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在赴东北途中四次抗命不遵（黄克诚在赴东北途中四次抗命不遵）

老覃在昨天写了《1945年，曾克林报告中央“东北多枪，随便拿”，彭真到后直呼上当》一文，文中提到，1945年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报告后，做出了成立东北局和向东北派遣大批干部、军队的决议。

不过，因为曾克林反映，日军投降后，留在东北的武器堆积成山，可以随便拿。

中央因此做出了调动10万军队“不带武器”入东北的决定。

当时，全国兵力的调整计划为：山东6 万兵力到冀东和进入东北发展；新四军主力从江南转移到江北；江北新四军主力撤到山东，争取在两个半月之内在东北组织起20万至30万能作战的军队。

命令一下，各支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日夜兼程、水陆并进地向大东北挺进。

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悍的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黄克诚的新四军第3 师。

老覃在多年前写过《黄克诚大将有多猛？高度近视的他误闯敌阵，一声断喝，敌人全懵了》一文，文中说了，黄克诚外表文质彬彬，身体羸弱，戴一副厚底眼镜，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将，但他在战场上打起仗来极其勇猛，经常身先士卒，抄起家伙就往敌阵冲锋。

不过，打仗勇猛并不是黄克诚的最大的优点。

黄克诚的最大的优点是有战略大局观，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他的很多观点总是与毛主席不谋而合，因此倍加得到毛主席的赏识。

他在早年参加湘南暴动时，因反对起义操之过急，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30年，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时，黄克诚时为三军团的纵队政委，拒不肯接受命令，结果惨遭撤职。

老覃在另一篇题为《1946年，黄克诚痛斥林彪误判战局，13年后，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林彪》的文章中也写了，刘少奇在听取了曾克林的报告后，在1945年9月17日向赴重庆谈判的毛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构想，声称要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抢夺东北。

事实上，黄克诚在1945年9月14日就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发电，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对当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建议立即派10万人的部队赴东北创建一块大的战略根据地。

由此可见，黄克诚实在是一位有深谋远略的军事家、战略家。

黄克诚在9 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命令，要他率部新四军第3 师4 个主力旅、3 个特务团共3.5 万人开赴东北。

他立刻安排先头部队及后勤人员由第一副师长刘震率领先行出发，自己在后面抓紧筹集棉花。

他后来回忆说：“几万人翻山涉水，可是一件大工程，不能说走就走，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当时已经是9月下旬，到了东北，就是冬季的。东北的风雪，可不是开玩笑的，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那是当头的第一件大事。我留在后面搞棉花，受到了一些责难，但我不管，还是坚持做好这件工作再启程。”

除了搞棉花受到责难，黄克诚拒不肯把武器留下来受到了更多非议。

黄克诚说：“当时有命令，要求出关的部队把武器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关东就可以拿到新的武器了。我考虑问题总是先把坏的因素想在前面，以便有备无患。我想，东北目前涉及到三国四方的利益，情况瞬息万变，万一我们到了东北后拿不到武器，这仗还怎么打？所以，我抗命不遵，坚持部队武器不能留下，全副武装闯关东！”

不得不说，黄克诚真有先见之明。

其他部队，因为“不带武器”入东北，而苏联红军又出尔反尔，没有交出日军遗留下的军火库，一度出现了无枪无弹药的尴尬局面，情形极其狼狈。

黄克诚筹集到了棉花后，与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暨全师大部，由苏北淮阴启程，踏上了漫漫征途。

途经山东，新四军军部要求他们稍作停留，先协助山东部队作战，消灭眼前之敌。

黄克诚认为，抢占东北的大事不容耽搁，断然拒绝。

也因为黄克诚的断然拒绝，3师没有在山东担负任何战斗任务，顺利过经山东、过承德，出冷口，于同年11月10日到达河北玉田境内。

老覃在前几天写的《1946年，林彪精心策划了一场稳操胜券的大战，却因刘少奇而流产》一文中提到：国民党的第13军石觉部、第52军赵公武部，共七万多人，乘坐美军军舰在秦皇岛登陆后，由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统一指挥，向山海关发起猛攻。

指挥山海关战役的我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李运昌在山海关大战前期给毛主席传递了“顽军火力盛，士气低”、“最怕冲锋，一冲即溃”的错误信息，毛主席因此对山海关之战持乐观态度，电示前线：“山海关一线如能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于大局极有利。”

但国民党的这两个军都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我军阻击了半月余，被迫弃关北上。

国民党军占领山海关后，除留第13军之54师、第52军之195 师守备山海关及附近战略要点外，其主力部队继续北进，企图夺取北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

军情太急，我军撤得又太猛，杨国夫率7 师撤至绥中后，李运昌才把战况上报给毛主席。

毛主席为了实现独霸东北战略目标，命令李运昌、杨国夫率7 师在锦州地区运动防御，实行“节节坚决抗退”，同时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迅速集结到锦西地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此外，要求彭真和林彪将主力隐蔽在锦州一带地区，进行内线作战。

