强勉”精神，方能成功。

②虚静谦卑。

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春秋繁露·通国身》）

参考译文：要想获得精气，一定要让心中空虚，形体宁静；要想得到贤人，自身一定要谦卑；形体宁静、心中空虚的人，精气就会归附。

“虚静”就是要求学习时要集中精神，排除杂念，保持头脑澄明清净；“谦卑”就是要求学习要虚心以求。

③重质轻文。

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繁露·玉杯》）

参考译文：思想是根本，事物是表现。外在的形式附着在内在的本质上，本质不附在外在形式上，外在形式怎么能影响本质？只有具备本质和形式两方面，然后才可以完成礼节。形式和本质缺少其一，就失去了人和人正常的关系。如果不能形式和本质同时具备而非得缺少其一，宁可有本质而没有形式。

思想是人的灵魂所在。董仲舒认为，学习要特别重视思想意志的修养。

④博节相宜。

故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春秋繁露·玉杯》）

参考译文：所以人主的学问太狭窄，那么知识就浅陋；学问太广博，那么功业就减损；两方面的过失不同，但是同样招致败坏，伤害最后一定会到来，这是不可不明察的。

董仲舒在此提到了学习中“博览”和“专攻”的关系，他认为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博”容易使学问流于肤浅，“太节”则容易使学问狭窄。所以最好要做到博节相宜，在“博”与“节”中找到平衡点。

⑤多连博贯。

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春秋繁露·精华》）

参考译文：所以研究《春秋》的人，把握到一方面并且将其他各方面联结起来，看到一点并且能广泛地将其他各点贯通起来，那么天下的事都能了解了。

学习要善于深入思考，融会贯通，善于将所学的知识巧妙地联系起来、贯通其中。可见，董仲舒的“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和孔子的“举一隅而反三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⑥精心达思。

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春秋繁露·竹林》）

参考译文：文辞不能表达的，都寄托在意思上，不是心意周密思想通达的人，怎么能够了解呢！

所谓“词不达意”，有些深刻的道理是言辞所不能达意的，这时就需要学习者深入思考，才能把握要旨。

⑦积小致巨。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举贤良对策》）

参考译文：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微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

董仲舒认为，做学问要采取“众少成多，积小致巨”的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才能提高知识水平。

⑧专一不二。

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参考译文：眼睛不能同时看两种东西，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手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同一时间，一只手画方形，一只手画圆形，没有能成功的。

学习要专心致志，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心二用是不可取的。

⑨勤学好问。

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故匿病者不得良医，羞问者圣人去之。……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春秋繁露·执贽》）

参考译文：孔子说：“从来不想想‘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因此隐瞒自己疾病的人，得不到好的医生来治疗他，耻于向人请教的人，圣人也会远离他……所以君子不隐藏他的短处，不知道的就问人家，不能做的就去学习。

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习就要持这样的态度，不懂的就要去问，不会的就要去学。

二、淮南王

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袭父之位被封为淮南王。淮南王自幼不喜狗马弋猎驰骋而好读书，博学善文辞，好鼓琴，通天文、地理、诸子之说，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作为著名的文学家兼思想家，淮南王一生的文学成就及思想成就集中于他“招宾客方士数千人”编纂而成的著作《鸿烈》，亦称《淮南子》之中。原著共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和“中书”8卷，流传至今仅剩下“内书”21篇。这部著作包罗万象，《原道》训道，《天文》述天道，《地形》绘地理，《时则》论四时，《精神》论生命，《兵略》谈军事，《修务》说学业……内容涉及政治、哲学、经济、文史、天文、地理、军事等诸多领域。他的教育思想就潜藏于《淮南子》这部著作中，特别是其中的《修务》篇。

（一）淮南王的教育思想概说

《淮南子》是一部集诸家之大成的著作，融合了道、儒、法各家观点，而道家略占优势。其教育思想也是如此，吸收了各家学派观点，其中关于教育的理想和目的的思想偏重于道家思想，而关于具体的教学方法的论述则偏重于儒家思想。淮南王的教育思想总体来说是赋予道家的“无为”思想以积极的内涵，他不认同老子“绝圣弃智”的观点，他认为：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而欲錽水也。所以他在《淮南子》中反复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他所提倡的教育是要循民之本性，循自然之理的教化，通过这样的教育才能变无为为有为，这就赋予了“无为”以积极的内涵。

