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国清寺附近寺院（浙江寺庙名录-法喜寺）

浙江省杭州市天竺山有著名三寺，时称“天竺三寺”（通称上天竺寺、中天竺寺、下天竺寺），均系杭州古代名刹。下天竺创建最早，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六十馀年，创建最晚的上天竺寺也有千年历史。清高宗乾隆命名上、中、下三竺为“法喜寺”、“法净寺”、“法镜寺”，并亲题寺额。天竺三寺历史相近，地域毗近，教观相同，兴衰与共，历史上被誉为“天竺佛国”。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弘历初到南巡进两到上天竺，除题诗外，并定名上天竺寺为“法喜寺”，御书寺额和“宝陀飞观”、“普甘露门”等匾额。

灵隐、天竺诸峰，总称“武林山”，据《汉书·地理志》：“钱唐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灵山志》称：“宋时定地，以飞来峰之南为天竺，以飞来峰之北为灵隐。因北麓为灵鹫寺，故峰为异其名。”灵竺佛教文化为随同杭州历史千古流传。

杭州佛教的传播的寺院的兴建，都与西印度和尚慧理有关。《天竺山志》载：“东晋咸和初，慧理来灵隐卓锡，登武林警日：“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何年飞来此地耶？”由此，山名“天竺”，峰称“飞来”；后人把峰南所建各寺称“天竺寺”，分上、中、下三竺，慧理遂成灵懈、天竺开山祖师。至今龙泓洞口有理公岩、理公塔，塔内葬有慧理骨灰。古时，灵、竺山间猿猱居多，峰上有“呼猿洞”，相传系慧理蓄猿处。南朝刘宋时（420－479年），灵隐寺住持智一禅师亦曾养猿山间，他能呼啸招猿，人称“猿父”。古代诗人也有“施饭聚猿鸟”、“猿猱扰钟声”、“猿啼一声松子落”等诗句。“冷泉猿啸”成为古代钱塘十景之一。

天竺三寺

天竺三寺深藏林间山谷，由下而上，寺宇壮丽，景色清幽，高僧辈出，佛学与诗文并茂。据《湖山胜概称》“由月桂峰迤西入佛国山，自下竺，过中竺，至上竺而止，上竺则观音灵感。下竺则古迹为胜，三竺之间，云影天光，泉声松籁，岑寂岛空，香凝钟静，耳目心神之会，觉其迷极其光者，岂不超三界外乎。”

《武林旧事》亦称：“三寺相去里许，皆极宏丽，晨钟暮鼓，彼此间作，高僧徒侣，相聚梵肤，真佛国也。”从上天竺可东至龙井，南至琅铛岭，左通五云山，下止梅家坞。天竺，钟灵毓秀，山岚云影，佛学教观，源远流长。慧理、宝掌、道翊三天竺开山祖师，之后，能诗善文，佛学造诣很深的名僧层出不穷，正如苏轼所说：“天竺禅师有作家”。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也赞天竺称：“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天竺三寺始于晋，兴于唐，盛于宋，为中国东南名刹。南宋时中天竺寺曾被评定为“禅院十刹之首”，上、下天竺寺同被列为“教院五山前茅”。

上天竺寺位于白云峰下，由上眺望峰顶，常有白云笼罩，犹如幢盖覆顶。山上产茶，名为“宝云”与下竺，“香林“并称佳品。故苏轼的《和茶诗》中有“白云峰下两枪新”之句。白云峰右下双桧婆娑，寺僧常在树下盘膝养神。峰称“双桧峰”，岩称“双桧岩”（即百丈岩）。山上岩穴甚多，古时常有虎豹出没。树木森森，花草烂漫，朝融夕凝，以致泉脉众多。

古寺前后左右有大悲泉、梦泉、蜥蜴泉、冽泉、孙公泉水、幻应井、示现井等，坐禅井等，其中乳宝泉水“悬乳如脂”，其峰遂名“乳实峰”。古寺院后有成片古桂飘香，故称“天香岩”。寺前白云峰馀脉，其冈如琴，故称“琴冈”，冈上修竹成林，宋时在中印峰、白云峰间名优土成冈，取“愚公移山”之意，命名“愚冈”。

