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编剧撰稿人标准 鼓楼外编剧王之理

一砖一瓦一胡同，一家一户一大院，北京城里处处是故事。而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从《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到眼下正在北京卫视及各大视频平台热播的《鼓楼外》，一部部京味剧，经由编剧王之理的“料理”，故事丰沛，味道醇厚，耐人咂摸。时代变迁，世事冷暖，观众们从剧中找寻着情感的共鸣、心灵的抚慰，触摸着生活的本质、人生的省悟。

王之理的人生经历，维度多元，然而兜兜转转，归宿于创作这一方清寂又丰盈的天地。

理解生活、懂得生活、总结生活、提炼生活，真正触碰过生活的底色，才更能洞彻人情事理，手中文字、笔下人物、心底故事，才能引人入胜，与人共鸣。

他是生活的倾听者、观察者、表达者。讲故事的人，也在故事里。

“北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一个局部，是一种京味文化。如今倡导弘扬大运河文化，其实包含着江浙文化、齐鲁文化、平原文化、海河文化，同时还有北京文化，一个都少不了，这是不同地域、民族的团结、融合，是一种真正的‘和文化’，我的作品贯穿这样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王之理说。

1.讲事与讲理

一座城中鼓楼，一隅城市烟火。

《鼓楼外》讲述的是老木匠易大船的大徒弟于钟声、二徒弟尹东义之间的恩怨纠葛。最终，于钟声放下仇恨，选择原谅；尹东义幡然醒悟、迷途知返。这是个“一笑泯恩仇”的故事，折射着胡同的人间百态，也让人看到了匠心传手艺、初心守规矩的主题升华。“老北京人局气，讲规矩，讲理儿，这是我创作时的一条主线。就像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布局、历史沿革发展，都是按中轴线走的。剧名叫‘鼓楼外’，寓意在此。”王之理说。

《鼓楼外》原剧本里有个细节未在剧中体现，那就是于钟声一直在看一本《基督山伯爵》。“于钟声的仇恨，不是一般的仇恨，他进了监狱，女友和尹东义结婚了。出狱后他开始疯狂报仇，但最后走入人生低谷：父亲死了，自己倾家荡产欲跳楼……”王之理解读道，“你跟人死磕到底，但磕着磕着，最后其实是在磕自己，两败俱伤。最后于钟声懂得了这一点，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一笑泯恩仇。”

这部剧表面在写仇恨，实则是写善良，用王之理的话说，是一种出自人之本性的善，“有仇不要报，报来报去报自己。你把人家整倒了，其实你自己也倒了……”

不只《鼓楼外》，王之理之前作品，如《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等，也都是表面讲事，实则讲理。

《傻春》中的赵素春，起初经营饭店、服装店，后来从南方服装厂学会服装技术，回到家乡后投资办厂。她是一家九口的顶梁柱，长姐为母，把弟妹们拉扯大，困难当头不离不弃，维持家庭团结。“一个家的爱，看似妈妈是大树，其实是大姐傻春在撑伞，遮风挡雨。这部剧写的是至善、至美。”王之理说。

《正阳门下》男主角韩春明，捡破烂起家，最终涉足古玩收藏，同时学厨艺开酒楼，并将生意疆土扩展到汽车、环保、建材等领域。他内心的转变与时代的变迁产生连接，跌宕起伏间留下的是普通人的选择与坚守。“盛世兴古董，但不是谁都可以玩的。”王之理说，“古董要鉴别，人更要鉴别，真伪、善恶，真里藏着伪，伪里也有真。也许你是善意的，但是做了恶事；也许你觉得对方是恶意的，但其实是在提醒你，是善意。这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老北京人写老北京事，接地气，更道地。王之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中，“作为文艺工作者，为大众服务，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讲老百姓那点儿事，讲老百姓那点儿理，老老实实地体会，老老实实地去写作，老老实实地说出心里的话。”

2.真心与真味

深入生活，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笔下人物才能鲜活可信、有魂有魄，笔端故事方可跌宕起伏、烟火气浓。王之理的人生经历，给了他无尽的创作源泉。

上世纪50年代，王之理出生于老北京四九城的四合院里。他下乡当过农民插过秧，更浓墨重彩的则是军旅岁月。他18岁进入航校，成为一名飞行员。在部队期间，他当过连长带过兵，在导弹部队干过氧化剂技师。他还在部队搞过生产经营，“那会儿是我们国家经济最难的时候，部队严重缺少经费，要靠自己走出一条路，所以选拔年轻优秀干部从事生产经营。现如今，我们国家发展得多好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也好了，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做过这么多行业，但如今回望，关于文学、文艺、创作的种子，早在他幼年时期便开始孕育，悄无声息。

“我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很有文化，是读私塾出来的，《红楼梦》里的每句诗，不用看书，随口就来，我从小就被熏陶着……”王之理说。后来，他有了一位“师父”，是同一个院儿里的一位老爷子，“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被叫到屋子里，给我讲《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名著。他满肚子‘油水’没地儿倒，我就是那个倾听者，他不给自己的孩子讲，就认准了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爷子活到97岁走了……”