（二）淮南王的教育思想言论

1.教学理想和目的

淮南王在《?真训》中明确地阐释了他的教学理想观，他认为学习是为了让性情达到纯朴的境界，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为了追求虚名和迷惑大众。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摧德塞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摇消掉梢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不为也。（《淮南子·俶真训》）

参考译文：因此圣人学习，是要将心性返归到最初的质朴状态而让心神遨游于虚无之境；达人学习，是要将心性与旷漠无边相通而在寂静淡漠中觉醒。若是世俗之人的学习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拔去德性，扰乱心胸，损伤耳目，老是纠缠、追求着事物的微小利益，为推行仁义礼乐奔走忙碌，在世上自我表现以求获得世俗的名声。这种事情我是感到羞耻而不屑做的。

2.教育的作用

淮南王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及作用，有大量关于教育对个人以及对社会的作用的言论。

（1）批判“弃学而循性”的极端自然主义。

淮南王否认人不可教化的非学观念，强调学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接受教育，是人成才的必经之路，也是人性向善的关键。

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龁咋足以豽肌碎骨，蹶蹄足以破颅陷匈；及至圉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当马还是马驹未加调教之时，它是扬蹄蹦跳，翘起尾巴奔跑，人不能控制它，它用牙咬人足以咬烂人的肌肉、骨头，用蹄踢人足以踢破人的头颅、胸膛。但等到养马人驯服它后，优秀驭手调教驾驭它后，给它套上轭头、系上缰绳后，那么就是让它经历险境、跨越壕沟，它都无法躲避。所以它作为马的形状是无法变成其他牲畜；但经过驾驭、调教，那就可以改变它的野性。这无意识的马尚且能通过人意志的贯彻，经过调教而改变它的野性，使之驯服有用，更何况有意识的人呢？

今无五圣之天奉，四俊之才难，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欲錽水也。（《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现在有不少人既无“五圣”那样的天赋，又无“四俊”那样的才能，却想放弃学习而只靠本性天赋，这就好像丢弃船只靠踩水渡江渡河一样。

夫纯钩、鱼肠始下型，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以砥砺，摩其锋锷，则水断龙舟，陆蛌犀甲。明镜之始下型，矇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那纯钩、鱼肠宝剑刚出模子的时候，砍东西都砍不断，刺东西也刺不进；但等到在磨刀石上磨过之后，宝剑的锋刃就锐利了，可以下水砍断龙舟，上岸刺死犀牛。明镜刚从模子里出来的时候，也朦朦胧胧照不出容貌身影来；但等到用玄锡拭擦，白毡磨亮后，人的鬓发、眉毛、毫发都能照得清清楚楚了。那学习，也正是人的细磨石和玄锡，然而有人却说学习无用，这种说法的根据是错误的。

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淮南子·泰族训》）

参考译文：这就好像蚕茧有抽丝的特性，但不经过女工的煮熬、牵丝，就不能成为丝线；这也好像禽卵孵化成雏，如不经过雌禽长时间的孵抱温暖，就不能变成雏。这就说明人具有仁义的天性，没有经过圣人立出法度来加以教导，就不能使他们归入正道。

人的先天之性是接受教育的前提条件，教育是使人性完善的必要条件，所以教育对人性的完善起着重要作用。

（2）教育与否对个人的影响很大，学与不学的差距很大。

故不学之与学也，犹喑、聋之比于人也。凡学者能明于天下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淮南子·泰族训》）

参考译文：所以说，学习与不学习相比，就像正常人和聋哑人相比一样，差距甚大。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够明白天人关系，通晓治乱之根本，用平和的心态、清静的头脑来思考，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也可谓掌握了事物的要略了。

