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晚年患癌后(周总理晚年患癌后)

“我现在一到早上8点多,精神就不好,总是心慌手抖”.

1967年,常年通宵达旦,患有冠心病的周总理,同妻子邓颖超说道。

邓颖超虽然很心疼,却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周总理减少工作量,毕竟连她自己都因为特殊时期的种种事宜,忙到焦头烂额。

从此之后,为了缓解周总理的身体压力,组织上特意安排了医疗队,寸步不离地守在其身边,只为了应对他随时可能出现的缺氧和休克的紧急情况。

周总理晚年患癌后(周总理晚年患癌后)(1)

“你们看我这样的身体,只熬了一年就成了这样,我一天工作那么长时间,还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这是周总理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所说过的话,他既渴望群众代表们能为人民和国家多做事,又不希望他们像自己这般因超负荷工作而失去了健康。

1972年5月,保健医生在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了癌细胞,随即便上报党中央,为了不影响周总理的情绪,组织上直到1973年3月,才在毛主席的批示下,告诉周总理实情。

结果,周总理在得知后非但没有停止脚步休息,反而想与时间赛跑,抓紧处理手头上的工作,帮助国家机关恢复运转。

周总理晚年患癌后(周总理晚年患癌后)(2)

从1974年6月-1976年1月,周总理一共做了十几次手术,会见外宾65次,外出或是躺在床上开会120多次。

特别在其生命只剩下最后一段时间内,还与一位中央领导时长见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又接连写下多个“托”字。

那么话说回来,周总理病危前频繁接见的中央领导究竟是谁?他在涉及台湾地区问题的报纸上接连写下多个“托”字所谓何意?如下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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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是周总理病危时的一味定心丸

1973年2月,周总理已被确诊癌症,虽尚未被告知实情,但内心里早有判断。

为了重振党政机关,为了将国家的运转恢复到6年前的水平,周总理一面抱病,一面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政治局会议,并极力支持小平同志复出。

3月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知小平同志已经从江西返回北京,毛主席回复到:“同意”。

次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份《决定》,并将小平同志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直接在周总理手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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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党中央的这份《决定》后,周总理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6年来他从未有过机会放松精神,或是有过短暂的休息。

这不,小平同志刚回来,周总理便向党中央请了两周假,并将中央主持工作全都交给叶剑英代理。

而后,他便踏踏实实地接受组织医生的全面检查治疗,同时准备睡上一次好觉...

1974年,小平同志受中央政府的委托,去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届时国内外的目光,都锁定在这个新复出的“老同志”身上。

在会议上,小平同志在世界各国代表面前,就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并获得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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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初,小平同志因为接替周总理的工作表现突出,一度跃身于中央核心领导的行列 。

而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因为膀胱癌多次尿血,而不得不离开西花厅,搬到医院里常住。

1975年5月,小平同志受中央政府的委托,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总理十分高兴,他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小平同志有多优秀。

而回国后的小平同志,除了日常为国事奔波之外,所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找周总理叙话。

从1975年7月-9月,小平同志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往医院跑,除了单人会面外,每周与周总理至少开一次国家级领导的会议

周总理晚年患癌后(周总理晚年患癌后)(6)

当然,这些会议大都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其间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曾到场参加过。

这年8月,周总理在接受完手术后,自觉恢复得不错,抽空约见了一下华国锋和小平同志等人。

当他握住小平同志的手时,特意拍了拍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工作做得好,比我强得多”。

话到此处兴许有人不解,为何周总理为何如此信任小平同志?又在病危前多次与之见面呢?这一切还需要追溯1920年...

那年9月与11月,16岁小平同志和22岁的周恩来,分别登上了赴欧勤工俭学的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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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平同志只在法国读了5个月的书,就因为经济窘迫而走进了工厂,从学生变成了工人。

而周总理,则为了寻找拯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跑遍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欧洲的第一个组织。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旅欧青年团在巴黎成立,周总理负责宣传任务,而小平同志恰好在这时加入了组织与之相识。

那时,小平同志是组里的“老幺”,总是吃不饱,周总理为了照顾他,还曾偷偷省下半个牛角面包,放在其枕边。

他们喝白水,睡地板,走街串巷,日子虽苦,但朝夕相处宣传革命的热情却很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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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赚取活动经费,在法国创办过报刊《少年》、《赤光》,还一起开过“中华豆腐店”。

日子好过的时候,周总理还带着邓小平一起看足球比赛,不好过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谈论理想和明天,后来他们纷纷回国干革命。

从1927年-1929年,小平同志在周总理手下工作,其两家人有半年的时间共住一栋楼,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

后来,革命如火如荼,小平同志在红军时期经历了大起大落,幸得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支持,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职务也因此频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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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小平同志被选为中央,至此与周总理一起进入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在建设社会主义这10年来,小平同志始终与周总理打配合,携手前进,将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搞得风生水起。