嫩芽破土，就在一瞬；机缘降临，往往偶然。

王之理曾写过一部小说，不到30万字。有一次，他无意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济南文艺出版社的电话号码，便把小说打印出来给人家寄去了。一个星期后，编辑打来电话，“您的小说，我一夜没睡觉读完了，真好！”编辑还有个建议，找个电视台，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同期推出，传播更广。后来，某电视台的人真找来了，他们找了职业编剧，写了一个剧本大纲。只可惜，由于某些原因，此事最终未成，但却真正触动了王之理关于“写剧本当编剧”的神经。再后来，便有了如今观众们熟悉的一系列京味电视剧作品。

自2006年进入编剧行业至今，王之理笔耕不辍，躬耕不倦。他写的几乎都是亲身经历，或者有自己生活的痕迹，“我的剧中人物基本上都有原型，有时候是好几个融合在一起。我写的都是身边事、身边人，了解我的人甚至知道我写的是谁。”他始终认为，好的电视剧，让观众欣赏的永远是一种真实之美。他的作品，正是以真取胜，以真出彩。

以作品说话，王之理为人行事皆低调，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我没加入任何协会，开会太耽误时间，有那时间我还不如多写写东西。”他的生活很简单，写作是主线，兼有支线，同时推进。主线是写作手头剧本，支线是构思其他剧本，或者做点辅助工作。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平淡却不乏味，无奇却不平庸，“名声大于成绩，人就会飘，想不飘都不行，所以我就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就是闷头爬格子搞创作。”

胸中气象，笔底波澜，这是他付给创作的一片真心。如若少了真心，便少了真意，更少了真味。

3.写戏与写人

有深度的创作，不止于写人物故事，更应描摹人生长卷、时代画卷。而这其中，人心，人性，是秘钥。“其实，我不是写戏，我是在写人。”王之理说。

《傻春》里的赵素春，很“轴”，身边人唤她“傻老大”“两半截”，但正因为这股轴劲儿，她做成了大多数人做不成的事情；

《正阳门下》里的韩春明，大大咧咧，吊儿郎当，但他善待朋友，孝顺师父，感情专一，透着北京“爷们儿”的礼数和风骨；

《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的范金有，可气又可怜，一肚子小心思，但当徐慧珍真有难时，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勇敢担当；

《情满四合院》里的何雨柱，眼界不宽，格局不高，爱贪小便宜，内心还有几许懦弱，常常在真诚与伪善、担当与责任间纠结；

……

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眼前，令人难忘。

“只要是在我剧里的角色，我都让他们有个性，是活着的。”王之理说。如何做到？要把人物最本质的东西挖出来，“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人物，要把情感、情怀真真儿地放进去。戏剧的冲突、人物的情感转变，每一个细节要怎么处理，才不让观众感觉到难受，都是要用脑用心的。在故事里你就是主角，你就是每一个角色，你得变成他们，和他们一起流泪、流血，才能让他们活生生地立在那儿。而观众一看就进去了，进去了就跑不掉，因为他们从剧中找到了自己。”

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生活积累与沉淀。“这就是阅历，就是积累。所谓积累，待人接物是积累，请客吃饭是积累，看书看剧也是积累。这些都是创作素材的积累。”王之理说，“你看待事物的角度、高度，有没有达到那一个点，如果没有，那就还得积累。”

人物形象立住了，有了精气神，接下来是赋予魂魄——人之魂魄，剧之魂魄。

人心与人性的考量，理智与情感的对撞……王之理作品最打动观众的，除了对人物的塑造，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的反思。无论主角，抑或配角，没有绝对“好”，亦无绝对“坏人”，皆有血有肉，每个人物的行为选择，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不同的人，站的位置不同，视角不同，对事物的判断就不同，做事的方式就不同，就会走不同的道路，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结局，这便是人物的命运。”

环境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命运折射时代。《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无不是把艺术的触角伸向广阔的时代，大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人们，经历着酸甜苦辣咸的百味生活，“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年龄与心智的成长，更是时代的变迁。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表达出来。”王之理说。

如其言，文艺创作的路径多种多样，但也万变不离其宗：人物塑造，决定作品的宽度、广度；时代关照，则决定作品的厚度、深度。

4.内容与内涵

“有人说，电视剧在新媒体冲击下会逐渐走向衰落，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王之理直言不讳。

