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晚年患癌后（周总理晚年患癌后）

“我现在一到早上8点多，精神就不好，总是心慌手抖”.

1967年，常年通宵达旦，患有冠心病的周总理，同妻子邓颖超说道。

邓颖超虽然很心疼，却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周总理减少工作量，毕竟连她自己都因为特殊时期的种种事宜，忙到焦头烂额。

从此之后，为了缓解周总理的身体压力，组织上特意安排了医疗队，寸步不离地守在其身边，只为了应对他随时可能出现的缺氧和休克的紧急情况。

“你们看我这样的身体，只熬了一年就成了这样，我一天工作那么长时间，还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这是周总理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所说过的话，他既渴望群众代表们能为人民和国家多做事，又不希望他们像自己这般因超负荷工作而失去了健康。

1972年5月，保健医生在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了癌细胞，随即便上报党中央，为了不影响周总理的情绪，组织上直到1973年3月，才在毛主席的批示下，告诉周总理实情。

结果，周总理在得知后非但没有停止脚步休息，反而想与时间赛跑，抓紧处理手头上的工作，帮助国家机关恢复运转。

从1974年6月-1976年1月，周总理一共做了十几次手术，会见外宾65次，外出或是躺在床上开会120多次。

特别在其生命只剩下最后一段时间内，还与一位中央领导时长见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又接连写下多个“托”字。

那么话说回来，周总理病危前频繁接见的中央领导究竟是谁？他在涉及台湾地区问题的报纸上接连写下多个“托”字所谓何意？如下奉上...

小平同志，是周总理病危时的一味定心丸

1973年2月，周总理已被确诊癌症，虽尚未被告知实情，但内心里早有判断。

为了重振党政机关，为了将国家的运转恢复到6年前的水平，周总理一面抱病，一面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政治局会议，并极力支持小平同志复出。

3月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知小平同志已经从江西返回北京，毛主席回复到：“同意”。

次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份《决定》，并将小平同志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直接在周总理手下工作。

看到党中央的这份《决定》后，周总理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6年来他从未有过机会放松精神，或是有过短暂的休息。

这不，小平同志刚回来，周总理便向党中央请了两周假，并将中央主持工作全都交给叶剑英代理。

而后，他便踏踏实实地接受组织医生的全面检查治疗，同时准备睡上一次好觉...

1974年，小平同志受中央政府的委托，去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届时国内外的目光，都锁定在这个新复出的“老同志”身上。

在会议上，小平同志在世界各国代表面前，就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并获得一致好评。

第二年初，小平同志因为接替周总理的工作表现突出，一度跃身于中央核心领导的行列 。

而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因为膀胱癌多次尿血，而不得不离开西花厅，搬到医院里常住。

1975年5月，小平同志受中央政府的委托，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总理十分高兴，他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小平同志有多优秀。

而回国后的小平同志，除了日常为国事奔波之外，所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找周总理叙话。

从1975年7月-9月，小平同志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往医院跑，除了单人会面外，每周与周总理至少开一次国家级领导的会议。

当然，这些会议大都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其间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曾到场参加过。

这年8月，周总理在接受完手术后，自觉恢复得不错，抽空约见了一下华国锋和小平同志等人。

当他握住小平同志的手时，特意拍了拍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工作做得好，比我强得多”。

话到此处兴许有人不解，为何周总理为何如此信任小平同志？又在病危前多次与之见面呢？这一切还需要追溯1920年...

那年9月与11月，16岁小平同志和22岁的周恩来，分别登上了赴欧勤工俭学的邮轮。

后来小平同志只在法国读了5个月的书，就因为经济窘迫而走进了工厂，从学生变成了工人。

而周总理，则为了寻找拯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跑遍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欧洲的第一个组织。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旅欧青年团在巴黎成立，周总理负责宣传任务，而小平同志恰好在这时加入了组织与之相识。

那时，小平同志是组里的“老幺”，总是吃不饱，周总理为了照顾他，还曾偷偷省下半个牛角面包，放在其枕边。

他们喝白水，睡地板，走街串巷，日子虽苦，但朝夕相处宣传革命的热情却很高涨。

他们为了赚取活动经费，在法国创办过报刊《少年》、《赤光》，还一起开过“中华豆腐店”。

日子好过的时候，周总理还带着邓小平一起看足球比赛，不好过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谈论理想和明天，后来他们纷纷回国干革命。

从1927年-1929年，小平同志在周总理手下工作，其两家人有半年的时间共住一栋楼，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

后来，革命如火如荼，小平同志在红军时期经历了大起大落，幸得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支持，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职务也因此频繁提升。

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小平同志被选为中央，至此与周总理一起进入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在建设社会主义这10年来，小平同志始终与周总理打配合，携手前进，将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搞得风生水起。

后来，风云骤降，小平同志举家来到了江西工作和生活，周总理专门打电话给江西负责人，给小平同志一家安排在环境较好的南昌，并安置一栋两层小楼，同时还要保障绝对安全。

再后来，阴云渐散，周总理又全力支持小平同志回京，主持工作，时隔6年，当其二人再见时，周总理已人形消瘦，白发横生...