（3）教育能提升人的心智，使人免于被迷惑。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精通事物的人，是不能用诡怪来惊吓他的；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奇异来惊动他的；明察言辩的人是不能用虚名来迷惑他的；审察物形的人，是不能用假象蒙骗他的。世俗之人，大多是崇古而贱今的，所以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乐意接受他们的学说主张。乱世的昏庸君主，总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由来粉饰得高深莫测，以此来抬高自己。而求学者被他们的观点所迷惑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传闻，便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地称道着，挺直颈脖诵读着。这就说明这些人分辨是非的界限不明确。

通过教育和学习掌握知识，从而使自己具有主见和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只有这样，才不容易产生从众心理，被邪僻者迷惑、蒙骗和利用。

（4）教育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明矣！（《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周王朝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是很多人都在学习研究他们开创的行业；当代的人，没有一人具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人们都懂得六位贤才的技艺和方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通过教导学习训练代代相传，使得六位贤才的知识技能能流传下去、传播开来。由此看来，学习是不能停止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中出现过很多贤人志士，正是通过一代代的教育和学习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得以代代相传。由此看来，学习是不能停止的。

（5）教育的感化作用能使社会“无为而治”。

教育能在无形之中感化人，教育人，提升人的素质。社会由人组成，因此推行教育具有社会感化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刑法、政令无法达到的。教育的这种作用能使社会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参考译文：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他们；如果不修治礼义，廉耻之心就无法树立起来。民众不知礼义，法令也无法使他们走正道。不推崇好的风尚，废除丑恶现象，民众就不会遵循礼义。没有法当然难以治理国家，但民众不懂礼义，这法也无法推行实施。刑法能杀掉不孝之人，但却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样讲孝道；刑法能惩治偷盗者，但却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样廉洁。孔子的弟子中有贤人七十人，学生有三千人，这些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门讲敬爱的，言辞都符合礼义法度，行为都是规规矩矩可作表率的，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

3.教育的对象

淮南王认为世上有像尧、舜、文王一样的圣贤人，也有像商均一样的邪僻者，但这样的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上不及尧、舜、文，下不至丹朱、商均的“常人”“众人”，这部分人才是教育的主要对象。所以要以大众为教育对象，以一般人的素质水平为标尺来开展教育。

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谕也，而芳泽之所施。（《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大部分的人是上不及尧舜那样圣明崇高，下也不至于像商均那样卑鄙不屑，漂亮也比不上西施，说丑也不至于像嫫母，这些芸芸众生都是能教化开导的，训导美化的。

在这里，淮南王认为众人、常人虽不及尧舜等圣贤，但也不像商均那样不可教化，这样的大众正是淮南王眼中的教育对象，也是他认为要通过积极努力学习来完善自我的对象。他这种思想对当代的全民教育有一定的启发，但他那种认为部分人是严父、贤师也不能教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4.教学原则及方法

（1）因性而教。

作为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淮南王认为施行教育要遵循自然，遵循人伦之性，因势利导，这样才能水到渠成，变无为为有为。

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淮南子·泰族训》）

参考译文：所以先王进行教化，是依循人们喜善的特点来引导勉励人们向善行善；是依循人们厌恶的特点来禁绝奸邪；因此无须动用刑罚，威势就能畅行如流水；政令简约，感化照耀如神灵。所以，依循人的天性则天下人就听从；违逆人的本性则法令公布都无济于事。

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淮南子·原道训》）

参考译文：所以禹疏通江河正是以顺随水流低处这一自然特性来进行的；神农播种五谷正是以循守秧苗在田野可以自然生长这一特性来耕作的。

（2）教者授以有用，学者学以致用。

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欲学治人。急所用也。（《淮南子·说林训》）

参考译文：人都不想学御龙技术，而想学御马技术；都不想学习治理鬼的本领，而想学治理社会的本事，因为御马驾车、治人管理社会是急需的事。

教与学的东西都应该是有用的、有针对性的、现实的，不能学非所用。因此，教师所传授的应该是现实可用的而非虚幻无用的，应该是科学的而非臆想的，而学生学习之后也应该能够学以致用。