在他看来，电视剧是在写人的情感、人性，成与败、善与恶、是与非，都摆在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电视剧这种媒体，可以完整呈现、记录这些，“其他文艺作品形式可能受限于篇幅、时长，没有办法深刻解析人物内心的东西，可能是片段性、碎片化的，电视剧却可以把人生观、爱情观、事业观等各个方面，把事件的过程、人生的历程、命运的转变、心理的转变，都讲述出来，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完整性。”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有两个要义：源于生活的发掘呈现，成于生活的归纳提炼，亦即艺术层面的表达。用王之理的话说，他的每部剧都努力做到有主题内涵，有精神指引。比如，《傻春》讲的是对家庭的牺牲与付出；《正阳门下》告诉人们，“收藏”即“人生”，“鉴物”即“鉴人”。此外，《情满四合院》写的是“一个院儿的爱”，将于近期播出的《情满九道弯》写的则是“一条胡同的爱”……

最典型的还有《正阳门下小女人》，它讲述的是普通女人徐慧真的创业史，但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深刻的主题——原谅别人，就等于包容自己。“这是徐慧真后来悟出的道理，也是深刻的哲理。”王之理说，“从公私合营、大跃进，到六○年自然灾害、十年非常时期……伴随时代背景的变化，她也在逐渐改变。善、恶，都存在于她的内心，彼此在较量，但她的内心本质上是善的。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在爱人蔡全无的影响下，同时伴随她自身认知的提升、文化的提升、修养的提升，她终于放下了心结，过了心里的那道坎儿……”

“北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一个局部，是一种京味文化。如今倡导弘扬大运河文化，其实包含着江浙文化、齐鲁文化、平原文化、海河文化，同时还有北京文化，一个都少不了，这是不同地域、民族的团结、融合，是一种真正的‘和文化’，我的作品贯穿这样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王之理说。

他坚守一点，电视剧要讲内涵，而不仅仅是内容，“内容是数字化的、格式化的。如今，剧本创作都可以被数字化、程式化，几分钟要有一个高潮，高潮之中要有小高潮，这些都是技术性的，不是文化，不是艺术。”在他看来，好的剧本，台词里藏着很多东西，“您要看不懂剧本，您就拍不出来好剧。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共同组成一支好团队，进行二次创作。就说何冰、郝蕾，他俩诠释的傻柱、秦淮茹这两个人物形象，太棒了！尤其是郝蕾，把剧本吃得透透的，加上导演的引导，很传神。从他们演戏时的动作、语气就可以知道，台词不是背出来的，是感悟出来的，内化于心，再表达出来。”

5.视线与视野

《情满四合院》播出63轮了！王之理新近得知这个好消息，言语间透着欣喜。

“这部剧首播时，正值‘小鲜肉’盛行、宫廷剧风靡之时，然而这部剧却是同期的收视率第一，广电总局还特意开了研讨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百姓的心是向上的、正直的，价值取向是对的。”王之理说。以他的观察，那段时期，影视行业由于资本强势介入，精神价值取向有一点走偏了，“有的历史剧，严重违背历史，秦始皇的事儿，秦始皇的奶奶做了，完全枉顾历史事实。这是强大的资本在作怪。《情满四合院》受到欢迎和认可，说明老百姓内心就是喜欢正能量的东西。普通人真实向上的精神力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新向往……这些都是正能量的，都是永恒的。”

垒基砌阶、立柱架梁……剧本创作，犹如盖房，然而钢筋水泥建起来也只是空洞的，唯有灌注了灵魂，才有生命力。这个灵魂，就是思想，就是文化，就是价值。

“不可否认，电视剧有宣教功能，但根本上是文学艺术范畴的。”王之理说，“作为编剧，不仅要有视线，更要有视野。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应该是创作者们的自觉。”

眼下热播的《鼓楼外》，收视率不俗，关注度不小，何以？用观众的话说，故事透着胡同的烟火气，同时更重要的是有主题的升华，那就是平凡人中的大气度、大格局。剧中，师父易大船有太多充满生活智慧、人生哲理、人性光辉的台词，“人有善愿，天必佑之”“若争小可，便失大道”“知止常止，终生不耻”“朽木不能见水，好木不怕水浸”“人生难免遇难，难生于心，心中有难，易走极端”“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用责备别人的思想去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想法去宽恕别人”“手艺人讲究什么？地道。活儿地道，人地道，思想地道”“就像这把椅子，榫卯适度，大了，木质承受不了，裂了；小了，人坐着坐着就坏了”……

想来，王之理也是借由易大船之口，践行着他对电视剧这种大众艺术的“艺术追求”，那就是提炼、引领、提升，“要有足够的生活积累，足够贴近生活，才能提炼；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最深的东西，把它挖出来，才能引领；提升，则是要把中国人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通过故事传递出来。我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不是文学家，写作、创作剧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爱好，通过我对社会的认知、文化的感触以及三观的表达，从一个小切口带给收视群体一种启迪、一个思考方向，这就足够了。”

认知、体验、思考、创作……从寻常生活当中挖掘创作素材，在寻常状态里凸显深刻主题与独特立意，映射时代之变革、社会之变迁、人性之升华。这，也许就是所有优秀编剧的不凡之处吧。

（原标题：“京味主理”王之理）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红艳

流程编辑：U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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