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没体会到孩子的痛苦（一部分来自强势的家长记者手记）

2015年6月25日，河南郑州一场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一位考生正在浏览高校招生信息。 （视觉中国/图）

相关报道详见《志愿之苦：数字鸿沟、父母意志、博弈风险如何决定考生的命运？》

每年高考季，都会有亲戚的小孩找过来，希望我能针对志愿填报给点意见。往往这时候，我都会单独给小孩打电话，并嘱咐家长不必旁听。

为什么家长不能在身边？我太熟悉了，很多家长联系我之前，已经有了某个想法，学医、师范或会计，他们只是需要我去说服他们的孩子，让孩子遵从父母的安排。2022年高考季，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分享过自己的观察，家庭的教育决策权通常掌握在母亲手中，而填报志愿时母亲又往往六神无主，这时，真正影响孩子志愿填报的人，是舅舅（如果家里有舅舅）。

相较于不同志愿填报模式的优劣，我对更为微观的影响更为好奇。但显然，我是一个不太称职的“舅舅”。几乎每一次，我都希望孩子不要听从父母的意见，因为这些父母很可能对家乡之外那个更广阔的世界一无所知。

我的故乡曾是云南省经济最为落后的几个城市之一。曾经，填报志愿对于家长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儿，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在乎孩子高中后能继续上学就行，而这些家长，在他们此前的人生，上学、工作、结婚，从未踏出过这个城市。我上初中时，男孩们对烟酒、网吧和帮派尤为着迷，有条件的家长会尽量把孩子送到省城的名校，更多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考上大学，最起码，不要“飘”着——高中毕业后无所事事的学生很多，他们偶尔打打零工，或者靠家里接济，长辈把这种状态的青年称为，“飘”着。

情况在高中有了另一个极端的转变。当地最有名的一个中学，在采取严苛的管理措施后，本科上线率急剧攀升。越来越多学校开始加强管理，从早上起床到凌晨入睡，让学生每时每刻都与学习打交道，更多的孩子通过夜以继日的苦读，得到一个走出云南的机会。

这样的转变带给家长的冲击是很大的。我毕业那年，这样的转变刚刚开始，在此之前，我的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填报本科学校志愿的经历。我的母亲先是找到单位一位新同事的妈妈，这位妈妈是即将退休的历史老师。

我的母亲在家中洗干净一盘新鲜的昭通苹果迎接这位老师的到来。老师看了一会儿志愿填报目录，满脸歉意地告诉我，其实她也不是很懂，但她联系了另一位教生物的老师，让我明天去他家中请教。

第二天，我拎着礼物到了那位老师家中。他把我带到电脑前，让我搜索几个感兴趣的专业，再搜索几个感兴趣的学校。搜索完毕，我问他，我到底能报哪个学校呢？这位老师再次抱歉，他说自己对文科专业不太懂，大部分资料网络上都有，“你可以自己去了解”。

我就这样找了一个又一个人。找人的过程不觉得累，但家人的态度却让人难过。

那时，家中的一位长辈，不断在我面前说，我考的分数，让他多么遗憾和丢脸。而这样的分数，必须报考一个省内的高校，在他的形容中，似乎云南之外，那些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从未到过的城市上空扬起的迷雾，会将只考了这么一点分数的我完全吞噬。

在几轮激烈的争吵之后，最后我还是妥协了。开学报到的那一天，家人们兴高采烈地将我送入大学的宿舍，还从后备箱中拿出一整箱宾川的葡萄（此地后来以种植出优质的阳光玫瑰品种葡萄闻名），分发给我的舍友们。

高考，以及填报志愿的事情本身，对我的影响持续到大一下学年。那时，我的本科母校与某所顶级大学有了为期两年的交换学习项目，舍友们都建议我去报名，但在最后一刻，我始终没有填写报名表的勇气。

因此，很多年之后的现在，当再有人询问我到底要填报哪个专业时，我会让他们警惕来自长辈的影响。“家族中的老者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样的时代，已经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消逝，在能轻易获取信息的今天，我会告诉那些困扰的弟弟妹妹们，长辈不一定比你知道的多。

在《志愿之苦》的最后，一位曾经接受过高考填报志愿指导，如今已经是老师的人，是这样告诉她的弟弟：“你18岁了，这意味着，其他人所有的意见，对你来说只是建议。”

这句话送给所有迷茫的孩子和焦虑的父母。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