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昨日的世界）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以至于非要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讲述不可。在我鼓起勇气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件、灾难和考验，已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的。我让自己站在前面，仅仅是作为放幻灯片时的解说员；时代提供了图景，我无非是对这些图景加以解释而已，因为这并非我个人的经历，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的负担如此沉重。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使是年纪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荡所震撼。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恰恰站在震荡最激烈的地方。震荡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存的条件，使我彻底脱离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震荡戏剧性地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

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原来的根系，甚至脱离了养育根系的土地——像我这样公正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是罕见的。一八八一年，我出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可是在如今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它无声无息地被冲刷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那是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多个国家曾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之前，我像罪犯似的逃离了它。在那里，我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被烧成灰烬，而在我身处的这个国家，我的书成了上百万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不过是作为一个陌生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朋友；就连我心中选择的故乡欧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残杀之后，在我心中业已消失。与我的愿望相悖，我见证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而野蛮获取最大的胜利；过去从没有过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道德从如此的精神高度坠落到如此低下的地地步——我这样说绝非出于高傲，而是饱含着耻辱。从我刚萌发胡须到胡须变白这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所发生的急剧转换和变化，远远超过以往十代人所经历的。我们中每个人都感到：变化有点太大了！我居然一会儿攀登向上，一会儿节节衰落，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么不同啊！有时我认为，好像我的生活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完全不同的许多种。因为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我提到“我的生活”时，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又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我还不时感觉到，当我想到“我的家”时，我并不能立刻知道，是在巴斯的那个家，还是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那个家，抑或是维也纳我父母的家。当我说起“在我们这里”时，我不得不惶恐不安地提醒自己，对我家乡的人来说，我早已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就像我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与他们并无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还没有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给我越来越多的感觉就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同年轻的朋友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时，我从他们惊异的提问中发现，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的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历史，变得不可思议。我潜藏的内心本能认为，他们的发问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被拆除。甚至在今天，我也不能不对我们能把如此庞杂的事情压缩在我们这代人短促的时间里而感到惊奇，特别是当我把这种生活——诚然充满极度难堪和不安——与祖辈的生活相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看到过什么？他们一辈子过着单调的生活，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荡，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不易觉察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城市里，甚至同一座房屋里；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并不会来敲他们的房门。在他们的一生中，也会时不时在什么地方发生战争，但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仗，发生在遥远的边境上，听不到大炮声，半年之后就烟消云散，被人忘却，成为历史上不起眼的一页；一成不变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一点儿也不会重复，过去了的生活再也不会回来，也留不下任何痕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经受的苦难，比过去落到一。而今天，我们这些六十多岁以及比我们略微年长一点的人，什么事情没见过、没经历过、没遭受过？凡是能想象出来的灾难，我们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苦难至今尚无尽头。我自己就是两次人类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还有过两次不同战线上的经历，一次站在德国一边，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战前我享受过最高度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战后却尝到了数世纪以来最大的不自由。别人赞美过我，也责备过我，我自由过，也不自由过，我富有过，也贫穷过，《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全都闯入我的生活，这就是：战争和饥馑、通货膨胀和暴政，疾病和政治流亡。我目睹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插图]，尤其是那个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欧洲文化繁荣局面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和蔓延。我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想象不到地倒退到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时代中去，这是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在我们经历了若干世纪以后，又看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和集中营，看到了严刑拷打和大肆掠夺，以及对不设防城市的狂轰滥炸。所有这些兽行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五十年里所未曾见过的，但愿我们的后人不再容忍这些暴行发生。但是，十分荒谬的是，我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也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在一处说的话一秒钟就传遍全球，从而缩短了世界空间的距离；原子分裂战胜了最险恶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到。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另外，一个人必须永远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尽管他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自始至终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或者说，被驱赶、被追逐的人——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他们所经历的比前人多得多。就在今天，我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口，所以我让我的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结束。这样做并非没有意图，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天，标志着造就我们这些六十岁的人的时代彻底结束。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见证给后代留下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没有完全枉度一生。我非常清楚，我是在一个对我极为不利但又极具时代特征的环境下写这些回忆的。时值战争，我客居异乡，缺乏任何帮我回忆的材料。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我手头没有一本自己的书。没有记录，也没有朋友的信件。我无处问询，因为世界各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说由于审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好像数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我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我脑中的记忆。记忆以外的其他一切，眼下无法找到，或者已经遗失。我们这一代人学到了一种极好的技巧：对失去的绝不缅怀。也许，资料和细节的欠缺正是我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不是把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记住，而把另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忘掉的机理，而是具有整理和明智舍弃的能力。人的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本就是应该忘却的，这是人的内在本能早已决定了的。唯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才好为别人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和选择的，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所作的回忆，但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