古人赞上天竺景色称：“万竹参霄，碧荫数里，寂然空谷，惟闻泉声。”为古杭城又一名胜区。后晋天福初（936年），僧人道翊在白云峰下结芦修行，称“大名山房”。他在山中见有奇木发光，遂请名匠刻成观音像。据志书称：时吴越王钱弘叔梦见白衣人求其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路筑基，建“观音看经院”，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五月建成，这是上天竺最早的寺皖。

至后汉干佑年间（945－950年），有僧人从洛阳带来，古佛舍利，置于观音像头顶，是“妙相庄严，端正持好，书放白光，士民崇敬”。为此，后入将道翊称为“白云开山祖师”。由于上天竺以观音灵验相专，历代帝王都信奉观音，“凡郡中旱劳，必请入城”。故《七修类稿》称：“杭上天竺广大灵感之号由宋世所加”。

北宋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和元佑四年至六年（1089－1091年）苏轼两度守杭，因杭城多灾，开仓廪，浚水利，但“三吴之灾，连岁不稔”，苏轼曾自责“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希望能“念斯民无辜而受悯”，担扰，难免饥殍，将有流离之惧”，表达了爱民忧灾之情。仳后，明清两代帝王也因袭南宋先制经常至上天竺“祈晴”、“祈雨”。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杭城大旱，饿殍遍道，时有讹传观音大士在上天竺救济饿民，于是蜂拥而至，在上天竺掘土三尺，取粉状泥土充饿，从此江南一带遇有灾荒，饥民常以“观音土”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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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真宗崇佛道，继而宋仁宗推崇佛教，因此，当时杭州官如苏轼、蔡襄、沈文通等均与杭州佛门密切交往，也使灵竺趋于兴盛。

宋仁宗天圣初年（1023年）有铣和尚在白云峰、狮子峰之间建观音殿，一时香火甚盛，“众山环拱，烟云瓢渺，时闻钟声，恍然天官”。皇佑元年（1049年），宋仁宗曾将秘典5330卷赐予看经院，作为教藏，为此专门造了藏经殿。至嘉佑中（1059－1060年），杭州郡守沈文通认为“观音以声音宣佛力，非禅那所居”，提出“以教易禅”，将禅寺改为教寺，并命寺僧辩才（即元净）主持筑室，殿加重檐，宋仁宗亲书“灵感观音院”寺额。至治平中（1065年前后）蔡襄守郡，由宰相曾公亮出资修建寺皖，并将其所赠佛经5230卷藏于院之西庑。

元符三年（1100年）十六观堂落成。 宋室南迁后，金兵于建炎四年（1130年）入侵杭城。当时金兀术（即完颜宗弼）曾谒上天竺，得咒观音像始末，遂将观音像及大藏经载于轿车内运往北方，寺僧智完率弟子跟随至燕京西南五里的玉河乡建寺供奉。绍兴二年（1132年），宋高宗命住持惟日建藏经楼和应真阁，并于绍兴五年亲临进香。隆兴二年（1164年），宋孝宗又命临安府尹曹澄督建五百罗汉堂。

干道元年（1165年）二月，宋孝宗专门召见上天竺住持若纳，并封为“右街僧竺”，后又封“左街僧竺”，赐“白云堂印”，命若纳管辖禅、教、律三宗和江南佛教事务，由此，上天竺寺名重京师。干道三年（1167年），宋孝宗还视往察看，赐绢钱二万，命重建十六观堂。至干道八年（1172年）二月又下诏重修寺院，改院为寺，御书“法轮宝藏”额，将曰月珠、鬼谷珠，猫眼等内宫珠宝赐予该院。

