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文化精神（论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202209-38）

感谢肖瑞峰老师赐稿

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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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

文丨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肖瑞峰老师

摘要：研究宋韵文化，与其纠缠于文字概念的诠释，莫若直接切入对其精神特质的探讨，尽可能完整而又深入地揭示宋韵文化的精神内核，以裨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或许可以概括为：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与民本观念；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悲愤色彩；经世致用、留名青史的历史使命感；善于洞见生活真相与人生哲理的思考能力；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超迈前贤的文化底蕴、艺术修养及雅致的生活趣尚。至若其生成原因则包括“积贫”“积弱”的双重危机的刺激与砥砺、儒家文化精髓及前代贤哲风范的浸润与引领、文化整体兴盛局面的孕育与催化等。

关键词：宋韵文化；家国情怀；忧患意识；思考能力；君子之风

宋韵文化，是近期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由曾经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渐渐辐射至全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1]正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向前推进。学者们从各种视角对宋韵文化进行定义，而歧见纷出，莫衷一是。其实，与其纠缠于文字概念的诠释，莫若直接切入对其精神特质的探讨。因为厘清宋韵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给它以准确的界说，并进而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固然是宋韵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当务之急还是，尽可能完整而又深入地揭示宋韵文化的精神内核，以裨助于当下如火如荼的文化建设。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宋韵”常与“唐风”相提并论，合称为“唐风宋韵”。这个词组结构，当属互文见义，颠倒其序说成“唐韵宋风”，从语义上看亦未尝不可。毫无疑问，唐文化与宋文化同样影响深远，却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型。它们可以互补，也可以兼容，却不能相互替代，当然也不会相互排斥。而宋韵之所以能在唐风之后，别开生面，自树一帜，既是因为国家形势与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促致文化应对这种变化而衍化出新的风貌，也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与时俱进、与日俱新的活力与张力，更是因为宋代文人极富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始终怀有“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而力图在文化领域中与唐代文人争雄。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一诗有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2]。这恰好从心理机制上袒露了宋代文人倾力从事文化创造的主观动因。本文拟对宋韵文化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从学理上揭示其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

一、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

宋韵文化究竟有哪些精神特质呢？一个业已形成的共识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是人，缔造并持续推动宋韵文化发展的主体是富于创新精神和担当意识的宋代文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实际上是由宋代文人的精神特质交汇熔铸而成的。诚然，宋代文人是一个成分复杂、良莠不齐的群体，但任何一种能够卓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文化范型，其精华部分都萃自文人群体中的精英阶层，并经历过不断筛选、淘汰、淬炼、糅合、提升的过程。最终凝聚成的精神特质，是与精英阶层整体呈现出的精神风貌相通的，甚至是可以重合与叠印的。从这一视角加以考察，我认为举其荦荦大端，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或许可以梳理为以下六点：

（一）、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与民本观念

自然，家国情怀是历代华夏儿女递相传承的一种生命基因，而不是宋人独有的秉赋。但宋人的家国情怀却似比前人更为深挚与浓烈，这是因为宋人面对的国家安全局面的严峻程度要远过于前代。北宋时期的国家版图已被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不断蚕食，毋论像盛唐时期那样以威压诸邻的气势开疆拓土，即便捍卫既有的疆域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北宋王朝开始一步步滑向丧权辱国的不归之路。盛唐诗人常常抨击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政策，杜甫《兵车行》便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3]。而宋代诗人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发声的机会。他们熟视的是“澶渊之盟”后边防空虚、百姓惶恐的冰冷现实。“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4]。欧阳修的《边户》所聚焦的岂止是边民们的怵惕心理，也折射出忧怀国事的士大夫的共同焦虑。外患与内忧相交集，传统与现实相激荡，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配方，发酵出文人士大夫格外强烈的家国情怀。

北宋还是相对承平时期，待得北宋政权沦于异族之手，宋室南渡，偏安于江南一隅，士大夫们更是产生天崩地陷之感，家国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本是习见的事情，无论汉魏嬗替，还是唐宋轮回，都只是本民族内部的纷争与倾轧。宋朝之沦亡则不同，北宋为金所侵，南宋为元所灭，都是异族凭借金戈铁马入主中原，使自视为华夏正统的宋人倍感屈辱，从而也才使得宋代文学中平添了前代所没有、或罕见的“亡国”之悲和“遗民”之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5]（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其二）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锥心的疼痛。风雨飘摇的社稷江山和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不断砥砺着宋人的家国情怀，使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变得清晰而又坚定，达到了前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时代高度。千古流传的“岳母刺字”故事之所以发生在宋代，就因为当此金瓯破碎、国势危殆之际，“精忠报国”已成为宋代各阶层民众沛然不可御的渴求，而我们的“民族魂”也正以“精忠报国”为核心铸成。同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6]（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不朽诗句诞生于宋末，也不是偶然的：没有大厦将倾的现实危机与挽狂澜于既倒的“精忠报国”之志的双重催化，它既不可能横空出世，也不可能如此撼人心魄。它是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的产物，反过来，又为宋韵文化注入了弥足珍贵的元素。

