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只有秦朝有兵马俑（秦朝的兵马俑竟然是从西方传入的）

从“世界第八奇迹”、国人向来引以为傲的兵马俑，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成的十二金人到“分天下为三十六的郡”的郡县制，乃至“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竟然都是我们的老祖先秦朝人从古波斯人那里学来的？

近日，陈民镇《秦帝国是否受到波斯的影响》一文引起了轩然大波。陈先生不但肯定了上述天方夜谭般假说的真实性，并声称“秦帝国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都有若明若暗的波斯烙印”。

居鲁士圆柱上记载着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的丰功伟绩。圆柱上有“He constantly sought often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headed people”的铭文

陈民镇远非第一个抛出上述“惊世骇俗”说法的学者。与季羡林齐名的伟大学者饶宗颐在上个世纪末时就已经撰文指出过中国古代“黔首”一词可能源出于波斯帝国对人民的称呼Black-headed people “黑头”：

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所谓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

此后，段清波、林梅村等学者相继指出收天下兵器、铸造金人，其实也是一种“西方经验”，秦人模仿的是希腊战神阿瑞斯铸造的十二尊青铜像。

与十二金人相比，中国先秦时期从未有过类似雕塑的兵马俑，这更显得疑点重重，因为它们不可在秦代无缘无故产生，所以只有可能是与羌戎杂交的秦人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来的希腊化影响的产物。

已经有欧美学者在比对过包括粟特、大夏、于阗，甚至也门、基辅罗斯和英格兰等欧亚大陆不同时期和地点出土的木简后，认为它们都跟古波斯木简属于一个系统。

这个节骨眼上，哈佛大学近东系伊朗学博士张湛则以一项更加匪夷所思的“发现”推波助澜。他在豆瓣上发表了《古波斯帝国与秦帝国的关联：木简刻痕》一文，并指出里耶秦简与阿富汗出土的古波斯阿拉姆语木简、和田出土的于阗语和藏语木简上均有用于计数的刻齿。虽然措辞谨慎，但他显然在暗示这些不同地区的简牍间是有相互影响的。

实际上，这些说法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已经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文明西来说”。17世纪以来，欧洲的东方学家一直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诸文化与文明的起源和由来问题，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拉克伯里即其中之一。他认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是巴比伦，在其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之后不久，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就在仰韶村发现了大量与欧洲、西亚相似的彩陶，安特生从考古学上也做了这些彩陶都是从西方传入的论断。顿时“中国文明西来说”在学界与舆论中都产生了轰动，就连诸如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都将之奉为圭臬。

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一书中，考古学家陈星灿详述过民国时期中国文化西来说是如何盛行一时的

或许中国文化西来说毕竟还只是一个幼稚的“前现代错误”，但晚近考古学与分子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的发展都证实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文明应该是一个复数名词，而且切实受到过多种域外文明的巨大影响。王明珂《华夏边缘》、易华《夷夏东西说》、张经纬《四夷居中国》均试图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力图说明东亚大陆古代文化与人种的复杂与多样性，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则证实了古汉语与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诸语言有着远比人们想象中紧密得多的联系。

桥本万太郎是日本天才语言学家，因胃癌英年早逝

如果说上古史还有些像陈寅恪所谓的“鬼画符”，那么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则在另一个时段的研究中用更细密严谨的研究坐实了晚近新清史一直在强调的“中国的内亚性”。

所谓“汉唐雄风”，汉唐一直都被认为是汉民族历史上最为强大的两个政权，然而陈氏竟把李唐崛兴的原因归结为“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虽然每个字背后都是如此鲜明的“旧染既除，新机重启”的时局影射，但陈氏撰写《隋唐政治史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以李唐皇室的血脉、风气开篇，又举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数端，凡此种种，荦荦大端，无一不是列举鲜卑等北方族群的政治传统对于中原的影响。

陈寅恪中年后专治中古政治史，但他早年的学术志向则主要在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中国伊朗编》和《唐代的外来文明》是研究中国外来文化的双碧。劳费尔和爱德华·谢弗以他们惊人的博学能力指出中国与域外——尤其是伊朗的文化交流有多么密切与广泛：从骆驼、大象、狮子、孔雀到葡萄、石榴、胡椒，再到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金属等等等等……

以往学者总是强调辽金元和满清时期中国政治传统的中断与毁灭，现今学界更多强调的则是它们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曾起到的积极作用。那套完全不同于中国内陆中央集权文官官僚体制的国家建构模式，被姚大力称之为“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此一模式完全是内亚的政治传统，并“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发达于清”。

“新清史”与传统“中国中心论”的眼光最为大相径庭，晚近数年以来也一直都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虽然几乎和所有只是被外人定义为学派的团体一样，欧立德、柯娇燕、罗友枝、路康乐等海外学者被认为属于“新清史”这个学派，但他们从未承认过这一点。他们不是一个有某些政治阴谋“利益集团”，只不过都坚决否认满族汉化的传统故事，并主张以满蒙藏文档案为基础，在整个内陆亚洲的范畴上去重新思考清朝历史罢了。

《走向世界》、《续编》丛书为著名出版人钟叔河编集，共收录了100种1911年以前国人考察游历西方的文献，“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历时三十年，100种图书终于出齐

显然，并非所有这些强调中国的“非中国性”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但如果能多这只“异域之眼”的话，不同文明之间密切多样的文化交流，对国人来说也就不会那么“耸人听闻”了。恰如钱钟书为钟叔河《走向世界》所作的序里说的那样，“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