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十论（钱穆先生积极与消极）

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晚学盲言》。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人生意态，可分积极消极两种。就中国言，儒家思想是积极的，墨家更积极。杨朱是消极的，庄周老聃同是消极，但不如杨朱之甚。人生应该积极，但不宜过分。中国后代，扬儒弃墨，可谓采酌有当。但积极人生，非可一步到达。漫长的过程中，终不免滋生流弊。庄老道家即针对此种种流弊而求挽救。中国后代，又采取了庄老道家来为孔孟儒家作补救，这见中国后人之聪明处。

印度人生比中国道家更消极，西欧人生则较中国儒家更积极。积极人生必求发展向前，换言之亦是向外。外面有路发展，受害者先是其发展之对方。而发展主体，则暂时可以见其利，不见其害，待发展到外面无路，则受害者会转回到发展者之自身。

古代西方史且不论，就近代西方言，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之向外发展，受害遍及全世界，但西欧各国，则欣欣向荣，一若可以漫无止境般向前。但外面可供发展之环境究有限，不数百年，转回头自相争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迭起，西欧本身受创。抑且愈积极，则所受创伤亦愈深重。大英帝国国旗遍悬全世界，可以永不见日落。而且两次大战都站在胜利一面，乃其所受创伤独甚。

法帝国疆域较小，两次大战中都遭挫败，而其所受灾祸，似转较英帝国为轻。德国为两次大战之主动，连遭覆灭。但其复兴机运，却较英法为多。论短期，德国为积极，论长期，英法更积极。论受害，短期德国为重，长期英法更深。此乃愈积极则受害愈甚之眼前一好例。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传统的积极人生，转移到美国与苏俄。四百年前英法人向新大陆移殖，而有今天的美国。美国自始即从西欧积极人生中产出。立国两百年来，最先一百年，不断由东向西移殖，亦积极向前，受害者属印第安人。美国自身，则仅见其利，不感其害。但积极向前终有一限度。到今天，西部开发已告一段落。而自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强国。

但全世界形势已变，帝国主义已难再起，殖民渐转为殖财。余下的自由世界，又是满目疮痍，要殖财，且先得输财。待其疮痍渐复，一样懂得堵塞殖财，甚至反殖财。资本主义没有帝国主义为后盾，则其向前发展更有限。眼前自由世界经济恐慌前起后拥，不啻告诉人们积极的经济人生，已到达了断港绝潢，并无大海洋在前，可资恣意翻腾。

积极人生向外翱翔之天地日形窄缩，于是转回头，在其自身内部见病害。目前美国社会腐蚀情形，触目惊心，先识之士，认为古西方罗马帝国之末日，不久会在美国社会重演，已不见为是杞人之忧。

其次剩下最积极者，只一个苏维埃。它的武力财力，皆远不逮美国。正为如此，更激起其积极向前之意态。而且远从帝俄时代起，俄国人早已追随西欧积极向前，但为西欧所阻压。东向西伯利亚之开发，亦远不能如美国西部开发之顺遂而愉快。俄国人数百年来积极向前之积压心理，终于要一泄为快。然而更积极则更受害，历史前例，无可否认。

苏维埃立国，至今已五十年之久。倘能改变意态，先整顿内部，逐渐从和平繁荣的大道上，安定自身。此种意态，像似消极，但消极中有积极，却不失为一种无祸害之真积极。无奈从帝俄以来，其一意向外向前之路线，急切间无法自变。君以此始，亦以此终。无怪今日苏维埃之执迷不悟。而世界第三次大战之阴影威胁，则愈逼愈厉。谁也不敢担保其可以避免，谁也不能逆料其孰胜孰败。但就前两次教训，大战后之双方，终必两败俱伤。而愈积极者愈受害。胜者一方之受害程度，必更在败者一方之上。

其实从第二次大战以来，各地战事，此起彼落，并未间断过，唯人们心中之三次大战，则必然将为一核子战，主要必在美俄两个核子大国的身上。非更积极亦不能成为一核子大国。而核子战又当以先下手为强。但先动手也不能禁制敌人回手。循此以下，虽有上智，亦无可预言其进程中一切可有之变化。但从整体论，仍当是最积极者，最受祸，依次及于核子装备之较劣者。而无核子装备之国家，则受祸当最浅。此一猜测，应可无误。