为宋韵文化所涵盖的宋代诗词，其重要主题之一便是抒写强国愿景与报国情怀。诚然，报国情怀与强国愿景是中国古典诗歌循环往复而又不断变奏的主旋律之一，所谓“爱国诗歌”，绝非始于宋代、终于宋代。谁也无法否认屈原是我国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然而，且不论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的“爱国”与宋代的“爱国”在内涵上有什么区别，一个更加无法否认的文学史实是，屈原的爱国诗歌在当时只是如同空谷足音般的孤独存在，而宋代的爱国诗歌则已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所以，今天提到中华爱国诗歌，稍具文学常识的人首先便想到宋代。

就中，陆游的爱国诗词尤为脍炙人口。读陆游诗，最打动读者的，与其说是意象的美感效应，不如说是回荡于其间的炽烈如火的爱国主义激情。《剑南诗稿》中多记梦诗，仅题目明确标示“记梦”二字的就达184首。钱钟书《宋诗选注》评曰：“爱国情绪饱和在整个生命里，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他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7]在畏敌如虎的投降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局势下，诗人驱逐金兵、收复中原的报国壮志难以实现，只能在梦境中自由卷舒。在陆游的记梦诗中，梦始终不是无意识和无意义的，而是其家国情怀的艺术显影，承载着浇灌理想之花、慰藉失志之痛的使命。即使在大限将至、生命垂危之际，他依旧对恢复大业魂牵梦萦。《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一诗写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8]

深夜风雨交加，牵引与幻化出的是诗人披坚执锐、扫荡敌寇的壮阔梦境，可知其报国之志老而弥笃、生死不渝。确实，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宋代爱国作家，其家国情怀是不仅厚植于心田，而且浸润到骨髓里的。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心忧社稷、情系家国，而将个人安危荣辱置之度外。范仲淹《岳阳楼记》有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9]。这其实不只是范仲淹的自我写照，也可以视为对宋代以国事为重的文人士大夫共有的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

与家国情怀和谐相融的则是民本观念。二者如桴鼓相应，合成宋韵文化的精髓部分。从《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0]，到《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儒家秉持与倡导的民本观念在宋人这里得到了学理层面上的深入阐释。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等人便从中引申出了“勤政为民,加惠百姓”的爱民思想和“取民有制,富民强国”的裕民思想，赋予传统的民本观念更深刻、更具体的内涵。不仅如此，民本观念还在宋代文学中留下了较前代更频繁、更丰富的显影：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范仲淹《江上渔者》^[12]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张俞《蚕妇》^[13]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 梅尧臣《陶者》^[14]

都把镜头对准位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发出不平之鸣。难得的是，作者不只是浮泛地表达对笔下人物的同情（或曰悲悯），而是设身处地地悬想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屋无片瓦、乃至随时有可能被浊浪吞噬的艰难处境，并努力揭示造成这种处境的现实原因。如果说身为显宦的范仲淹还停留在敦请读者关注与思考这一相对浅表层次上的话，那么，张俞和梅尧臣则已经将笔触向纵深处掘进，达到了相当的思考深度：一边是丰衣足食、心安理得的不劳而获者，一边是鹑衣百结、生计困顿的劳而不获者，在二者的相互映照中，阶层的分化与对立昭然若揭。同样是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宋人的这类作品不是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样直指其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5]，而婉曲其辞、深微其旨，追求一种点到为止、发人深省的理致美。这也就意味着宋代文学对民本观念的表现是更加雅驯的，而雅驯不也正是宋韵文化的特征之一吗？

（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悲愤色彩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16]，这一儒家的经典教条给宋韵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立国形势及走向而言，可以说宋朝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与忧患不离不弃、一生牵手。“天下大势分为南北”^[17]，这不仅是对南北朝政治格局与文化地理的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宋朝。宋朝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当然远非南北朝所能匹敌，但从本质上看，它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处于政治对峙状态的南北朝时期。宋代疆域比汉唐旧境要狭隘许多，而且它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宋太宗剿灭南唐前感慨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8]，似不乏一统疆土的雄心，但这一雄心却在其儿孙手里被击为齑粉。北宋时有辽国强兵压境，非但不能恢复汉唐疆域，碍于实力不得不割地求和；南宋时更尽失北方疆土，再度上演“晋室南渡”的悲剧，从此偏安江左。面对金国这一颠覆北宋政权、掳去徽、钦二帝的劲敌，不惜卑躬屈膝，先后签订“绍兴和议”与“隆兴和议”，步步退让，以求自保。在这种势态下萌发并演进的宋韵文化必然与忧患意识结下不解之缘。

这种忧患意识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在宋代文学作品中。许多不甘沉沦、志在振兴的作家，感愤于文恬武嬉的现实，旗帜鲜明地指斥“逸乐”而倡言“忧劳”，试图把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传导与贯注到读者的血脉中去。集官员、学者、作家于一身的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是其中的显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有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19]王安石 《金陵怀古》有云：“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20]一文一诗，都映射出以作者为代表的有志兼有识的士大夫阶层无所不在、无时不存的忧患心理。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则在《正蒙·乾称篇》中从相对微观的视角阐述了“忧戚”对于人生进步的意义：“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21]这一论断后来演变为“艰难困苦，与汝于成”的警世名言。对“忧患”“忧劳”“忧戚”强调到如此地步，是有过于前贤的。