后来,风云骤降,小平同志举家来到了江西工作和生活,周总理专门打电话给江西负责人,给小平同志一家安排在环境较好的南昌,并安置一栋两层小楼,同时还要保障绝对安全。

再后来,阴云渐散,周总理又全力支持小平同志回京,主持工作,时隔6年,当其二人再见时,周总理已人形消瘦,白发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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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平同志在工作中忍不住发火时,周总理像个老父亲那般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嘛”。

当周总理病危自知时日不多时,又坚持与西哈努克亲王会面,并在其面前极力赞扬小平同志道:“有小平同志代替我工作,我很放心”。

1975年9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为了支持小平同志,周总理还是选择带病接见外国使团,并让其放心与“接班人”小平同志交流。

9月20日下午,周总理躺在手术车上,在即将被送进手术室之前,又反复询问身边人:“小平同志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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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小平同志听见周总理的召唤后,一个箭步冲上去,附耳倾听周总理说话,这一次手术,前后进行了5个小时,小平同志的心也随之悬了5个小时。

1975年12月28日,周总理陷入了昏迷抢救,小平同志半夜起身前往医院守护,直至凌晨2点,在看到周总理清醒之后才肯离去...

想来,若不是邓、周 二人从前的情谊尚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使然,旁人很难想象。

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二人为了国家而互相奋斗和扶持的初心依旧。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小平同志在医院里涕泗横流,而后又在党中央的允许下,哽咽着在人民大会堂,为周总理主持并完成了追悼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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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周总理这一生,始于与小平同志的际遇,卒于与小平同志的支持与拥护。

而对于周总理来说,小平同志既是他的兄弟也是他的同道中人,晚年他放不下国家大事,又无力应对之时。

小平同志的复出,无疑是他病痛中的一剂强力“定心丸”。

小平同志知道周总理的心之所向,也知道他放不下的所有事当中,最揪心一处便是那些留在台湾的老同志,还有那方尚未回归的几寸国土...

周总理在台湾问题上的批示:托,托,托,托

相信了解周总理的人都知道,他本人除了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外,还长期负责对台湾地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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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关台湾方面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周总理始终不愿错过。

1975年9月,正值周总理病危之际,医疗组不得不决定取消周总理的一切外事活动,包括审阅文件,闲余时间则陪着周总理一起清理往日送来的材料。

好巧不巧,就在9月4日这天,周总理又看到了前一天由《参考消息》转载的名为《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一篇文章。

而后又专门写下一大段批语,紧接着又颤抖着写下四个醒目的“托”字。

那么周总理缘何写下四个“托”字呢?

首先要了解下《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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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毛主席决定释放所有国民党战俘,并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发放了生活津贴。

原蒋经国的旧部蔡省三和周养浩、陈士章等十人想要回到台湾,并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

可当蔡省三一行人来到香港,准备乘船前往台湾之时,却被对方告知“禁止入境”。

他们当中有的人因为去不了台湾,无法和家人团聚,在国民党方面的施压下自杀,有的人则飞到美国,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二人长期留在香港生活。

在香港,蔡省三以写作为生,他每天给香港《新报》特批的《蔡省三专栏》写800字的时事评述,直接引起了周总理和台湾地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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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蔡省三又写了一些和蒋经国有关的书籍,进一步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伴随着周总理病重,组织上不许他在操劳国之大事,关于蔡省三的文章,周总理便越看越少。

就那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周总理一字不拉地全都看了个遍。

据悉,这篇文章分四期连载,每一期都有蔡省三先生关于台湾地区时事的评论。

为此,周总理特意批示,要求请罗青长、家栋二位同志,对蔡省三的四篇文章评论进行求证,并弄清原委。

而后面批示的字迹,因为周总理的手不停地颤抖,至今无人能辨别写的究竟是什么。

但在最后落款时所写的四个“托”字,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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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左)在莫斯科

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紧急召见罗长青,罗长青顿时想起周总理在批示信上写的“托、托、托、托”四个字,顿时感受到其对于台湾地区问题的重视,于是便在第一时间来到了医院。

结果他刚来到病房门口,就被医护人员告知周总理陷入了昏迷。

后来罗青长一直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直中午时分,才见到清醒的周总理。

而后二人聊了一些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罗青长:“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后,随即又陷入了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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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罗长青又去门外接着等,不知过了多久,周总理恢复了神智,可还没等罗青长先开口说话,周总理先道:“对不起,我太累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跟你谈”。

后来罗青长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当周总理醒来时,已经意识模糊,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了...

而关于那四个“托”字,其实并无特殊含义,完全是周总理在对其身体认知的情形下,就快速商讨台湾问题,并找到方法而表达出的一种“情绪”。

他深知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在看到台湾回来的那一天,也没有时间再为两岸关系的进展而努力。

因此,在他尚存一丝气息和精力之前,便要竭尽全力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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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托,托,托”,既是他对于祖国统一大业未尽的不甘体现,也是其对后人努力实现国之大业的一种迫切希望与寄托。

如今,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46年,关于强军强国方面,国人早已实现周总理生前所托,而关于国之统一大业,相信吾辈皆有机会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最后6个月:因何事一连批注4个“托”字》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所:《周恩来与邓小平的“落”和“起”》

蔡氏文化网:《周恩来·罗青长·蔡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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