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盛世合集（解说王朝覆灭十一）

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与睿宗之间曾有武周政权。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是什么原因呢？自唐亡以后，人们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唐朝的灭亡，以探寻其灭亡的真相。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贵族。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乱的局面，起兵西入长安，立杨侑为帝，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自己称帝建国，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

　　唐朝建立时，天下依然是群雄并争，战乱不止。所以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乱，统一全国。在高祖在位的九年里，甚至到了太宗贞观初年，唐朝还主要以平叛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唐初十年里，唐高祖、太宗先后剿灭西北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黄河流域的窦建德、河北的刘黑闼、江淮的辅公 、北部的梁师都、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后裔萧铣、岭南的冯盎、招降幽州的罗艺等，全国始告统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亡国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号，太宗在其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太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

　　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624—705年）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俺、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张易之、张昌宗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但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专宠韦皇后及安乐公主。韦皇后欲效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但除了暴行之外，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

　　她们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党徒，连幼儿都杀死。李隆基（685—762年）后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玄宗。由于他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玄宗善用贤人，任用姚崇、宋 、张嘉贞、韩休、张九龄为相，这些人各有所长，有的忠言直谏，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于吏治，对玄宗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都起到了参谋与协助的作用。玄宗反对浪费、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与监督。在经济上，玄宗主张兴修水利，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发展生产。此外，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大的军区，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以此保证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畅通。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元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开元20年，全国民户数量为780万户，人口4500万，比唐初户数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会发现唐玄宗身上有许多缺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玄宗却恰恰相反，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从天宝年间起，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

　　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662—716年）景云二年（711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又称为“十镇”。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后来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的赏识，被认作养子。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没有被玄宗怀疑，得益于安禄山将朝廷内部，玄宗身边的情况早已摸清楚，并进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见他那肥硕的肚子，便笑着问：“你这肚子里都装什么了，这么大？”安禄山答道：“除了一颗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没有别的东西了！”安禄山得知玄宗与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现出对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禄山与太子见礼，他却不拜，还装傻说：“臣是胡人，朝廷里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这太子是什么官啊？”玄宗跟他说：“这是储君，未来的皇帝。”安禄山竟然答道：“臣头脑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还有什么储君？”为了进一步显示忠心，安禄山竟请比自己小16岁的杨贵妃认自己作养子。这样一来，玄宗对他就丝毫没有了戒心。即使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已露出了叛乱的马脚，但自信的玄宗还表示：“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安禄山在安抚玄宗的同时，却在马不停蹄地做叛乱准备。他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名，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马匹，囤积粮草，购置武器。天宝十四年2月，他获准在自己的辖区里以32名蕃将代替汉将，至此，安禄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由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发制人，遂于同年11月9日，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

　　这场叛乱，唐朝政府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安禄山进军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并向长安进发。此时的唐朝中央，乱作一团，京城周围兵力很少，调动军队就花了许多时日，又急调大将火速回京护驾。唐军初战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将都因战败被杀。皇帝的御驾亲征也没有成行。而这时的战争出现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战争的节奏，给唐军在潼关一线集结兵力创造了条件。在接下去的半年里，双方一直在争夺潼关。因为潼关是进入长安的大门，潼关失守，长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禄山的军队还是攻占了潼关。于是，唐玄宗不得不携带文武百官、后宫、宦官等，于6月13日逃离了长安。之后的历史，对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来从未遇到的困境。6月14日，当玄宗一行到达马嵬驿时，随行部队发生了哗变。军队将士认为此次叛乱全都是由杨国忠而起。当大家看到杨国忠与吐蕃使臣谈话的时候，就有人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反啦！”众军士怒火中烧，将杨国忠斩首。而这时大家又在想，杨国忠能权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们想到了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愤怒的士兵认为唐玄宗之所以废弛朝政、贪于享乐，杨国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乱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杨贵妃。因此，将士们群情激奋、山呼海啸，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这让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难在江山与美人中间作出取舍，但玄宗最后舍弃了美人，将杨贵妃缢死。这才平息了哗变，使大队人马最终得以到达成都。而就在此时，另一件事也让老皇帝非常吃惊，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711—762年），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公开的夺权行为，可对于出逃在外、无计可施的玄宗来讲，他只能听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于762年忧郁地病逝于长安宫中。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战争刚刚结束，唐代宗就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与唐朝优崇安抚的初衷相左，这一任命给这些已有割据之志的将领们提供了成为新的割据者的条件。在各藩镇中，有一部分能够服从中央指挥，但相当数量的藩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其中平卢、成德、魏博三镇的割据性最强，被称为“河朔三镇”。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

　　面对这一局面，唐朝中央多数时间在忍耐，但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唐朝政府与藩镇也曾发生过战争，其中德宗、宪宗、武宗时期的三次规模战争较大。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袭其父位，魏博镇节度使田悦亦代为请求，唐德宗予以坚决拒绝。李、田于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也请求袭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应，李纳也因此叛乱。唐德宗只得采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调动其他藩镇军队镇压叛乱军队，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藩镇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四人称王，二人称帝；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称楚帝，朱 称秦帝。在平叛过程中，许多藩镇采取臂望态度，不肯出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只得远调泾原兵参战。可是当泾原兵路过长安之时，嫌朝廷犒赏不丰，遂拥立朱 ，起兵作乱。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险些丢掉性命。这场战争经历了五年，结果是唐德宗向藩镇妥协，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了。