即使在北宋承平时期，忧患意识也始终浮现在文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如同不愿接受却又难以祛除的梦魇。晏殊《浣溪沙》写道：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22]

晏殊有“太平宰相”之称。在他执政期间，内外相对安宁，并无大的动荡发生。所以，他的诗词作品也示人以流连于舞榭歌台、悠游岁月、醉心声色的表象。但如果楔入深处，就不难发现植根于忧患意识的心灵颤音。在这首词中，“一曲新词酒一杯”，展示的是“对酒当歌”的情景，抒情主人公似乎十分陶醉于宴饮涵咏之乐。但“去年天气旧亭台”，却托出一种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伤逝之感，表明正在以歌侑酒的作者并没有忘情。而“夕阳西下几时回”，更借一句怅问，将他无可名状的忧思宣泄在字里行间。细予品味，这不仅是惋惜时光匆匆流逝，也不仅是慨叹昔日与伊人同乐的情景已一去不返，而且还寄寓了对宋王朝日薄西山般的衰颓国势的隐忧。篇末写曲终人散，作者独自徘徊香径，若有万千心事，把“无可奈何”的感喟衍化为寂寞自怜的画面。这类作品，或许可以说是始于欢乐而终于忧患，或者说欢乐其表而忧患其里。

用“悲凉之雾，遍被华林”^[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来形容南北宋嬗替之际的社会氛围，或许夸大了些，但宋韵文化以忧患意识为其底色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忧患意识的注入与累积，又不期然而然地给宋代文学、尤其是南宋文学抹上了一层悲愤的色彩。诚然，宋代文学的色素与色调是极其丰富的，绝不会锁定于“悲愤”，但“悲愤”却是其中最具有视觉冲击力、也最撼人心魄的一种。且看陆游的《书愤五首》其一：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24]

颔联追怀从军边塞的经历，不是为炫示昔日的荣光，而意在凸现因朝廷畏战、止战而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颈联以“塞上长城”的自我期许与“镜中衰鬓”的现实显影相比照，在二者的强烈反差中吁出一腔忠愤，令人想见作者的扼腕长叹之态。尾联赞扬诸葛亮锐意北伐，后人难以比肩，讽刺南宋小朝廷但求偏安、不思恢复之意也溢于言表。这是《书愤五首》中经常被作为陆游的代表作而征引的一篇，其实另外四篇同样以悲愤定调，如其二有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25]其三有云：“清汴逶迤贯旧京，宫墙春草几番生。剖心莫写孤臣愤，抉眼终看此虏平”^[26]。其四有云：“白发萧萧卧泽中，秪凭天地鉴孤忠。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27]其五有云：“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丹。衰迟罢试戎衣窄，悲愤犹争宝剑寒。”^[28]遣词造句或不如其一精警，题旨及基调却是毫无二致的。

陆游如此，与他约略同时或稍有前后的岳飞、陈亮、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等人亦复如此。“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29]（岳飞《满江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30]（陈亮《水调歌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31]（辛弃疾《水龙吟》）“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32]（张元干《贺新郎》）这些脍炙人口的词句有壮烈，有愤怒，也有悲怆，如用一个词加以概括，还是“悲愤”最为贴切。难能可贵的是，悲愤而不流于哀婉、颓唐、消沉，从中可以触摸到一种可以名之曰“壮烈”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宋韵文化的独特韵味。

（三）、经世致用、留名青史的历史使命感

作为宋韵文化的创造主体，宋代文人大多怀有一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渴望建功立业、名垂史册，为后人开启法门、树立典型。文天祥《过零丁洋》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33]这种舍生取义、博得流芳千古的价值观正是与其历史使命感相互联系、彼此依托的。后人所不胜推崇的张载的“横渠四句”揭示了他们所要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深刻内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4]

张载，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此语不见于《张子全书》，出自清人黄百家为其父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所加按语：“百家谨案：先生少喜谈兵，本跅弛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35]其实，“自任自重”的又岂止是张载？毫不夸张地说，宋代所有正道直行的文人士大夫莫不自任自重，以上下求索、起衰济溺作为毕生使命。

对宋代的理学与道学，今人或有訾议，但对宋代学术的全面进步与提升，却一致肯定。其中，引人瞩目的一点是，宋代学术思想中增添了经世致用的内容。南宋硕儒吕祖谦开创浙学，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继之有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皆注重事功，主张义利并举。这是浙江精神的源头之一。陈亮对“事功之学”进行了透辟的阐发，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36]，指摘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严重脱离事功，不切实用。他所创立的“永康学派”以“经世济民”为思想核心。他曾多次与朱熹进行过“王霸义利之辩”，力纠理学之空疏。所以，从总体上说，宋韵文化具有务实、尚用的特点。

