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是著名的什么家（竺可桢民国大师）

胡适曾道:若是竺可桢能活到60岁，他便在竺可桢的60大寿上磕三个响头，若是竺可桢活得比他长，竺可桢便可在他的尸体上踢上一脚，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竺可桢是著名的什么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竺可桢是著名的什么家

胡适曾道:若是竺可桢能活到60岁，他便在竺可桢的60大寿上磕三个响头，若是竺可桢活得比他长，竺可桢便可在他的尸体上踢上一脚。

这一年，竺可桢已经84岁了，而胡适却早已经去世了。胡适没能拜他60大寿，他更不能去踢一踢胡适。其实他心里清楚，胡适的话不过是玩笑，旨在激起他的“好胜心”而已。

竺可桢在澄衷学堂读书时，胡适就对同学们断言:“此君活不过二十岁也。”及至“庚款留美”时，两人在游轮上重逢，胡适还调侃道:“你怎么还活着?”

这都是竺可桢长得过于瘦小的缘故，胡适怕他早夭，故而总是言语刺激他。

他心中也确实不服气，自胡适说完后便强迫自己进行体育锻炼，强健体魄。

几十年的坚持不懈卓有成效，这副不大强壮的身体伴随他走过战火与跌宕、钻研与奋斗、伤痛与绝望，是他最忠实的伙伴。

可是如今，这位老伙计也累了。他的肺病复发了，这一次的病势比以往沉重许多。但他的心态很好。他依旧坚持写日记，既记录病程发展也留心天气变化。

他写道:“今晨一早起，适见一燕子在窗口孤飞，好像老朋友一年不见又来探访似的。”

燕尾轻巧地划过，破开迷蒙的雾气，是老朋友的问候，也是他的一生。

竺可桢纪念邮票

一、刻苦求学，志在报国

庚子兴学的第二年，竺可桢便考取了赴美留学的资格。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万事以农业为本。为了学以致用，更实际地回报祖国，在选择专业时，竺可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学。

但是，那时美国的农学也十分落后。在教授的建议下，竺可桢改读了与农学息息相关的气象学专业。

当时，在中国气象学是一个几乎完全空白的专业，没有相关的研究记录，也没有系统的研究体系。因此，当他撰写《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的时候，可供参考的书籍只有一二本，并且数据残缺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的沿海地区经常性地出现台风。竺可桢就经常在美国的报纸上面看到关于中国台风的报道，且多是“台风逼近上海，客轮沉溺于长江口，遇难二百余人”、“自吴淞至海关，距离不足1英里，而船只覆没26艘之多”之类的噩耗。

国家多难，人民已然飘萍一样，而天灾频发则更为百姓带来无尽的创痛。

竺可桢愈发坚信:能救国救民的只有“科学”。秉持着这份初心，拿到博士学位后，他马上返回中国，投身教育，投身科研。

二、执掌高校，兴建“地学”

回国之后，竺可桢立即前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地理。时任校长张渲关爱学生，极富责任心，但却在一年后的“五四运动”中因极力地维护学生利益而惨遭调离。

秋季开学时，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就已经变成了日本人谭锡恩。谭虽来自日本，但教育理念却偏向于顽固保守。

竺可桢因张渲离开而顿生退意，但因聘约为2年，他也只能沉下心来继续执教。

两年期满后，竺可桢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转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不久之后，由于名流资助与政府准予，南师大开始筹备东南大学。

那时，高等学府对于地学方面的研究与建设都十分落后，但是日本人却已经开始注重对中国地学的研究了。东京书店里陈列着《中国省别大全》、《中国旅游指南》以及中国矿产分布等等相关书籍。

看着这些书籍竺可桢由衷地感叹:“日人之知我国，实胜于我人之自知也。”

正是对于地学的无知，清政府才会轻易地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人民才会频受天灾的侵扰。为了填补国内的教育空白，竺可桢趁着东南大学建校的时候，借机创办地学系，并编写了《地学通论》、《气象学》等教材。

地学系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涵盖了古生物学、地质学、地质测量等十多门课程，初步建成了我国地学系统的框架。

竺可桢理所应当地成了东大地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为了快速培养地学人才，也为了迅速弥补我国的地学研究，竺可桢遍请地学教授并积极组织实践活动。

他要求学生们严守观测时间，监督恶劣天气，精确记录气象数据，也鼓励学生们翻译国外文献，更为了学生的留学进修机会同学校据理力争。

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东大地学系的学生一度达到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

东南大学图书馆

三、风雨激变，执教“浙大”

1935年，“为了反对华北领土的分割，为了反对政府对华北的出卖，为了要联合全华北的民众，作伟大的革命战争”北平市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随之又通过了旨在反对日本侵占华北地区的九大纲领。

12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千名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两日后，浙大学子纷纷走出校园，走上街头进行集会游行以响应北平。

这起全杭州最大规模的学生游行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浙大校长郭任远招来军警，逮捕了十余名学生。

自就任以来，郭任远一直独断专制，他奉行高压政策，侦查学生活动，大量开除进步学生。

这早已使全校师生不满了。而此次武力镇压更是将这种不满推向了高潮。浙大教师愤而辞职者众多，学生们也将郭任远及他的爪牙们赶出学校，并且坚持长期罢课。

为了安抚人心，蒋介石无奈之下启用竺可桢。

竺可桢深知浙大的现状之复杂，也深知浙大教育的弊病乃是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于是，就任之初，他就和蒋介石约法三章:其一，财政须源源接济。其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党政干涉。其三，时间以半年为限。