淳熙元年（1174年）又将福州印造的藏经500函赐藏该院。翌年，宋孝宗到上天竺进香，正式改院为“灵感观音讲寺”。当时，凡帝王上山进香都在白云堂进斋。至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改名为“天竺教寺”，评定为教寺“五山之首”。凡高丽等国使者僧人来朝，都至上天竺交验书牒并予接待。

开禧二年（l206年）七月灯火成灾，十六观堂被毁，住持妙蛙竭力营建，一年完工。南宋后期，上天竺菩萨被朝廷奉为“治国安邦”的主宰。宋理宗赵昀在《天竺灵感观音大士赞》中称：“神通至妙兮隐显莫测，功德无边兮应感奚速。时和岁丰兮丰佑我民，兵寝刑措兮康此王国。” 宋末咸淳二年（1266年），寺院尽毁，于五年由寺僧庆思募建，乃改为“天竺教寺”，至元末时，上天竺寺院又毁，直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高僧宗泐入京任僧侣左善世师，奏请重建；明太祖遂下旨建观音菩萨殿，并下令杭城驻军停操二月为建寺搬运砖木。

明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朱祁镇将本山《北藏经》5048卷赐藏该寺左右，同时附有《护藏敕谕》一道。在明朝统治二百七十余年间，上天竺完全靠僧人募化等办法整修寺院。清朝前期，清帝信奉观音大士“奇术妙相”、“灵感显应”，对天竺寺恩宠有加。

康熙玄烨，六巡江南，五到上天竺。康熙五年（1666年）发朝廷内库“重为周色”，并赐《金书尊经》，官员们盛赞此举使“湖山动色，草木回光，美哉圣乎！”玄烨先后赐御书《金刚经》石刻一部、御书“法雨慈云”匾额、金字《心经》、墨刻《药师经》、御制《重修上天竺寺碑记》等。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弘历初到南巡进两到上天竺，除题诗外，并定名上天竺寺为“法喜寺”，御书寺额和“宝陀飞观”、“普甘露门”等匾额，题写柱联有：“绕座法轮明宝月，盈阶甘雨散花天。”此后，他每到上天竺，必有赏赐或有卸书题字，先后该观音像、佛像，石刻《莲华经》，御书《华严经》、《兰亭图石刻手卷》，并题写“色空不二”、“印真阐谛”匾额等，他手书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心陀罗尼经》石刻一册曾刻石19块嵌于法喜寺罗汉大士殿。 正是由于朝廷的提倡和众多佛徒信众对“观音灵验”的信奉，故明清时，浙江苏南各地的乡民村姑都纷纷来天竺进香，成为每年一度的“香市”。

据《武林旧事》、《仁和悬志》称：“方奉时，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大士，以祝丰年，香车宝马，络绎于道，更有自远方负担而来者，名曰香客。凡自普陀院回向，未有不至此者。”“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辰，三吴浙东士民，斋至艺香，舟车络绎，昼夜不绝。”每年新年刚过，“春服既成”，而养蚕尚早，于是“衔舟打桨，进香天竺，结舫为邻，栖至于此”。每逢香市自武林门、松木场、经昭订寺到天竺，沿途摆满各种货摊，贩卖各种用具、土产、玩具等，为时一月有余，延绵数里，道为之塞。“天竺香市”被列为“十八景之一”，直至1949年前，三竺路旁仍建有相连平房供香客宿夜。50年代后开始衰落，70年代末开始重又兴盛。

“文革”期间，法喜寺亦遭劫难。改革开放后，杭州市政府把天竺三寺列为西湖风景区名胜发展项目，法喜寺又喜逢佛缘盛世。在国内外十方大德贤士支持下，寺院焕发新彩。重修后的法喜寺现有天王殿、圆通殿、大雄宝殿、斋堂、客房、山门等主要建筑。尤其是大雄宝殿的五百罗汉山，其雕塑造型艺术融全国各地寺院五百罗汉造像风格。寺内还有生长历史已有五百多年的古玉兰和方竹，其中古玉兰只每年二月十二开花，二月二十即凋谢，开花期仅八天，故尔有缘睹其花者甚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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