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个反面教材（方言剧中的对话性与凝聚力）

作者：周倩雯方言与方言文化所具有的多元状态与特色，在与方言有关的文艺作品中得到了直接而鲜活的呈现。

当下，带有方言元素的表演艺术，以一种悄无声息、层层破圈的方式进入年轻观众视野。例如，2020跨年B站网络春晚中，不少舞台表演节目将青年亚文化和方言表演艺术进行了大胆的结合，无论是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独具特色的重庆方言，还是彩虹合唱团的温州话合唱曲目，抑或各地方戏曲表演化身国潮魅力，一一闪亮登场，在年轻网民中引发了极强的共鸣。与此同时，《山海情》《装台》等带有方言元素的电视剧，几乎收获了全年龄段的关注度。如今的年轻观众常用“去悬浮”“去油腻”等词语表达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强烈召唤，而不少带方言元素的优秀影视剧恰好同时具备了“接地气”的品质，无论是旧片还是新剧，均回应了年轻观众的上述需求。

《山海情》海报

一

方言影视艺术历来充满着话题性。

纵观国产剧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方言剧在其间的起起伏伏。21世纪初，涌现过一批优秀的方言剧。值得一提的有，“北方方言剧代表包括采用北京话拍摄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宅门》、采用山东方言的《闯关东》、使用西北方言的《走西口》，以及近十年来最为知名的东北方言剧《乡村爱情故事》。而南方方言剧，则覆盖了使用广东话的《外来媳妇本地郎》，使用重庆话的《山城棒棒军》《哈儿师长》等。在近些年间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武林外传》中，方言也作为人物角色的语言使用，一度还出现过一部剧中‘南腔北调’的情况”。（李夏至《〈山海情〉〈装台〉带火西北方言，方言剧锦上添花还是买椟还珠？》）

虽然优质方言影视作品不在少数，但泥沙俱下，利用方言元素制作低俗文艺作品的倾向也开始显现。2005年，广电总局出台的方案规定：电视剧的语言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方言影视剧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或游走于边缘地带。例如2006年问世的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虽然做到了以普通话为主，但为求喜剧效应，见缝插针采用了十几种方言，可谓险中求胜。

方言剧的争议性、话题性及其顽强的生命力，从某种角度提醒主流社会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拥有多样化的地域文化时，如何以更智慧的方式找到多种语言（方言）的共存方式？毕竟，优秀的方言影视作品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助力精彩的中国故事的生成与传播。笔者认为，方言剧的破局施力点在于：强化不同台词语言之间的“对话性”，通过方言元素的多元化使用，以尊重对话性，展现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过程，忠实地反映对话中的冲突和融合，进而提炼出民族文化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以此为诉求，方言元素在影视剧中的运用就不再是“插科打诨”，而是“活的灵魂”。

二

在此仅以一南一北两组方言电视剧为例来分析。孔笙、侯鸿亮、高满堂为主创的山东影视团队（俗称“山影系”）制作的经典电视剧《闯关东》和《山海情》，两部作品间隔15年，但内核具有关联性。《闯关东》一剧中的东北话和山东话杂糅，实际上体现了那个年代的一段迁徙历史，不同语言的碰撞和融合，恰是这段移民历史的最佳注脚。

主创人员深刻把握了不同方言元素如何在对话中体现出充满流动性的生活底蕴和充满张力的戏剧性。时隔15年，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山海情》，讲述福建与宁夏进行的“东西协作”扶贫项目，其戏核在于“人挪活，树挪死”，其本质是提倡鼓励区域流动和族群对话，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生活质量提升，进而文化互融也能够实现。从《闯关东》到《山海情》，不同方言元素的对话体现着相似的主题，在方言的对话中造就剧作坚实的语境基础，是这两部电视剧共同的成功要素。

再来看“海派”方言剧的特色。上海电视台出品的《孽债》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夺子战争》堪称沪语电视剧的双姝。这两部家庭伦理剧同样是关于异地迁徙或移民的情节，忠实呈现了不同区域文化在对话和交流中的样貌。

《孽债》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沪语语境，而几位小主人公作为外来者，他们所讲的云南普通话和沪语之间构成了对话性，语言背后的符号学意义在于：沪语所代表的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文化，是否能够接纳云南方言元素所代表的来自边陲地区的文化？上海知青当年去到了云南，结婚生子，后抛妻弃子，返回经济条件更好的发达城市上海，他们的迁徙、返回，再至子女的迁徙，其间裹挟着所有的家庭伦理冲突，构成了这部电视剧最为重要的情节内核。

《孽债》热播之后不久，上影厂精心打磨制作了另一部沪语剧《夺子战争》。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另一个关于“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的伦理悲剧。只是这里的地域迁徙，则是从中国移民至美国。主人公妻子及其父母一家以欺瞒的方式，将儿子多多“骗”出国，造成了留守丈夫的极大痛苦。作为一部纯沪语剧，乍一看似乎很难发现其中的语言“对话性”，事实上，出场机会不多却影响力巨大的另一种语言是英语。《夺子战争》的可贵之处在于忠实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上海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国际文明冲突。这也是《夺子战争》在今年重播的现实意义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话，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较量，借由充满魅力的地方性语言来呈现，其充满民族性的艺术魅力是无可复制的。

三

方言剧其实无形中打开了“中国故事”的一种叙事通道，可以连接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多样性”文化主题。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在这一议题之下，能贡献出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着力于提高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创新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地域、族群之间不均衡的发展水平与文化理念。不同地域的人民依托坚忍不拔的生命力，实现区域融合。这种体现对话性和凝聚力的“中国方案”，呈现于一个个讲述中国多样性文化生态的影像故事中——不但可以在最新的《山海情》中看到，而且也能从早些年的方言电视剧中找到：《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南腔北调”，立足于军队这样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集体能够团结五湖四海的士兵，方言杂处最终落实到“不抛弃，不放弃”这句“钢七连”座右铭；《武林外传》虽然和享誉欧美的《老友记》有着相似的情境设定，但其拥有的毫不逊色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多地方言的运用，中国的地大物博造就了南北差异极大的方言特色和与之相对应的丰富多彩的地域性格，基于方言对话编创情景喜剧，打破了情景剧的物理场景局限性。综上所述，方言剧如想获得新生，获得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恐怕要在方言剧的“对话性”方面下功夫。

在戏剧、影视艺术领域，语言始终是一项核心要素，语言营造戏剧性情境，同时形塑角色特征，并非所有的影视剧都要使用方言，但在某些特定的类型剧作中，方言元素的运用可以起到独特的戏剧性效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