这种务实、尚用、义利并举、不耻言利的特点，由宋真宗的《劝学篇》可见一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37]

“劝学篇”古已有之，被后人奉为经典而不断征引的是《荀子·劝学篇》，其中颇多名言警句，如“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38]；“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39]这是一种哲理性的劝喻，是从宽泛的意义上阐明勤学的重要与必要，显得十分抽象。唐人颜真卿的《劝学》也是采用抽象的笔法来言说道理，近乎概念化的演绎：“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40]宋真宗此诗则不同：不仅用笔生动活泼、具体而微，更重要的是它摈弃了抽象的哲理，而赤裸裸地以美食、华屋、靓女来对年轻学子进行利诱：只要勤学，何愁不能得到“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即何愁不能跻身于荣华富贵者的行列？如此从实用主义的视角来“劝学”，是与荀子、颜真卿等前贤取径不同、且趣尚有别的。贵为帝王，却无所忌惮地把重心落在诱之以利而非晓之以理，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韵文化务实、尚用、不玄虚、不空泛的特点。

宋人经世致用、名垂青史的历史使命感常常是与捍卫真理、守望理想的殉道精神相伴而行的。为了达成拯危济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他们往往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毅然实施改革弊政或刷新朝政的宏图大业，不惜因此而遭致误解、诽谤、攻讦、贬谪、乃至身陷囹圄。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 ”、王安石实施“熙宁变法”，事先都预计到有可能遭遇不测风险，甚至身败名裂，却依旧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如果没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41]（《孟子·公孙丑上》）的殉道精神，是不会以身犯险的，纵然一时冲动冒进，也会权衡利害后中途退却，以及时止损。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拗相公”，就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执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42]。这类斩钉截铁的大无畏宣言，足以见出王安石的坚定执着，也折射出他一往无前、九死未悔的殉道精神。

（四）、善于洞见生活真相与人生哲理的思考能力

宋代文人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3]的理解比前人更为深刻，践行也更为切实。他们既善于观察，又善于思考，往往能透过生活的表象，洞见事物的本质，并从中提炼出充满哲学意味的感悟，形诸笔墨。因此，宋韵文化是一种具有哲学倾向和思辨色彩的文化。其载体之一便是唐代虽已发轫、却直到宋代才大放异彩的哲理诗。

所谓哲理诗，是文人在“心与物会”后一瞬间的感悟，通常以七绝或七律的形式加以呈现，将“诗”的意境与“理”的妙趣糅为一体，从中可见宋代文人思考之深刻、通透与精微，而这又对宋韵文化起到了思想赋能的作用。自然，在诗中寄寓哲理，并非始于宋人。南朝诗人王籍的《入若耶溪》有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44]。其中就蕴含着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法。唐代诗人刘禹锡作品中的哲理成分更是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诸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45]“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46]，都是闪耀着哲学光芒的隽永诗句。但这在当时只是相对孤立的存在，并没有构成一种频繁出现的文学或文化现象。尤其是王籍，或许仅仅是发现并描写了一种可以印证辩证法原理的自然景象，并无借以阐发哲学思想的主观意图。换言之，他属于“无心插柳”，而宋代的哲理诗则是“有心栽花”，且是可持续的群体行为。

就中，苏轼堪称对生活哲理洞察最深、揭示最多的诗人，当然也是最能映现宋代哲理诗风貌的诗人。他的《题西林壁》几乎家喻户晓，人人奉为至理名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47]

只有不断转换视角、调整焦距，才能看清庐山变化多姿的真实面貌。这是苏轼登临庐山后的感受与认知。但诗人本意并不是就山论山，而是借此发端，揭示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启发性的哲理：位置决定视野与认知高度，人们因为身处的位置不同、着眼的角度不同，对客观亊物的认识难免存在片面性，尽管只鳞片爪，不失其真，却容易误把树木视为森林、局部当成整体；要获得对事物真相与全貌的准确把握，就必须超越一己的范畴，跳脱狭隘的视角.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对事物作面面观。正因为善于全面、辩证地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苏轼对人生的认识高度远远地超拔于常人，显示出深谙人生哲理的通透与旷达。如果说《和子由渑池怀旧》中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48]云云，还只是一种融入了哲思的感喟的话，那么《定风波》则袒露了他通晓人生哲理和生活奥秘后渐次形成的旷达胸襟：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49]

借“途中遇雨”经历，抒发胸襟怀抱，用笔轻松中透着诙谐，展现了作者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人生不可能是顺境的叠加，一如自然界不可能总是丽日晴空。只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不让外部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保持固有的乐观态度，才能在面对风雨侵袭和政治迫害时始终从容镇定，怡然自得。苏轼的这类哲理诗，有别于理学家纯由理念加以推衍的笔法，而是触发于生活实感，它所包含的哲理与生活本身水乳交融。

不独是苏轼，宋代文坛上知名作家几乎都曾染指哲理诗的创作，习于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从生活现象中抽绎出的哲学思考，如：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髙层。