当小平同志在工作中忍不住发火时，周总理像个老父亲那般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嘛”。

当周总理病危自知时日不多时，又坚持与西哈努克亲王会面，并在其面前极力赞扬小平同志道：“有小平同志代替我工作，我很放心”。

1975年9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为了支持小平同志，周总理还是选择带病接见外国使团，并让其放心与“接班人”小平同志交流。

9月20日下午，周总理躺在手术车上，在即将被送进手术室之前，又反复询问身边人：“小平同志来了吗？”

这时，小平同志听见周总理的召唤后，一个箭步冲上去，附耳倾听周总理说话，这一次手术，前后进行了5个小时，小平同志的心也随之悬了5个小时。

1975年12月28日，周总理陷入了昏迷抢救，小平同志半夜起身前往医院守护，直至凌晨2点，在看到周总理清醒之后才肯离去...

想来，若不是邓、周 二人从前的情谊尚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使然，旁人很难想象。

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二人为了国家而互相奋斗和扶持的初心依旧。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小平同志在医院里涕泗横流，而后又在党中央的允许下，哽咽着在人民大会堂，为周总理主持并完成了追悼大会。

纵观周总理这一生，始于与小平同志的际遇，卒于与小平同志的支持与拥护。

而对于周总理来说，小平同志既是他的兄弟也是他的同道中人，晚年他放不下国家大事，又无力应对之时。

小平同志的复出，无疑是他病痛中的一剂强力“定心丸”。

小平同志知道周总理的心之所向，也知道他放不下的所有事当中，最揪心一处便是那些留在台湾的老同志，还有那方尚未回归的几寸国土...

周总理在台湾问题上的批示：托，托，托，托

相信了解周总理的人都知道，他本人除了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外，还长期负责对台湾地区的工作。

因此，有关台湾方面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周总理始终不愿错过。

1975年9月，正值周总理病危之际，医疗组不得不决定取消周总理的一切外事活动，包括审阅文件，闲余时间则陪着周总理一起清理往日送来的材料。

好巧不巧，就在9月4日这天，周总理又看到了前一天由《参考消息》转载的名为《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一篇文章。

而后又专门写下一大段批语，紧接着又颤抖着写下四个醒目的“托”字。

那么周总理缘何写下四个“托”字呢？

首先要了解下《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的创作背景。

那年，毛主席决定释放所有国民党战俘，并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发放了生活津贴。

原蒋经国的旧部蔡省三和周养浩、陈士章等十人想要回到台湾，并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

可当蔡省三一行人来到香港，准备乘船前往台湾之时，却被对方告知“禁止入境”。

他们当中有的人因为去不了台湾，无法和家人团聚，在国民党方面的施压下自杀，有的人则飞到美国，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二人长期留在香港生活。

在香港，蔡省三以写作为生，他每天给香港《新报》特批的《蔡省三专栏》写800字的时事评述，直接引起了周总理和台湾地区的注意。

后来，蔡省三又写了一些和蒋经国有关的书籍，进一步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伴随着周总理病重，组织上不许他在操劳国之大事，关于蔡省三的文章，周总理便越看越少。

就那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周总理一字不拉地全都看了个遍。

据悉，这篇文章分四期连载，每一期都有蔡省三先生关于台湾地区时事的评论。

为此，周总理特意批示，要求请罗青长、家栋二位同志，对蔡省三的四篇文章评论进行求证，并弄清原委。

而后面批示的字迹，因为周总理的手不停地颤抖，至今无人能辨别写的究竟是什么。

但在最后落款时所写的四个“托”字，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罗青长(左)在莫斯科

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紧急召见罗长青，罗长青顿时想起周总理在批示信上写的“托、托、托、托”四个字，顿时感受到其对于台湾地区问题的重视，于是便在第一时间来到了医院。

结果他刚来到病房门口，就被医护人员告知周总理陷入了昏迷。

后来罗青长一直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直中午时分，才见到清醒的周总理。

而后二人聊了一些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罗青长：“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后，随即又陷入了昏迷。

就这样，罗长青又去门外接着等，不知过了多久，周总理恢复了神智，可还没等罗青长先开口说话，周总理先道：“对不起，我太累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跟你谈”。

后来罗青长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当周总理醒来时，已经意识模糊，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了...

而关于那四个“托”字，其实并无特殊含义，完全是周总理在对其身体认知的情形下，就快速商讨台湾问题，并找到方法而表达出的一种“情绪”。

他深知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在看到台湾回来的那一天，也没有时间再为两岸关系的进展而努力。

因此，在他尚存一丝气息和精力之前，便要竭尽全力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托，托，托，托”，既是他对于祖国统一大业未尽的不甘体现，也是其对后人努力实现国之大业的一种迫切希望与寄托。

如今，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46年，关于强军强国方面，国人早已实现周总理生前所托，而关于国之统一大业，相信吾辈皆有机会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最后6个月：因何事一连批注4个“托”字》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所：《周恩来与邓小平的“落”和“起”》

蔡氏文化网：《周恩来·罗青长·蔡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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