（3）强学不如好学，苦学不如乐学。

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淮南子·原道训》）

参考译文：那种不是从本性产生学习愿望的人而勉强去学习，所学的东西是不会进入耳中留于心里的，这跟聋子唱歌有什么区别呢？聋子唱歌只是仿效人而无法自得其乐，歌声一出口便很快就散逸了。

夫欲其母之死者，虽死亦不能悲哭矣。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淮南子·说山训》）

参考译文：想要母亲早些死的人，母亲就是死了，也不会伤心痛哭的。说没有时间读书学习的人，即使给他时间他也不会好好学习的。

教而有效，学有所成的关键在于好学、乐学。淮南王认为必须提倡好学和乐学，学生若不愿学习，不爱学习，即使勉强去学习或拼命学习也是事倍功半的。

（4）勤而博学，戏而误学；自强而成学，懈惰而废学。

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淮南子·泰族训》）

参考译文：人没有谁不知道学习是有好处的，但就是不去做，这是因为平时的嬉戏娱乐害成这样子。人又大都以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才智无法广博且一天天贫乏起来。如果用开凿养鱼池的力气去耕辟田地，则田野一定会开辟得很好；如果用堆土积山，修筑高台的功夫去修建堤防，则水一定会治理得很好；如果以饲养狗马鸿雁的巨资来供养士人，则名声一定相当荣耀；如果以平时射猎博弈的时间来诵读《诗》《书》，则学问知识一定相当广博。

由此观之，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由此可见，聪明人无所作为，倒不如笨人勤奋好学。从君王、公卿到普通百姓，不自强不息而能事业有成的事情，这在天底下还没发生过。

是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官御不厉，心意不精；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后世无名。（《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因此，耕田者不勉力，谷仓就不会盈满；官吏不勤奋，思想就不会专一；将相不图强，功业就不会成功；侯王如果懈怠，死后就不会有好名声。

从古至今，人人都知道勤奋是学习的法宝，但日常生活中娱乐、嬉戏的诱惑太多，常常导致人们疏于学习，这时学习者就需要摒弃这些外界的诱惑，将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上，才能博学多闻。人的天资再好，如果不自强而学，也比不上愚而好学的人。

（5）实践之然后知之能之。

夫物常见则识之，常为则能之。故因其患则造其备，犯其难则得其便。（《淮南子·泰族训》）

参考译文：事物经常见到就能认识它，事情经常做就可以学会它。所以经常被祸患所困扰就懂得如何防范它，经常遭受困难就知道如何处理它。

多实践，必知之，必能之。对于学习和掌握知识来说，实践是最好的途径，“实践出真知”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6）贵是求实而不贵古慕名。

通人则不然。服剑者期于铦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肋、号钟；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佩带宝剑只期望它锋利，而不期望它是墨阳、莫邪那样的名剑；他们骑马只期望它日行千里，而不期望它是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他们弹琴只期望琴声雅正和谐，而不期望它是滥胁、号钟那样的古琴；他们诵读《诗》《书》只在于能通晓事理、明白道理，而不一定非选《洪范》《商颂》这样的古籍。

求学要追求实事求是，反对迷信盲从权贵、圣贤和古人，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种思想契合当代解放思想、积极思考的教育理念。

（7）服习积贯。

“服习”就是长期反复练习，“积贯”就是说积累久了就能熟能生巧。这是强调练习和积累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欲速则不达，对于学习来说也是如此，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坚持反复练习，注重长期的积累，如此，有朝一日定能有所收获。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詄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那些盲人，眼睛不能区别白天黑夜，不能辨别白色黑色，但是（盲乐师）弹琴拨弦，（有时）并弦双弹，（有时）上下移手，（有时）一张一弛，（有时）抹拂挥拨，动作飞快，指法纯熟，不会弹错一弦。如果换上从未弹奏过琴瑟的人，即使有离朱那样的好眼力，有攫掇那样的灵敏双手，面对琴瑟也不知怎样摆弄手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期的练习使音乐师熟能生巧的结果。

是故生木之长，莫见其益，有时而修；砥砺靡坚，莫见其损，有时而薄。（《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这就像树木的生长，（每天）是没有看见它增高长大的，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它长高变粗了。磨石能磨砺坚硬的金属物，没有看见它自身的磨损，但时间一长则发现磨石变薄了。