——王安石《登飞来峰》^[50]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陆游《游山西村》^[51]

登高望远，这是前代诗人一再表现的题材，通常往两个方向拓展：要么思乡，要么励志，而以励志者更多，如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52]；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53]。王安石此诗虽然也有励志的成分与指向，主旨却在阐发自己登临峰顶后的哲学感悟：只有置身于“最高层”，才无惧浮云遮挡视线，将绝美风光一览无余。这就因增加了哲理元素而比一般的励志之作站位要高。陆游寄寓在诗中的哲理则藉“山重水复”二句豁然轩露：路疑无而实有，景似绝而复出。当前方扑朔迷离、莫辨所以时，只要锲而不舍、锐意前行，便会抵达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新境界。诗中蕴涵的生活哲理同样是丰富的，具有普泛的启迪意义的。

（五）、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宋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宽松，虽然未能尽免文字狱，处分却远较后代为轻。宋代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就是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政而遭遇的“乌台诗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弹劾苏轼时本想置其于死地，但最终的处罚结果却只是贬为黄州团练副史，不但性命无虞，而且依然身在官籍。像清代诗人那样由于不慎在诗中使用了“明”“清”等敏感字眼（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便被送上断头台的极度恐怖事件，在宋代是很难想象的。宋朝的历代帝王虽然并不全都“宅心仁厚”，但大多厚待文人，对文人采取优渥政策。以此为政治基础，宋代文化界弥漾着一种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对苏轼的应试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称赏，但其中引用的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54]），以欧阳修之渊博，亦不明其出处。当他以座主身份屈尊向苏轼讨教时，苏轼竟然答以“何须出处”。欧阳修并没有因这位才思不羁的门生杜撰典故而羞恼，反倒愈发佩服他的机敏应变能力，而更加坚定了拔擢他的决心。他在《与梅圣俞书》中坦白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55]又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56]这既显示了提携与奖掖后进的长者风范，也体现了一种不求全责备的多元包容态度。

诚然，在有宋一代，以构陷为能事或习于落井下石的小人也是史不绝书，但在许多正直耿介的文人士大夫之间，却以秉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为人生准则，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可以因政治观点歧异而面折庭争，甚至拍案大怒，却不会无中生有地给对方罗织罪名，必欲除之而后快。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不同、立场迥异，给人以形同寇仇、不共戴天的印象。其实，两人私交甚笃，绝不存在以个人恩怨为原点的意气之争。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57]明言他与司马光“道”同而“术”异。司马光也说过类似的话：“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58]。当王安石被诬为“奸邪”之徒、百口莫辩时，作为最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司马光反倒出面为他辩白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59]指出王安石之失在于不明事理、过于执拗，而与人品无关。显然，他并不赞同对王安石的诋毁。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充分肯定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60]。这就是一种君子之风——我不赞同你的政见，但我尊重你的人格。

王安石与苏轼的交谊也可作为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的佐证。苏轼讽刺新法的诗文，主要矛头便是指向王安石，王安石自是心知肚明。然而当苏轼被弹劾而身陷囹圄、一片喊杀之声时，王安石却上书为苏轼说情：“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61]而苏轼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当其中的合理因素在王安石下野后被一概摈弃时，苏轼又转过身来回护王安石及新法。两人并没有因过往的思想交锋和言论碰撞而产生龃龉，乃至老死不相往来。苏轼贬居黄州四年后路过江宁，专门去拜访退隐于钟山之麓的王安石。二人胸无芥蒂地同游金陵胜迹，纵论文章学术，尽欢而散。

（六）、超迈前贤的文化底蕴、艺术修养及雅致的生活趣尚

若论文化艺术修养的全面与深厚，宋代文人与前贤相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与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局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宋人对本朝文运之隆、文物之盛是不无自负的。史尧弼在《策问》中强调：“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62]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指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63]近现代史学界对宋代文化的评价尺度则有逐渐飙升的趋向。陈寅恪论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64]。承其余绪，认为宋代文化业已登峰造极的学者比比皆是。邓小南教授的评价未用“造极”之语，却同样予以揄扬：“宋代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却是文明发展的昌盛时期”^[65]。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代文人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得以碾压前人，而生活趣尚也越来越追求雅致，乃至有学者认为宋韵文化虽不能与雅文化划等号，雅文化却是宋韵文化的重要气质。

