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持什么观点（孟子具有民主民权思想吗）

那些认为孟子具有民主、民权思想的论者，提出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他的“国人皆曰”一段话：“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 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後察之； 见可杀焉，然後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徐复观先生认为，这表明孟子已经有民治的原则。这一段话“是说用人、去人、杀人之权，不应当由人君来决定，而应当由人民来决定。”（徐复观：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版，第113页）

在我看来，这段话只是谈用人的原则，并非在论政体的原则。孟子向齐宣王提出用人的问题，并说在进贤时，不得已要用新人，需要将原先地位较为卑贱的人提拔到地位尊贵者之上，将血缘关系较为疏远的人提拔到血缘关系亲近的人之上，这是必须慎重对待的事情。

然后有“国人皆曰”一段话：一个人是否贤，是否不好，是否该杀，国君应该不仅听左右亲信怎么说，还应该听诸大夫怎么说，最后应该听国人怎么说，（在他们意见一致的情况下）然后国君自己进行考察，发现这个人果真是贤人，用他；发现他果真不好，就罢免他；发现他果真该杀，就杀掉他。

这里最后作出决定，并具有这种用人的权力的，仍然是国君本人，而不是国人，即使国君可以打着“国人杀之”的旗号。这里并没有什么民主或民权，我能看到的仍然是君权，不过这个国君愿意考虑国人的看法而已。

孟子这里没有说国君在亲自考察中，如果发现自己的判断与左右、诸大夫、国人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也许孟子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出现了，最后有权力做出的决定仍然只会是国君。

请注意孟子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当家作主的只能是父母，而不会是子女。人民是国君的子女，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应该服从国君的，就像子女服从父母一样。当然，孟子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希望国君在用人时也听听国人的声音，不要只听左右和诸大夫的。

在对于这一段话的看法上，我觉得梁启超的评价要更为中肯一些。他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儒家之意以为，政治家之眼光，当常注视舆论，又当常自出其理性以判断而慎采之。‘善钧从众’，盖彼宗之最大信条也。夫采纳民意，尚须以‘必察’为条件，则纯粹民意之直接统治，不为彼宗所敢妄赞，有断然矣。”（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这段话表达了一种民主或民权思想，顶多只是重视舆论，听取民意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搞清楚，国人是否就是人民。按照徐复观的看法，是把国人等同于人民或民。实际上两者不是一回事，国人并不等于民。

“国人”究竟属于贵族还是平民，或它之中是否包括贵族，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将国人确定在平民这个范围内，相对于庶人（或野人）而言，国人也是一等国民。（参看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8-29页）

即以徐复观自己的考证而言，春秋时期，“当时的所谓‘国人’，乃住在都邑之内，及都邑近郊的人。……国人可以直接批评政治。……国人与统治贵族之间，可能保有由氏族社会下来的疏远血统；也可能有一部分是由没落的宗法贵族而来。……国人是当时军事力量的基础。但并非专以战争为业的人。……总括言之，国人是由士、自由农民及工商业者三部分构成的，有似于古希腊时代城邦的自由民。”（徐复观：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23、24页）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崩坏，国人中的工、商、士，尤其是商与士，得到了特别的发展。国人中的农民，因受剥削最重，自然会向工、商、士，及作为野人的农民分化。”（徐复观：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建立，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由此可知，国人并非指全国人民，那些不在都邑及近郊的广大农民，是庶人，是野人，没有政治权力，不在国人之列。国人是具有政治权力的民，与贵族有这样那样的血缘关系，是国君统治力量的基础。孟子提出，国君在用人之时，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也说不上什么民主或民权思想。何况孟子并没有说应该由这些国人来作最后决定；作最后决定的仍然是国君本人。退一步说，即使实行了国人决定的政体，那也只能说是某种形式的贵族制，准贵族制或半贵族制，而不能说是民主制。

实际上，孟子还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 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

这里巨室是指国内那些有影响的卿大夫。孟子认为，国君只要不得罪他们，同他们把关系搞好，从事政治就是很容易的事情。这里的意思同前面的“国人皆曰”一段是不矛盾的，两者合起来就是，国君应该依靠国内中上层的力量，这样就能稳固自己的统治。至于下层，是不在国君的考虑之列的。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或民权思想。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