君子修美，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故《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君子修养美德和才干，虽然眼前不能一时收益见效，但时间一长，幸福必将会到来。所以《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5.教和习与环境和条件息息相关

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国，长于穷檐漏室之下，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不出门，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淮南子·修务训》）

参考译文：现在如果让一个人生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又长在穷困破烂的人家，成长的过程没有与父母、兄弟相处，从没见过礼节，更没听过什么先贤古事，独自困守在破烂的小屋里足不出户，这样即使他天性并不愚笨，但他所知道的事情必然少得可怜。

两千多年前的淮南王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于一个人成长受教的重要影响。

三、扬雄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少时勤奋好学，因口吃而不善言谈，但精于思考，博览群书，擅于辞赋。40多岁的时候，游历京师，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后经人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称帝后，他在天禄阁校书。扬雄一生虽历官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但官职一直很低微。

扬雄文采斐然，知识渊博，是一代“大儒”，受到王充、韩愈、司马光等人的赞誉。刘禹锡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扬雄。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了不少辞赋之外，又作《法言》和《太玄》，论述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还著有语言学著作《训纂》《方言》等。

（一）扬雄的教育思想概说

扬雄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于其著作《法言》中。

受到儒家教育的影响，扬雄的一些教育思想与孔孟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例如：扬雄在阐述教育的作用时，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但是与其他儒家学者的“性善”“性恶”说不同的是，他继承战国时期“有性善，有性不善”的学说，认为人生来有善有恶，但是人性的形成更多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扬雄特别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博学多识、熟读精思，通过“思”来达到“智”。“智”是扬雄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扬雄认为教师对于人们获取知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是“人之模范”（见《法言·学行》），因此教师更应该全面地掌握知识，做到“知大知也”（见《法言·问明》）。他总结的一些教育理论和经验，至今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值得后世研究和参考。

（二）扬雄的教育思想言论

1.论学习

（1）学习的必要性。

夫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法言·学行》）

参考译文：作为人而不学习，虽然没有什么忧患，（但）与禽兽何异呢？

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法言·学行》）

参考译文：学习了知识并且去实践它，这是首要的；著书立说来宣传自己的学说，这是次要的；将知识传授给他人，这是再次要的。

（2）学习的目的。

扬雄认为，对国家而言，学习能使国家强盛；对个人而言，学习的目的是修身养性。

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法言·学行》）

参考译文：学习圣人之道就是为了端正人性。看、听、说话、容貌、思想都是受人的本性所支配的。学习了圣人之道，行为就会端正，否则就会产生邪恶。

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法言·学行》）

参考译文：学习之人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君子。

或问：人何尚？曰：尚智。（《法言·学行》）

参考译文：有人问：“人们应尊崇什么呢？”回答：“应该崇尚智慧。”

（3）学习过程中思考的重要性。

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法言·学行》）

参考译文：依靠学习来提高修养，通过思考而精益求精，和朋友们商讨以互相砥砺，用美好的名声来赞扬鼓励，靠孜孜不倦的努力坚持到底，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2.论教师

（1）教师在知识传递方面的重要作用。

师哉，师哉，桐子①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法言·学行》）

注释：①桐：通“童”，桐子，即童子，指未成年无知识的人。

参考译文：老师是决定青少年命运的人，与其努力学习不如努力寻求一个好老师。老师是人们的模范。

（2）对教师的要求。

扬雄认为：为师者，思想需兼有高度和深度，眼界要开阔，知识要全面。

师之贵也，知①大知②也。（《法言·问明》）

注释：①“知”作动词，知道的意思。②“知”作名词，道理和学问的意思。

参考译文：好的老师就在于他能够了解圣人之道、掌握全面的知识。

3.论教育内容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

参考译文：只有既懂得自然界、又懂得人类社会的人才能称为儒者；只懂得自然界而不懂得人类社会的人，只能叫作有技艺的人。

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法言·问道》）

参考译文：有人问：“庄周学说有什么可取之处吗？”回答：“少贪欲。”“邹衍有什么可取之处吗？”回答说：“小心谨慎，不乱来。”

