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历史真实例子(司马迁父子的难言之隐)
(作者:赵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夏商周三代大一统的国家形式、一个从诞生起就沿用至今的中华文字系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的杰出贡献奠定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
伏羲、女娲、神农被尊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尊为五帝。“三皇五帝时代”又称“上古时代”、“远古时代”或“神话时代”,简称为“三皇五帝”。三皇五帝率领民众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近现代考古发现了大量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文化遗址,证明三皇五帝时期确实存在,而且文明程度高度发达与璀璨。中华文明的精髓道家与儒家理论基础与观点,在三皇五帝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周朝形成完整理论系统,成为中华文明长久文明发展的精神支柱。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对三皇五帝的历史存在有一个概况结论:“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大意是说,人们对尧以前的历史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尚书》也只是记载尧帝以后的事情,因此我也只能从尧帝开始做《史记》,对尧帝以前的三皇五帝只能记录他们流传下来的高尚言行、品德、精神。
那么,司马迁对尧帝舜帝时如何记载的呢?司马迁对尧舜事迹的记载,能为我们揭开历史之谜提供一些重要线索与证据吗?
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於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於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於二女。舜饬下二女於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於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於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於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於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於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我们对舜帝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舜年二十以孝闻,舜虽屡次受到父第的陷害,仍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司马迁没有给世人一个完整详细的舜帝生活的具体区域,使得后人对舜帝具体为哪里人,争执的不可开交。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与其他史料记载,也无法寻找与确定舜帝的具体生活地点,为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千年之谜。
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失去了尧舜禹三朝历史的确认,中华文明史就成为空中楼阁,中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也将大打折扣,为世界所诟病。因此,对尧舜禹历史文明的确认就成为中华文明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离娄下·第一章 》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晋《地理志》成阳条下载:“雷泽,舜所渔,尧冢在西。”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传】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僖公二十七年:【传】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秋,入杞,责无礼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杞,夏余也,而即东夷。
从以上史料记载来看,尧、舜、禹三帝都有史料证明他们都为东夷人。如果从远古时期,部落之间交流受到交通水平限制,沟通信息渠道受制于媒介的限制,我们可以做一个基本推断,那就是尧舜禹三帝,极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范围不是太大的区域,才能达到相互了解,进而实现帝位的正常禅让。
“禹会诸侯”的淮河流域涂山禹会村,是得到史料与考古证实的大禹会诸侯的确切历史遗址。禹会村的禹墟遗址,可以作为我们破解中华文明远古时期历史定位的一个参考点,看看能否找到与尧舜禹有关的历史线索。至于国内其他地区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因为长期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历史遗址证明,基本可以确定是一些附会的信息与传说。
清嘉庆版《怀远县志》云:濠水今谓之天河,出凤阳县历山西,之双尖山猴尖山谓之大澗。
《怀远县志》云:洛河源出于定远西境莫邪山(注:山之南麓有珍珠泉、许家泉及阴陵,城西之楚泉、汉泉皆西南流,十余里至合而名清洛涧,俗讹为青龙涧),西南三十余里其流始大,折而北行二十余里至北炉桥镇,又北流七里而入县境。大磨山水西注之;东北流六里至言家嘴北蔡城塘水东注之;又东北裴家议水西注之;又北里许高塘涧水东注之;又北流折而西,又折而北,过废曲阳县城,又西北施家涧水西入之;折而西行一里余家涧水东入之;又曲屈西流经馆头嘴,折而东南行,为吴将军嘴洞山水入之。
《怀远县志》关于上窑河注:洛河人士亦谓之窑河,窑河以其过上窑也。方标曰:洛河镇新城口南十五里,古时洛水经此镇入淮;今北徒十五里始阻山而入淮也。余按《水经注》淮水过梁城,迤湄湖而始纳洛川。则洛水入淮在今汤鱼湖之北,与郑氏正合。若由今洛河镇入淮,则郑氏当云,纳洛川于梁城北矣;方氏之说,恐非或水道变徒在郑氏后,兹仍复其故道耶。
通过清嘉靖版《怀远县志》中的记载以及现有地图地名,我们可以发现,在淮河流域涂山地区南部,分别记载有包含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地名:舜耕山、历山、洛河、洛涧、上窑、孝仪、寿丘、莫邪山。其中有些地名现在已经消失,如历山、洛涧;有些已经更改,如洛河河流已经基本消失,残留的一段现已改为窑河。
对于涂山地区的这些颇具历史感的地名,任何历史学家也难说其来源,也没有任何关于它们的传说。如果单独去看这些地名,也难以对它们进行定义,但如果把它们统一起来去分析,任何人也很难去否定它们包含的一些历史信息。如果有人去质疑其为后世地方的附会,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去把它们与历史上的尧舜禹联系起来,去宣传地方上在历史上的存在感。甚至地方还将具有历史感的地名更改为现名,或者历史感的地名洛河、洛涧、历山已经消失。所以,完全可以排除这些地名为后世附会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地名,以及这些地名的地理位置,结合《史记》对舜帝的记载,我们甚至基本可以找出所有关于舜帝生活历程的描述。“舜耕历山”舜耕山、历山;“渔雷泽”周围广布的河流湖泊可以打鱼,“陶河滨”淮河、洛河在此区域,可以制作陶器;“作什器於寿丘”涂山西淮河上游的寿城也就几十公里;在此区域的洛河,虽然不为人知,但其历史存在也是无可否定的。这些历史感的地名存在,不能不让人产生无限遐想、浮想翩翩,它们是否就是舜帝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以上这些地名还无法让我们去相信,确认它们与舜帝的必然联系,那么另一个地名“孝仪”,却不得不让重点考量这一区域与舜帝的必然联系。
舜帝的身世贫寒,二十岁就以孝闻名于世,并得到了四岳的推荐,受到了尧帝的注意与栽培,并把两个女儿嫁于舜。“孝仪”为四仪之首,《逸周书·宝典》:“一孝,孝子畏哉,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三慈惠,知长幼,知长幼乐养老;四忠恕,是谓四仪。” “四仪,四方所仪则。”。孝慈为舜帝闻名于世的高贵品德,如果后人把舜帝的出生生活地,称为“孝仪”,应该是合情合理、实至名归的吧。也许虞舜朝的国都遗址在此“孝仪”也不意外,“孝仪”地名意义的历史内涵,即使本地人也无法相信与理解。
淮河流域涂山地区的这些与舜帝有着无可否定联络的历史地名,如果要得到证实,现在也只能通过某一天、在某地的考古发现,才能得到证实。但这一区域的历史遗迹却是相当丰富,希望有一天能得以证实。
司马迁在《史记·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的记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是个值得让人深思的记述。“周南”是对涂山地区的特指无可否定,是什么原因让司马迁父亲留滞在周南?是谁的指令让司马迁父亲不得前往泰山曾经封禅典礼?什么原因让司马迁父亲相当愤慨并因此在此去世?这些与司马迁父亲前来周南地区考察,写作《史记》,真实记录历史,得罪皇帝,得罪当朝,是否有某种必然联系?这也许就是司马迁自述,前后矛盾,记述违反史学家原则,只能记述黄帝、尧、舜、禹事迹言行,而刻意隐去他们的地理位置名称的根本原因,或者司马迁的《史记》在此处被篡改了。
历史是由当朝者书写的,为了各自王朝的合法性与历史正统性,而刻意隐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无法得以印证与确认。而长期形成的历史观,也让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变得困难重重。但真实存在的世界,总会以各种方式,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其历史的真实存在。(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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