竺可桢只答应当半年的校长，可就连他自己也没料到，这一当就是十三年。

四、民族沦亡，浙大西迁

国运坎坷，校运难料。竺可桢就任校长的第一年就正赶上日军开始全面侵华。

校园遭受了日军的多方轰炸，空袭警报之声不绝于耳。于战火中传授教习，保存火种变得尤为困难，浙大不得不多次“搬迁”。

千余名师生深夜登船，沿着富春江西行240公里至建德县城，他们借用当地的林场、教堂、孔庙及民宅作为教室及宿舍，条件十分艰苦。

随着南京的沦陷，战圈扩大，建德县也岌岌可危，竺可桢只能继续查看新的搬迁地点。

于是，一个月后，浙大师生们再度西迁，历时25天抵达了千里之外的吉安。

与建德相比，吉安简直要算天堂了。那里相对平静，不受战火侵扰。学生们以乡绅的藏书楼作图书馆，以宗祠作为礼堂，苦中作乐，潜心学习。

浙大西迁展览馆塑像

38年7月，在桂林考察新校址的竺可桢接到一封家里的电报，上书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竺可桢随即折返泰和。

长女竺梅在长堤上迎接他，悲切地说:“妈妈的病好些了……衡没了……”

衡是竺可桢最疼爱的幼子，惊闻噩耗，他几乎不能站立。

回到家中，张侠魂委顿在病榻之上，枯黄干瘦。她看着竺可桢唏嘘难言，良久才道:“此生怕是不复相见了。”

几天之内，失子丧妻。竺可桢只能悲叹: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可他不能倒下，他还得肩负起身为浙大校长的责任，不久，他即重返吉安。

竺可桢张侠魂一家

同年9月，浙大又搬迁至广西宜山。这次的路程更远，行程更长，足足跋涉了40多天。

路上，浙大师生们不仅要躲避日军的轰炸，还要抗争肆虐的传染病，很多人倒在了迁校途中。困境之中，他们一边迁校，一边进行抗日宣传救亡活动。

抵达宜山后不久，浙大又迁往遵义。在革命圣地遵义，浙大终于扎下了根，相对安稳地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浙大的西迁，是一场“文军”的长征。虽然饱经艰辛，但却磨炼了全体师生的意志与信仰，浙大也在动荡中不断扩大，截止到抗战结束，学生已增至两千多人。

西迁路线图

五、大学之魂在于教授

抵达遵义后不久，蒋介石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派遣姜琦任训导长，对学生活动进行监控。

热衷于民主思想的教授费巩公开谴责姜琦，受到了学生的拥护。姜琦自恃背景以辞职要挟竺可桢，暗示他处置费巩。

竺可桢却并不顾及姜琦的来头，反而准许他辞职，并将费巩提任为新的训导长。

遵义办学时的老照片

1942年，香港沦陷。国民党孔祥熙派飞机前往香港接回了自己的老婆、私产以及宠物狗，却不顾大批沦亡在日寇手中的中国知名人士。

浙大漫义分校的学生们气愤之下，筹划着游行示威。竺可桢听闻之后，星夜赶去劝说，却反被学生们说服。

游行那天，竺可桢拿着小旗子，走在了队伍最前面，率先抗议。

有学生和助教被捕，竺可桢就设法营救，一直到解放前夕，去监狱或是集中营去探望被捕师生都是他的生活常态。

浙大学生冒雨游行

1945年，费巩教授失踪了，事实上他是被特务们绑架后杀害了。当局立即将曾陪同费巩至码头的邵全声逮捕，将其判为凶手，并宣告死刑，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历时半年之久，竺可桢才打探到邵全声的下落，并经过层层关卡见到了他，探明了事情真相。

当时，邵全声已经从浙大毕业三年多了。但是竺可桢不忍心为国家辛苦培养的人才轻而易举地冤死狱中，于是他给当局写信，多方周转。如此奔波了一年邵全声才被保释出来。

左一为费巩

1947年，“反内战运动”在学生中兴起，国民党开始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浙大农艺系的学生于子三也被特务秘密逮捕，并在三日后惨遭杀害。国民党则坚称于子三是用玻璃片自杀的。

在看望过于子三的尸体过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要求竺可桢签字证明于子三是自杀。竺可桢断然拒绝，只留下了“在撤身故，到场看过”八个字。

为了占据舆论高地，翌日，“于子三畏罪自杀”的消息便传遍了浙江。竺可桢愤怒之下发表公开讲话，称于子三是个好学生，并将他的死称为“千古奇冤”。

蒋介石看到报纸之后震怒非常，要求竺可桢进行更正。竺可桢回复道:“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

基于竺可桢正义的发言，名为“于子三运动”的反迫害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时逢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由战略性的防御转向反攻。“于子三运动”的开展为解放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舆论环境。

在竺可桢的鼓励下，浙大在黑暗的国统区，长久地保留了两位殉难烈士的名字——《费巩壁报》与“子三图书馆”得以供人们参仰。

《费巩壁报》

六、大师风范

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一再催促竺可桢去往台湾或国外进行教育考察，他深知国民党的醉翁之意，于是拒绝考察。

为了躲避特务们无处不在的毒手，竺可桢躲藏在一间隐蔽的实验室中，直到解放胜利。

解放后，他更加专心地致力于科研，并提议重视自然科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第43条便是根据他的提议而来——“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科技救国”一直都是竺可桢求学的初心。战乱年代，这是他走过泥泞的信仰，和平年代这就是强国之基石。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更需要一批无私奉献的“科研人”。于是，曾经那些激荡的过往都沉寂在炮火之中，少为人知了。

但是，竺可桢为历史与未来带来了永远的礼物，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1300多万字的《竺可桢日记》。

在日记里既有科研，也有人物，更有风云。但这一切最终都归没于宁静与平实。

1974年2月6日，当他在昏迷中苏醒时，他用颤抖的手平静地写下最后一篇——

“气温，最高零下1摄氏度，最低零下7摄氏度。晴转多云，东风一至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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