四、王充

王充（约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是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后因王莽政权的没落，地位一落千丈，逐渐走向衰落。王充出生时，家境愈见拮据。他8岁入书馆，学业优良，10岁左右父亲去世，成了孤儿。后来到京城，在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广泛结交朋友，好博览群书。

王充的一生尊崇儒道，但仕路不亨，只做过几任郡、县小吏，且因他不趋炎附势而屡遭排挤，后索性辞官回家，著书教学。王充的一生，主要是学习、传道授业和著述。生平著有《讥俗》《政务》《养性》《论衡》，其中前三本著作现已失传，故其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衡》一书中。《论衡》共84篇，外加1篇自纪。此书是一部杰出的无神论著作，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对社会的弊病进行了针砭，充分体现了王充独立思考和敢于批判的精神。

（一）王充的教育思想概说

王充主要的教育思想见诸《论衡》。他认为人性生来便有善有恶。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生来就善的人是“上智”，生来就恶的人是“下愚”，而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人”。“中人”和“下愚”都可以通过教育转向“善”，因此王充特别强调后天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对于国家而言，通过教育培养政治人才和学术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之一。

同时，王充将当时的各类人才进行了划分，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中的鸿儒和文人，并首次明确提出了教育应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目标。王充十分重视知识的价值，明确提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见《论衡·效力篇》）。这一知识观，认为知识对于改造社会有重要意义。人应该广泛学习书本上的历史文化知识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诸子百家学说，同时也要广泛汲取他人的经验，而且人们在学习上应该做到三点：闻见、求是和距师。

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占主流，社会上盛行“谶纬”迷信学说，对儒家经典盲目地崇拜，将孔子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王充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不应过分迷信古代的不良风气，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学习才能明辨事理。

王充的教育思想蕴含着严谨的学术精神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社会上的“谶纬之风”，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二）王充的教育思想言论

1.关于教育的作用

（1）教育对治理国家、改造社会的作用。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论衡·非韩篇》）

参考译文：治理国家的办法，所积蓄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培养德操，二是培植武力。培养德操，（即）供养名望极高的人，以表示能敬重贤人；培植武力，即供养力大的人，以表明能用兵打仗。这就是说文武都采用，德操武力都具备。

（2）教育对人性向善的重大作用。

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论衡·率性篇》）

参考译文：人的先天品性，一定有善恶之分。品德好的人，固然会使自己向善；品德不好之人，本来也能通过教育、劝告、引导和勉励使之为善的。凡是做君主和父亲的人，要仔细观察臣与子的品性，善的就好好养育勉励和引导，使他不靠近恶的；恶的则要辅导和约束他，令他逐渐转化向善。

凡含气血者，①教之所以异化也。三苗②之民，或贤或不肖，尧舜齐之，恩教加也。（《论衡·率性篇》）

注释：①含气血者：有血气、有生命的动物，这里指人。②三苗：传说是我国古代南方一个部族。

参考译文：对人进行教育，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发生变化。三苗的百姓，有贤能的人，也有不肖之人，尧舜使他们在德行上趋于统一，是施恩加以教化的结果。

2.论教育目的

王充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为五类，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文吏、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并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文人和鸿儒。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论衡·超奇篇》）

参考译文：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熟练流畅，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

文儒者，力多于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万①人矣。（《论衡·效力篇》）

注释：①千万：前文有“才能百万人”之句，此处疑为“百万”字之误。

参考译文：鸿儒，能力比儒生强，正像少都说的，鸿儒的才能能够超过百万人。

3.论教育的内容

王充认为，学生应广泛地汲取知识，多读书，诸子百家之言皆可是学习的内容。

通人积文十箧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①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使人通明博见，其为可荣，非徒缣布丝帛也。（《论衡·别通篇》）