宋代帝王的文化艺术修养似乎就要比唐代帝王略胜一筹。以两朝帝王中最有艺术风范的唐玄宗与宋徽宗相比较：《旧唐书·本纪》称唐玄宗李隆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66]。其书法萧散洒落，丰厚腴美，风格出“二王”之间。他擅长作曲，相传谱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春光好》《秋风高》等百余首乐曲，且能演奏琵琶、二胡、笛子、羯鼓多种乐器。但宋徽宗赵佶的艺术成就似乎更高，历史影响也更大：他不仅通音律，擅绘画，而且在书法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他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他提倡诗、书、画、印相结合，创作时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也为后代艺术家提供了一种范式，影响极其深远，唐玄宗当瞠乎其后。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艺术修养也是冠绝前人的，至少较前人未遑多让。除了工于诗词文赋外，他们大多通晓琴棋书画，在艺术氛围里如鱼得水。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命名由来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67]；“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68]司马光以史学家、政治家名世，但他对文化的贡献不只是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也不只是精研经学，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一起被朱熹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而且他在诗文、书画创作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不以文学自矜，自谦“至于属文，实非所长”^[69]，但他以真学问、真性情融入诗文，亦独具特色。他的书法博采众家之长，将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熔于一炉，在宋人书法中自成一家。至若苏轼，更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巅峰级的人物和神话般的存在，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宋代文人注重生活品质的锻造与提升，刻意孕育与培植一种雅致的韵味。苏轼作为发明“东坡肉”的美食家，却在《於潜僧绿筠轩》一诗中声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因为“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70]。其生活品味高雅若此。唐人与宋人同样娴于茶道，但宋人却有更多的发挥和创造：将唐代工艺相对简单的“煮茶”“煎茶”，演绎为工艺相对复杂的“点茶”“斗茶”。蔡襄所著《茶录》对此有详细记载与描述。由“斗茶”又衍生出“茶令”。茶令的首创者为南北宋之交的女词人李清照，她与丈夫赵明诚以行茶令为闺房之乐，较之前代的“张敞画眉”，平添了几多雅趣？

二、宋韵文化上述精神特质的生成原因

宋韵文化的上述精神特质是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自然，在某一位具体文人身上，未必能体现出宋韵文化的所有精神特质，但将宋代文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抽象与归纳，却可以把众多文化碎片汇聚整合为以上六端，而大致囊括宋韵文化的精髓。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宋韵文化的这些精神特质是如何生成的？窃以为，生成原因同样是多元且多边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诸端：

其一是“积贫”“积弱”的双重危机的刺激与砥砺

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它直接导致了积贫积弱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钱穆《国史大纲》直指宋代“积贫难疗”“积弱不振”^[71]。这是与历史的真实状况相吻合的。我们今天肯定宋韵文化的隆盛，大可不必讳言宋王朝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危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夺权经历，使宋太祖将防范武人跋扈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杯酒释兵权”的活剧虽未在后代帝王身上重演，但对武官多方掣肘，却成为代代因袭的传统。皇帝对武官本能地不信任，却对文官优渥有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72]等俗谚都是出自宋朝。宋代进士数量较唐激增。白居易残句有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73]。可知同科登第的进士不足二十人。而宋代每年录取的进士则多达几百人，且全部授官。累年叠加，出现“冗官冗员”自不可免，财政负担也日益增加，乃至捉襟见肘、不堪重负。“澶渊之盟”后，北宋王朝要向辽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绍兴和议”后，南宋王朝更须向金国岁贡银25两、绢25匹。这些额外负担自必加深宋王朝的财政危机。

有鉴于唐末黄巢起义对政权造成的倾覆性危害，宋王朝把重兵部署在内地，以应对随时有可能爆发的农民起义，这又带来了边防空虚、殆难御侮于国门之外的后果。加上为防止将领带兵日久，上下合谋叛乱，便频繁调动将领，乃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74]，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国防危机由此形成并持续扩大。比较唐宋两代描写边塞征战的诗词，可以明显看出唐人几乎感觉不到的边防危机，在宋人这里却被反复吟咏并不断放大。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有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75]，昂扬的情绪折射出对胜利结局的高度自信。王维《使至塞上》的尾联“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76]，也含蓄巧妙地借“燕然”这一名典，点出将军已追敌远去、功在必胜，略无国力薄弱、强敌难当的忧患与焦虑。反观北宋范仲淹《渔家傲》的下阕：“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77]这已经属于边防空虚、功名无望、征人思归心切的浩叹，但尚有节制。而南宋陆游的《关山月》则是吞声呜咽了：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78]

毫无疑问，积贫积弱的双重危机不断刺激着宋代士人的敏感神经，并培植着他们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务实作风，促使他们相互砥砺，试图在危机中觅良机、变局中开新局。浙东学派之所以强调“经世致用”，就因为他们意识到空谈误国、清议祸民、侈言乱政，只有以“经世致用”为导向，学术才能落地生根和扬芳吐蕊，有助于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动宋王朝从财政到国防的全面振兴。

其二是儒家文化精髓及前代贤哲风范的浸润与引领

宋韵文化及其精神特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有赖于特定的时代条件，也离不开对前代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如果不满足于横向的扫描，进而作纵向的追踪的话，可以说，宋韵文化能形成上述精神特质，也是儒家文化精髓及前代贤哲风范浸润与引领的结果。