上述是说人生愈积极，受祸当愈大。而不幸近世人心，但受数百年来西欧积极人生之迫害灾祸太深重，而相率追随尽走上积极的路，而唯恐或后。最先是争财富，接着是争强力。群认为此是人生唯一正途。所以核子战虽未起，而不够核子战的较低级战争，则风起云涌，早在不够积极的国家中兴起。

其实此等较低级战争，同样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各种舰艇，陆空海规模较之第二次大战，无多逊。较之第一次大战，尤过之。积极人生，力求进步。谋财杀人的技巧，则为现代积极人生力求进步之主要项目。其前途自可想见。

尤可诧者，在积极人生中，一面要求能多杀人，另一面，又主张少生人。节制生育，乃现代化中一时髦宣传。一面要少生人，另一面又要多产物。重物轻人，爱物恶人，已成为现代积极人生中一共同心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瓷器、丝绸，凡所产物，皆寓有极丰富的人生艺术精神。不仅供人以物质上之使用，还能供人以心灵上之享受。

但从牟利观点看，不够积极，现在的瓷器与织品生产，已改换以机械为主，人工为副。在人造物之内，已逐渐减少了人工的成分。最好能没有人工，始为现代生产之最高理想。而又唯恐人使用此等产物发生了心灵上之爱好，如此则将妨碍其继起之推销。所以每隔一两年，必有新花样、新品种。要推销新的，自先要厌弃旧的。主要条件在不断毁灭人心对旧有的爱好。

货品如此，影响及于其他方面，如舞蹈、歌唱、戏剧、绘画等娱乐方面，亦是只求变，只求新。亦可谓，是主要在使人心对艺术无爱好、无价值观、无享受感。一味喜新厌旧，乃可继续有新的推出。其实对新的也不能有真爱好，如是乃能日新又新。

其实凡是有的必迅速地成了旧，只有现尚未有的才是新。人心之喜新厌旧，乃转变成厌恶一切所有，来想望一切所没有。如是乃始是真积极。现代化，成为未来化，亦可说是幻想化、虚无化，如此才能使人不断向前。但未来究是未来，究是一种幻想与虚无。如是则积极人生，岂不终将扑一空。

由艺术转到文学亦如此，转到其他思想，以及一切风俗习惯人生行为，全如此。上面说过，积极人生必向外。鼓励人向外，先求其不满自我，感得内里空虚。现代人，一面追求能多杀人，务使杀人武器之进步。一面追求多产物，能不断赚人钱财。一是求人死，二是盼人穷，现代之积极人生，岂不在贬降人生价值，使其达于虚无化。使人当下无可留恋，才肯积极向外向前。

但向外，又是太广漠，太无边际。向前，必待决定一方向。方向愈单纯，庶愈易前进。而现代人之向前，则主要在制人死命要人穷，此之谓富强的人生。弱者不犯人，贫者不离人。贫弱人生，使人相亲相和，走向善的路，但为现代人厌弃。必互求富强，相斗相争，乃使现代人想慕。

中国儒家所指导的，亦是一套积极人生。但儒家向外，主要以人类大群为对象。分有家国天下三环，有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五伦。人生对象在此。至于物，仅供使用，非目标所在。而人生向外向前之主要中心及其出脚点，则为人之心。心与心相交，乃见为人之德性。

如父母之慈与子女之孝，论其向外，是一种贡献，论其向前，则为自己内在德性之进修与完成。此乃一种合内外之道。自尽己性，自明己德。循此向前，可有无穷发展。但纵前行了一万步，仍然站定在脚下，寸步未移。尧有丹朱，舜有商均，西伯昌有发与旦，子各不同，但其得为一慈父则同。舜有瞽瞍，周公有文王，父各不同，但其得为一孝子则同。

故人生向外，唯一道路只是贡献。人生向前，其唯一到达点，则是各自小己德性之完成。贡献出了自己，同时也即是完成了自己。唯其一切功夫，则仍必待自己，不能待于外。同有慈父，但丹朱商均与发旦终不同。同有孝子，但瞽瞍与姬昌终不同。舜之孝不能使其父为姬昌，舜之慈不能使其子为发旦，其中有天命。天命，即指人之无奈何之处。

人人各得对外面他人作贡献，人人各得对内面自己求完成。此是天命，亦即是人性。中国儒家务求人文大道与自然大道之合一，此即所谓天人合一。儒家指导积极人生一番大道理在此。此番道理，通天人，合内外，这是每一人之性命。

因此儒家的理想人生，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人生。儒家的理想文化，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文化。墨家兼爱，要人视人之父若其父，像比儒家孝道更积极，但不本于人心。而上推天志。把天高压在人之上，天人不相应，内无所本，转成一幻想之虚无。