注释：①肥家：《礼记·礼运》上说：“父子笃，兄弟慕，夫妇和，家之肥也。”故可知，肥家即讲究礼义之家。

参考译文：通人积累的书有十箱以上，书上圣贤者的话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治家的方法，刺讥世上庸俗的言论，全都具备。假使一个人通达事理，见识广博，那么他能够引以为荣耀的，就不仅仅是缣、布、丝、帛这一类的财物了。

不能博五经，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是者，其宜也。开户内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凿窗启牖，以助户明也。夫一经之说，犹日明也；助以传书，犹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晓明，非徒窗牖之开，日光之照也。（《论衡·别通篇》）

参考译文：不通晓五经且又不懂得民众的事，只墨守和相信一家学派，不喜欢广泛阅读，没有复习旧知识以获得新体会的聪明，而具有保守愚蠢不博览的愚昧，这样的人认为只解说一种经书就够了，那是理所当然的。开门让阳光进屋，阳光不能照到阴暗的地方，就开个窗户，以便帮助门使屋子更明亮。对一种经书的解说，就像太阳从门照亮屋子一样；用传书来帮助学习，就像有了窗户一样。各家的学说，能使人通晓道义明白事理，不只是开个窗，让阳光照进屋可比。

4.论知识的价值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篇》）

参考译文：人有了知识学问就有力量。

骨曰切，象曰誾，玉曰琢，石曰磨，切誾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论衡·量知篇》）

参考译文：制骨器要切，做象牙器要誾，造玉器要琢，做石器要磨，经过切磋琢磨加工，才能成为珍贵的器物。人的学问知识才能的形成，就像骨器、象牙器、玉器、石器要经过切、切、琢、磨加工才能成就一样。

5.论学习

（1）学习的重要性。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论衡·实知篇》）

参考译文：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通过学习才能知道，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认识事物。

天地之性，人为贵①，贵其识知也。今闭暗脂塞，无所好欲，与三百倮虫何以异，而②谓之为长而贵之乎？（《论衡·别通篇》）

注释：①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②而：通“能”。

参考译文：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人最为宝贵，宝贵在人懂得求知。如今愚昧无知，对学习没有一点爱好和要求的人，跟三百六十种没有羽毛鳞甲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呢？能说他们是无羽毛鳞甲动物的首领而尊贵他们吗？

（2）学习过程中应多思索、多积累经验。

圣贤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论衡·实知篇》）

参考译文：实际上，圣贤不能天生洞悉一切，必须依靠耳听、眼看来确定事情的真相。他们使用耳目，可以知道的事，经过思考就可以理解；不能知道的事，要等到请教了别人才能理解。天下的事情，世间的万物，可以通过思考而知道，再愚蠢的人也能明白；通过思考不能知道，即使是上圣也不能明白。

（3）学习应当敢于追问、敢于质疑。

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论衡·问孔篇》）

参考译文：圣人的话，不能完全理解；陈述的道理，不能立即领会透彻。不能立即领会透彻，就应该追问下去搞清楚；不能完全理解，就应该提出疑问来彻底弄通它。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①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篇》）

注释：①“距”：通“拒”，反驳。

参考译文：凡做学问的方法，不在于有无才能，而难在敢于反问老师以核实道理，确定是非。

第三节　小结

秦汉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几乎具备了封建社会教育的所有特征，其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和选士制度皆在语文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秦朝打击私学，实行文化专制，造成学术思想的凋零。而汉朝在积极推行官学与私学并行的制度下，形成了“重师法、重依据”的学风，并初步建立了语文教育的课程体系，从识字写字到阅读教学，进而到写作教学，为日后的语文教育奠定了基础。

在注重通经诵文的学风下，汉代教育家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语文教育思想。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体现为教育是治国的根本，教育能使社会稳定，教育能使人性向善，教育能培养统治人才以及“圣化”“强勉”“专一”等教学原则与方法上。淮南王在《淮南子》中反复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并提倡教育要循民之本性，循自然之理，赋予了教育“无为”的积极意义。王充特别强调后天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当时的人才进行了划分，首次明确提出了教育应该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目标。而扬雄则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他提倡在学习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博学多识、熟读精思，通过“思”来达到“智”。扬雄认为教师是“人之模范”，因此教师更应该全面地掌握知识，做到“知大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