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大学士左（同样是大学士左）

清代不设宰相，因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非官方场合下，仍尊称内阁大学士为宰相。不过严谨地说，只有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才能称为宰相；更严谨地说，则是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才算“真宰相”。

往大里叫、往尊里叫是清代官场相沿已久的陋习，乾隆以后协办大学士有时也可称“相国”，尤其在野史笔记中，更是宰相、中堂、相国满天飞。

然而御史在翻阅文献、笔记时，却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晚清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皆有殿阁大学士衔。

当时的人都尊称左宗棠为“左爵相”，称李鸿章为“李中堂”、“李相”。唯独曾国藩多以“曾文正”相称，鲜有“曾相”的叫法。

那么同样都是内阁大学士，为何只有曾国藩不称宰相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达到鼎盛。当年咸丰皇帝金口玉言，说“克金陵者可封郡王”。

不料满洲贵族们看曾国藩眼热，说大清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此论纯属扯淡，有清一代异姓封王者不在少数，且多在曾国藩之前，无非就是朝廷找借口而已。

曾国藩可以说是清代最有权势的总督没有之一，他任两江总督时，朝廷赋予了节制四省军权的大权，就连江宁将军也得听他调遣。这是后来左、李所不能企及的。

同治年间，曾国藩已协办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位及人臣。无奈慈禧太后对他不放心处处设防，曾国藩不得不主动裁撤湘军。

正是因为朝廷的猜忌，所以时人不敢再称谓上抬高曾国藩，他死后官场上习惯以“文正公”称之。

曾国藩翰林出身，前半生仕途升迁十分顺利，素有“十年七迁”的美誉。他组建湘军时官职是正二品的侍郎，此后以军功累升总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

清代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雍正朝的鄂尔泰以云贵总督晋大学士，但当时人们也不称他为中堂或宰相。

鄂尔泰被雍正调往京城后，很快就以大学士的身份领衔军机处，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宰相。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晋东阁大学士、二等侯，野史笔记中有记载，在左宗棠没有到京城任职之前，官场上的称谓以“左爵爷”。

光绪七年，左宗棠奉旨入京被调入军机处任职。晚清四大名臣中，仅有左宗棠有担任军机大臣的经历，故而左宗棠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宰相”，此后称谓也变了，成了“左爵相”。

只不过左宗棠的名字与“中堂”读音相似，同僚们认为以“左中堂”相称似有不敬，所以一般不称他为中堂。

李鸿章也是地方官，但他的情况与曾国藩又不同。李鸿章仕途巅峰时，身兼数个要职，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外，还是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

海军衙门是晚清时期与军机处、总理衙门平行的一个机构，以醇亲王为海军大臣。不过醇亲王是只是挂名，海军衙门真正当家做主的却是李鸿章，而且海军衙门主要也是为北洋海军服务的。

此外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高度参与了朝廷内政、外交事务，因此他的编制不算是地方官，而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大员。正因如此，李鸿章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官场上都以李中堂、李相称呼。

清代地方督抚实力的提升，主要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曾国藩为汉人督抚开了一个头，可他自己却没有活到汉人督抚“作威作福”的时候。

文献中有“同光中兴”一说，具体是指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一直到甲午战争的这段时期。这期间，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集团核心人物，无不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朝廷事务。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因去世过早没有享受到这一波红利。若是他能再活十年，其声望将无人可及，宰相的头衔也是板上钉钉的。

按照清代惯例，外省总督即便有大学士头衔，也是不能称宰相的。乾隆时期官场称谓不算烂大街，乾隆皇帝本人也反对“宰相”一说，即便像福康安那般恩宠无二的精英，同僚也不敢称其为宰相。

有清一代，出自皇帝之口且有正史记载的宰相仅有刘统勋一人。乾隆三十八年，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去世，乾隆悲痛欲绝，对其功绩极度认可，下旨赐谥文正，并盛赞其为“真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