　　唐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宪宗一即位，就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决心平服藩镇、重振国威。从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节度使，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朝廷，成德镇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输贡赋、请朝廷派官吏。宪宗打击藩镇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藩务，随即叛乱。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最终于元和十二年擒吴元济，平定淮西。不久，宪宗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能够取得如此多的胜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宪宗时期，中央已经有了直辖部队——神策军，这是打击藩镇的军事保障，同时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为打击藩镇创造物质基础。宪宗本人的决心与意志，在平服藩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讨淮西三年不下，满朝文武皆呼罢兵，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的方针，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卢、成德藩镇制造恐怖事件，在京师刺杀宰相，并在东都策划暴动， 企图动摇宪宗平叛的决心。而宪宗果断处置，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将平叛继续下去，最终取得胜利。但宪宗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他死后不久，许多藩镇又纷纷发生变乱，各自为政。

　　唐武宗时期与藩镇的战争主要是同泽潞镇进行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素不服从中央。

　　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死，武宗采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发兵讨伐泽潞镇，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加之泽潞镇内部发生内讧，朝廷终获胜利。武宗之后，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双方相安无事，倒是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藩镇之间的斗争，导致藩镇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很大；藩镇内部斗争的结果是藩帅的变更。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

宦官是皇宫中专门负责皇帝和后宫的衣食起居、皇宫宿卫的侍从人员。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卑贱和身体的残缺，历来为人们所不齿。唐代的宦官，从唐玄宗晚年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开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经说过一段话，反映了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况。他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统领神策军（中央禁卫军，负责保卫皇帝）。从此，宦官参掌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可见，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力之大，危害之广了。

　　从崔胤的话，我们知道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

　　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

　　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

　　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 、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澳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 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

　　大和九年（835年）11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唐后期的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唐朝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

　　“牛李党争”中“牛”指的是牛党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李”指的是李党首领李德裕。

“牛李党争”缘起于一场科举考试。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在答题中对时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这触怒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在宪宗面前陈诉，说翰林学士裴、王涯在审查考卷时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宪宗闻听，勃然大怒，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获重用，被外放充当藩镇的幕僚。事后很多人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嫉贤妒能。于是宪宗于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启用被贬职的裴出任宰相。这样，两派在朝廷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现了初步对立的局面，但这时还属于“牛李党争”的形成时期。在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两股势力互有进退，一方在朝执政，就将另一方贬至朝外。

　　政治主张不同，是“牛李党争”的一大特点。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而李党对科举制不满，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李党力主削弱藩镇势力，恢复中央权威，而牛党则反对用兵藩镇，主张采取妥协政策；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而牛党却极力反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党争的不讲原则性。精简国家机构，利国利民，有何不可？牛党明知是正确的，但这主张是李党所提，不管有无可取之处，一概否定。有个例子，更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镇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请朝廷收复吐蕃占领的维州，当时形势对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为相的牛僧孺却坚决反对。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党的杜 收复了维州，而在朝执政的牛党人物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见，党争的实质就是对人不对事。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事，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要坚决否定。这哪里是在为朝廷着想，为亿万苍生着想呢？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毫无原则的义气之争。“牛李党争”，以宣宗朝牛党当政而最终结束。

　　朋党之争，是继南衙北司之争后的另一场统治阶级内耗的争斗，而且旷日持久，朝野震惊，破坏了正常的议政、施政程序，扰乱了皇帝大政方针的制定。加之，各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内连阉宦，外结藩镇，使三股势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们只知互相倾轧，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这样的国家岂能不亡？

唐朝后期，由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连年战争，不断向百姓增加赋税、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时期，连年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断的加派赋役，于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导者是王仙芝与黄巢。

　　起义爆发于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起义，后协同作战，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王、黄又分兵作战。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其众投奔黄巢，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此时，黄巢决定东攻洛阳，而唐朝派来大军，打消了黄巢的计划。之后，黄巢率军转战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军。广明元年（880年）7月，黄巢利用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相猜忌并畏惧起义军的形势，迅速北渡长江，于同年11月占领东都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12月13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将原有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革职，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黄巢严惩皇族，唐宗室留在长安者全部被处死，富豪的财产被没收，分给百姓使用。但黄巢没有追击逃跑的僖宗，也没有将中央禁军全部歼灭，同时大齐政权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和二年（882年），起义军将领朱温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于唐朝，这就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唐军开始了反扑。起义军于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长安，向东撤退。之后，起义军与唐军的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损失惨重。在朱温、李克用等军队的包围阻击下，黄巢最终退至今山东莱芜境内，于中和四年（884年）6月，战败自杀。至此由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农民战争，给垂死挣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唐朝的统治瓦解了。叛变投降的朱温，成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将内侍省数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专权局面结束。天 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改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政权得以如此长时间的维持，有赖于唐朝前期君主的励精图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也有赖于后期有作为君主的亡羊补牢。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藩镇长期割据，与中央对抗，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使皇帝大权旁落，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政权日趋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日趋悲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唐朝统治彻底崩溃，统治中国290年的大唐帝国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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