林彪接到毛主席的电令后，离开了锦州的指挥部，前往兴城、锦西察看地形。

他在兴城看到山东7 师杨国夫部“伤亡失散千余人，极疲惫，无棉裤，许多无鞋，赤脚战斗”的情形，无比心疼，命令杨国夫率部到后方休整，短期内不要参加正规军作战。

山东军区一师师长梁兴初和政治委员梁必业带8000人由山东昌邑、寿光，经河北霸县、玉田，从冷口出山，于11月21日，赶到了兴城。

梁兴初的一师以能征惯战著称，但经过长途跋涉，已是疲劳不堪。

林彪暗叫了一声苦，转而把希望寄托在黄克诚的3师身上。

前面说了，黄克诚的三师在11月10日到达冀东的山河、玉田一线时，山东一师梁兴初部当时也刚刚抵达冀东地区。

山海关大战在即，东北局察觉到了山海关的兵力不足，曾两次电令黄克诚，要他率部赶至山海关及其附近地区，并统一指挥梁兴初师，配合在山海关的守军打击国民党军杜聿明部，守住山海关。

黄克诚认为，新四军3 师刚经过几千里的远征，体力消耗已经抵达人体极限，又要赶到山海关以南的抚宁地区与梁兴初师会合，时间紧，任务重，难以完成作战计划。

因此，他分别致电中央和东北局，表示“恕难从命”。

毛主席于10月14日复电，同意他不去山海关参战的意见，要求3师与山东梁兴初师分路平行前进，限24日左右到达锦州地区休整。

黄克诚带领3 师最终在11月25日抵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地区，同时也收到了毛主席要求3师在锦西地区与敌决战的电令。

黄克诚坚决反对在锦州地区同敌人拼，给毛主席上了军史上极为著名的“七无”电报，说自己的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根本不能参加主力战。

毛主席读了黄克诚的报告，陷入了沉思。

他于11月29日复电黄克诚，要黄克诚尽快与东北局取得联系，说“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由此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信任黄克诚的，对黄克诚所持的态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有受”。

这，已经是黄克诚自奉命出关以来的第四次抗命不遵了。

林彪因为杜聿明追击得紧，他指挥手头上能掌握的只有梁兴初师。

为了减缓敌人前插的速度，他部署梁兴初师在高桥突如其来地切断了蒋军13军一部的后路，击溃了其13军第89师主力。

林彪这一突然发力，把杜聿明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林彪只打了一阵就主动撤走了。

杜聿明惊魂未定，不敢再追，缩入锦州休整了20多天。

林彪之所以未能扩大战果，是因为他没有大功率电台，只指挥到了不到4 个团的兵力参加战斗，其他部队没能到电报，无法配合攻击。

杜聿明躲过了一劫。

此战结束，林彪派李天佑前往江家屯地区寻找黄克诚，终于在12月3 日找到了黄克诚。

林彪无比欣喜地到前往江家屯会见黄克诚。

然而，映入他眼帘的黄3 师，已经不是昔日那支纵横在苏北的黄3 师了。

昔日的黄3师，是一支威武雄壮的虎狼之师。

现在的黄3师，部队严重减员，战士们缺衣少食，身着破烂，缺少弹药和重装备，士气低迷。

林彪又叫了一声苦。

林彪向黄克诚谈起毛主席要求在锦西地区与敌人决战的战略设想。

黄克诚说：“我们靠两条腿实现了千里大转移，是疲惫之师，并且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敌人装备精良，又是乘坐轮船而来，精力旺盛，以逸待劳，我们无法跟他们硬拼。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了自己，再与敌人一争高下。”

林彪听了，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决定放弃了锦州大反击计划。

老覃在前天写的《毛主席和蒋介石都看重的战略要地，林彪却不以为然，说：包袱而已》还讲到，毛主席后来要求林彪“不惜牺牲”，“死守四平”，黄克诚持反对意见。此事过了13年，即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期间，黄克诚还就四平保卫战一事责怪毛主席，说：“敌人不断集结重兵要与我主力决战，我们为什么还要固守四平？”

黄克诚是如此毫不留情面地责怪毛主席，但毛主席一直都很偏爱他。

毛主席曾经有三次亲自点名重用他，第一次点名是要他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第二次点名是让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第三次点名是安排他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黄克诚呢，一生尊崇和敬仰毛主席。

老覃在题为《黄克诚晚年反对修改对毛主席的称谓：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一文中提到，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作了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无限深情地回忆了毛主席在多个历史紧要关头力挽狂澜，挽救中国革命的惊心动魄的往事。

还有，胡乔木曾经提示把毛主席的称谓改成“毛泽东同志”。黄克诚坚决反对，他红着眼睛说：“直呼其名，我从感情上过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