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此亦是人本位，但太消极了，把人的范围，封闭在各自小己个人之内，与墨翟适成一对立。庄老亦主张消极人生，不赞成儒墨，但亦不赞成杨朱。人事复杂，杨朱专以个人小己为立场，较儒墨简单化了，但天之生人，并不单独只生一个我。人生不能有内无外。太封闭、太单纯，亦将无前途。庄老主张人相忘于道术，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此是一种自然主义，但同时亦是一种人本位主义。

人生在自然中，不能不仰物为生。人生仰于外物，于是人与物争，寻至人与人争，而庄老道家则不喜此一争。庄老的人生理想，要人相忘不相争。于是得在人生中，特别选取一理想环境。小国寡民，使民老死不相往来，庶可使人能相忘。庄老并不想要人回到原始状态去，人类自需一种文化环境，庄老只希望此境能使人相忘相安。即此而止，不希望再向前。但此亦终是一幻想。

老子为此幻想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儒家之仁，墨家之兼爱，与杨朱之为我，意态皆较老子之为慈积极。但慈则不杀人。佛家讲慈，故戒杀生。老子又提出一俭字。不仅经济物质生活上要俭，即情感生活也要俭。老子并不教人不向前。饥求食，寒求衣，但得有一限度，便不贪著要赚钱。

人生只随著大化，又对外能慈，对内能俭，则自不敢为天下先。今天的积极人生，则杀人赚钱，事事务争先。一落人后，便吃亏。并须迎头赶上，又得制敌机先。敢字乃成人生第一步骤。然而最积极、最勇敢，则最受祸，此已明白昭示在前。但人类对此终不憬惕。今天的世界，至少已分了有与无的两方。有的世界早在财富上争了先。无的世界只有在强力上争先。再由强力来夺人财富。财富争先，是一无形战场。

强力争先，成一有形战场。既已进入了战场，则无形必会转成有形。第三次大战，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欲求和解，断不能只许人有财富战，不许人有强力战。我在钞票资本上占先，别人只有在核子弹与海底潜艇上另求占先。就实论之，亦并不是废止一切武器，即是和平。贫富之间，早就不和不平。禁止国外贸易，也不能使国内无的社会转瞬变成有的。

财富早成国际性，则核子弹与海底潜艇，当然亦成国际性。资本主义既成国际性，则共产主义当然亦必变成国际性。最先英伦岛上之纺织业革新，一马当先，继之以贩鸦片、贩黑奴，又断之以世界战争与共产主义之崛起，陇山西倒，洛钟东应。针对此种种复杂，老子慈与俭与不敢为天下先之三语，似可加以消解与挽救。

然而老子此三语，依然有病。世界各大宗教，无不同样提出慈。不仅印度佛教，即西方耶、回教何尝不讲慈。然而耶稣上了十字架。穆罕默德教人，一手持可兰经，另一手持刀。耶稣说“凯撒的事让凯撒管”，于是自己只有上十字架。穆罕默德要兼管凯撒事，于是只有教信徒各自手里拿一把刀。

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尘世倘真是一地狱，则不佩刀，唯有上十字架。佛教教义究竟比耶回两教更消极，所以释迦牟尼不佩刀，也不上十字架。但佛教在印度，终亦不能存在，及其来中国，反获畅行。此乃社会不同，此层须另再阐发。

要之佛耶回三教，皆以慈为主，而其推行究有限。抑且父慈而子不孝，待此子为人父，终将不成一慈父。老子主慈不教孝，故老子之道最后亦终成为权谋术数，慈的心肠也终会消失。

老子讲俭，其道亦不能久。父慈不教子孝，其子必成一娇子。受人慈而娇，其人亦终将不能俭。西方中古时期，乃一耶教天下，然继之者即是文艺复兴，工商业骤起。娇儿骤离家庭，进入社会，可成一浪子。西汉初年，崇尚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继之即游侠货殖迭兴，便绝不是一俭的社会。故慈俭，均属消极性，不足以垂教。

离了慈与俭，其心放纵无顾忌，则必敢为天下先。近代人无视传统，倡言创造，不甘随人后，定要超人先，必求能迈步闯入一新境界。不仅如哥伦布之寻觅新大陆。一切学术思想，均当摆脱前人束缚，闯开新境。哲学文学全如此。但如此则究嫌与现实人生又多增了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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