唐王朝实行容许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统治政策，宋代亦然。尽管以宋代文人之兼容并蓄，而普遍受到道教与佛教思想的影响，譬如在苏轼的诗词文中便不时能捕捉到道教与佛教思想的投影，但儒家思想仍然顽强地占据着宋代文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中的主导地位。如宋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就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思想渊源。宋人习于引述并奉为圭臬的儒家名言包括《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9]；《论语·泰伯》中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80]；《孟子·告子下》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81]；《孟子·尽心章句上》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82]；等等。又如宋人与生俱来的的忧患意识，虽然比前人要更为浑灏、深广，其源头却也是儒家思想——《论语·卫灵公》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83]；《孟子·告子下》中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84]等等，都使宋人在启蒙时就受到直入骨髓的浸润，而一生如形影相随，再加上时代疾风骤雨的激荡，其忧患意识就呈现得格外频繁与明晰了。

前代贤哲风范的感召与引领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有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85]。这是说，古往今来有多少爱国者报国无门，却心志不灰，我们既然怀着生死不渝的报国之心，又岂能像小儿女那样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呢？显然，作者试图从无法一一列名的前贤身上汲取抗击现实压迫的精神力量。苏轼之所以敢于抨击朝政、揭露时弊，是因为他从小便立志以汉代范滂等勇毅前行、奋不顾身的前贤为榜样。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说：“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86]他历尽仕途坎坷，却始终保持笑傲人生的旷达胸襟，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效法唐代诗人刘禹锡：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在巴山楚水间辗转流徙二十多年，却不改初心、牢记使命。“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87]（《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88]（《再游玄都观》）这前后相隔十多年的诗句，穿越时空，遥相呼应，为后人树立了百折不挠、直面人生的典型。苏轼屡屡在诗词中以“刘郎”自命：《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既云：“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89]；《南乡子》亦云：“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90]。足见刘禹锡对他的激励作用。

宋代文人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君子作派，亦是对前代贤哲风范的蹈袭与发扬光大。中唐时期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已为宋人垂范：刘、柳的治国理念和哲学思想与韩愈差异甚大。在治国理念上，韩愈力主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因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古运动；刘、柳则更推崇法家思想，主张严刑峻法，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革新运动。在哲学思想上，韩愈信奉天命，倡导“天人感应”说，倾向于有神论与唯心论。刘禹锡和柳宗元则对天命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无神论和唯物论。他们还曾经为此而发生过激烈的哲学论战。然而，当刘、柳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远贬至穷乡僻壤时，韩愈非但没有加入“谤讪”之列，反倒出面为他俩辩护。其《永贞行》一诗中说：“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91]。（参见拙作《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云梦学刊》2020年第2期第108-117页）他们三人的交往中，有分歧，有冲突，更有惺惺相惜的宽容与体谅。见贤思齐，这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未尝没有触动。

其三是文化整体兴盛局面的孕育与催化

宋代文化的整体兴盛局面，对宋韵文化某些精神特质的形成也起到了孕育和催化作用。宋代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涌现出数量远过于前代的文化大家与名家，他们犹如群星璀璨，将宋代文化的星空装点得分外绚丽；而且体现为各种文化艺术门类，包括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戏剧、陶瓷工艺等等，全都臻于繁荣。以文学而言，后人推崇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只占两家，宋代则占有六家。绵延两代的唐宋古文运动，前有韩、柳振羽高蹈，后有欧、王、曾、苏奋翥相继，这才冲破了骈文的桎梏，恢复了散文的主导地位。宋代诗歌在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多方开拓，亦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繆钺《论宋诗》认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92]唐音宋韵，各臻绝唱。宋词被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誉为“一代之文学”，对唐宋词发展的一般描述是兴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亦即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至于小说，从文言体的唐传奇演进到白话体的宋话本，描写更为细致，叙事愈加周详，昭示了小说艺术的渐趋成熟。再如绘画，宋画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不二高峰，它以奇异的技巧和独具一格的审美眼光，实现了自然与艺术的完美平衡。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静听松风图》、李唐的《松湖钓隐图》等，都是后世珍藏且珍视的艺术精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以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相融合的长卷，把绘画艺术推向极致。这些文化艺术门类，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相互融通，从不同层面涵养了宋人的文化艺术底蕴和雅致的生活趣尚。此外，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书籍的印制和文化的传播变得更为快捷灵便，对宋代文化高潮的形成及发展也发挥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宋型文化作为有异于唐型文化的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范型，是成熟的、理性的，注重内省与反思。宋代史学与理学高度发达，宋代史学精于考据，宋代理学深于思辨。宋韵文化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哲学倾向与思辨色彩，应当与此有关。宋代理学家以“格物致知”为己任，习于穷理究源、追根问底。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有云：“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93]穷理究源之际，理学家们喜欢与思想异己者展开论辩。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曾出面邀请陆氏兄弟前来江西上饶鹅湖寺与朱熹会晤，双方以唇枪舌剑进行激烈交锋。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类论辩，使他们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善、学理逻辑更加严密，一旦发而为诗，便凝结为作品中的理趣。如果说宋代的哲理诗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的话，那么，朱熹等理学家实也功不可没，因为他们既以自己的哲学思想启沃世人，影响世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同时他们自己也是哲理诗的创作者，乐于用诗的形式来宣讲其哲学思考。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一有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94]。寄寓了“流水则清，死水则浊”的人生哲理。《偶题三首》其一有云：“门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终日面崔嵬。只看云断成飞雨，不道云从底处来”^[95]。揭示了云、雨、水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微妙关系。由这些作品，不仅可证理学家思想之活跃，也可窥得宋韵文化精神特质的一个侧面。

深入考察并揭示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自可裨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首先，我们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待于我们勠力同心去攻坚克难。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理当将宋人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和民本观念熔铸到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理念中，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同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本，不仅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目标。其次，宋人浸润到骨髓中的忧患意识，对当代文化建设也深具启迪与借鉴意义。尽管我们的整体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但国际国内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也随之凸显。我们必须把“居安思危”“忧劳兴国”的理念通过文学作品及文化产品传导给民众，而不能沾沾自喜于已有的非凡成就，高枕无忧，小富即安。第三，充盈于宋韵文化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应当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所秉承。我们不仅应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开创文化事业的新局面、攀登文化建设的新高峰，而且应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促致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与共荣。第四，宋韵文化的哲学思辨色彩，启示我们文化工作者应当用辩证的眼光和宏通的视野看待大千世界，善于透过现象把握生活的本质、揭示人生的哲理，把弘扬正能量、推阐主旋律、引导民众保持健康、乐观心态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第五，宋韵文化中蕴含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也应为当代文化工作者所承袭，并在新的时代高度上予以发扬光大。我们依然要在坚持“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鼓励文学创作和文化生产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同时激励文学艺术工作者求同存异，彼此包容，相互促进，携手推动文化事业走向繁荣。第六，宋人相对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艺术上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风范，感召并驱使我们反省自身文化修养及学术功力之不足，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充实与完善自己；而对照宋人对雅文化的推崇，我们则应抵制现实文化生活中的“粗俗”“低俗”“媚俗”“恶俗”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大众审美趣味为己任，达成生活品质和生活趣尚的同步跃升。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深入探讨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意义所在。

注 释

[1]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和宗教等方面，展现多元包容、百工竞巧、追求卓越、风雅精致的宋韵文化气象。参见中共浙江省委文件 浙委发[2021]34号第11页。

[2] 黄庭坚撰，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605页。

[3]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4页。

[4] 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7页。

[5]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5页。

[6]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39页。

[7] 钱钟书著：《宋诗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72页。

[8]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

[9]范仲淹撰：《范仲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65页。

[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0页。

[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37页。

[12]范仲淹撰：《范仲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1页。

[13]厉鹗撰：《宋诗纪事》，陈昌强、顾圣琴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33页。

[14]吴之振撰：《宋诗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页。

[15]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70页。

[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10页。

[17]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501页。

[18] 钱若水修：《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页。

[19]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7页。

[20] 刘成国著：《王安石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37页。

[21] 叶采集解：《近思录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49页。

[22]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9页。

[23] 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24]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

[25]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1-312页。

[26]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

[27]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4页。

[28]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5页。

[29]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46页。

[30] 陈亮著：《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0页。

[31] 辛弃疾著：《辛弃疾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59页。

[32]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73页。

[33]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39页。

[34]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4页。

[35]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4页。

[36] 陈亮著：《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3页。

[37] 郑志鸿撰：《常语寻源》，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65页。

[38] 荀况著：《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39] 荀况著：《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40] 施孝峰主编：《三字经古本集成》，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年，第451页。

[4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840页。

[42]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50页。

[4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48页。

[44] 李延寿撰：《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81页。

[45] 刘禹锡撰：《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21页。

[46] 刘禹锡撰：《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52页。

[47] 苏轼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19页。

[48] 苏轼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7页。

[49] 苏轼著：《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6页。

[50] 刘成国著：《王安石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9页。

[51]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0页。

[5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49页。

[53]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

[54] 苏轼著：《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25页。

[55] 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59页。

[56] 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97页。

[57] 刘成国著：《王安石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021页。

[58] 刘成国著：《王安石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018页。

[59] 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659页。

[60]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69页。

[61] 刘成国著：《王安石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014页。

[62]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63]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6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65] 邓小南：《“立纪纲”与“召和气”:宋代“祖宗之法”的核心》，《党建》2010年第9期，第46页。

[66] 刘昫等撰，《旧唐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5页。

[67] 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34页。

[68] 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34页。

[69] 司马光著：《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44页。

[70] 苏轼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8页。

[71] 钱穆著：《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23页。

[72] 钱若水修：《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

[73]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1页。

[74]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812页。

[75]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9页。

[76] 王维撰：《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3页。

[77] 范仲淹撰：《范仲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48页。

[78] 陆游著：《陆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3页。

[79]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页。

[80]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7页。

[8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09页。

[8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16页。

[8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69页。

[8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10页。

[85]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73页。

[86] 苏轼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03页。

[87] 刘禹锡撰：《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8页。

[88] 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59页。

[89] 苏轼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04页。

[90]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页。

[91] 韩愈著：《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68页。

[92] 繆钺著：《繆钺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9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4页。

[94] 吴之振等选：《宋诗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8页。

[95] 吴之振等选：《宋诗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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