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在小岛上的四个阶段（庄加逊为什么是马勒）

《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英]诺曼· 莱布雷希特著，庄加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出版，59.00元，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鲁滨逊在小岛上的四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鲁滨逊在小岛上的四个阶段

《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英]诺曼· 莱布雷希特著，庄加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出版，59.00元

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马勒，但总有一些适合进入的缝隙，人们在其中得以寻求自我。在那样的瞬间，马勒成为每个人的私人庇护所。

——诺曼·莱布雷希特

距离《为什么是马勒》的原版问世已过去了八年。201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中译修订版，一则是作者近些年对原版修订的成果，二则是继2013年台湾中译本后，《为什么是马勒》在大陆的首次亮相。在众多喜爱马勒的中国读者眼中，这是一本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马勒指南。殊不知，它从诞生的一刻起便引发了轩然大波。

2010至2011年，古典乐圈接连迎来马勒的一百五十周年生辰纪念及百年冥诞，一场马拉松式的马勒音乐庆典就此拉开帷幕。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当今最受欢迎也最具争议的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推出了《为什么是马勒》。书中涵盖大量关于作曲家生活及创作的记述，巧妙地将作者苦寻马勒的旅行，音乐创作与其他文化形态、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的交互对话，乃至现当代都市的图景编织其中，并就十部交响曲的唱片版本加以阐释比对。莱布雷希特以小说的笔触重塑了马勒，探讨现当代意义层面的“马勒效应”，并试图回答马勒的音乐何以能够成为我们二十一世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声音。大胆、富煽动性的文笔从不教读者失望：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情人的呢喃与嫉妒，音乐界保守与激进的角斗，镶着甜美花边的文艺圈八卦，维也纳的魅惑与颓败，纽约的蓬勃朝气与不可避免的铜臭味，作者情真意切的内心独白与散发着乡愁气息的回忆……

古斯塔夫·马勒

可就一本传记而言，它的结论过于大胆：马勒的音乐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甚至改变世界！野心勃勃的判词赫然成为此书的副标题——“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有意味的是，台译本出版时隐去了这句话，改以“史上拥有最多狂热乐迷的音乐家”代之）。问题接踵而至。

评论界对《为什么是马勒》的诟病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莱布雷希特缺乏传记作者应有的客观，结论过分夸大马勒在音乐历史上的位置与作用，是对读者最糟糕的误导。其二，传记采用小说文学的叙事方式，以第一人称一般现在时进行描述，处处是暧昧的自传式戏拟，仿佛莱布雷希特已化身作马勒，这无疑是厚颜无耻的狂妄与自恋。当年，知名的《柯克斯书评》调侃称这不过是莱布雷希特本人写给马勒的一封漫无边际的情书，充满了自我陷溺与个人化臆想，笔者不过是借着马勒周年庆蹭热点，书中遍布危险的谬误；英国《卫报》记者斯蒂芬·莫斯（Stephen Moss）则撰文道，“这是一本混合着传记故事、个人游记、CD指南，以及过多‘自传’成分的古怪杂烩，莱布雷希特大力宣扬的、所谓此传记的优点在我看来一无是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今时代总是更青睐暧昧的开放性文本，劣势与优势顷刻间发生转换，一切仅在于看待问题的角度。纵使收获恶评无数，《为什么是马勒》依然在广大乐迷中享有好口碑，成为二十一世纪最畅销的音乐传记读本。莱布雷希特并非不知如此写作将面临的风险，这恰恰是他全书立论的基础与最核心的观点，并且他深谙媒体大众的现代性心理，在晦涩难懂、缺乏亲和力的马勒身上找到了可突破的缝隙。莱布雷希特在事后的采访中称自己一开始也想走正统传记的路子，只是中途难以为继，“马勒是一位属于我们时代的音乐家，他从不属于他所在的时代。我忽然意识到可以在成就他的未来世界的文本背景下讲述他的故事，一切变得自然起来。我深知会有许多出版商、评论家反对这种做法，但这是唯一让我感到自信的书写方式”。话题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这不再是摆在读者面前供人学习的宏大音乐史学课题，而是每一位读者与马勒共同建构的、流动的个人化读本。理解马勒便是理解你自己。

将观点镶嵌在形式背后，这既是所有熟知犹太文化背景的创作者擅长的“面具之舞”，也是极富现代意味、极自我的书写方式，不惜招致歧义、误解与争吵，了解马勒做派的读者一眼便知其中高度一致的戏拟。这当然不是一本绝对客观的传记，但可以是一本最接近作曲家气质的传记。最终，莱布雷希特成功地将“感同身受的马勒”穿插进描述中，在现代性的镜子中重塑了马勒。首先需要补充并澄清的是：这是六十年代马勒思潮影响下的马勒。

马勒《第八交响曲》首演阵容，参与的演奏家与演唱者多达千人

六十年代马勒浪潮

马勒为人们所理解是有前提的。“1960年，适逢马勒百年诞辰，伦敦BBC制作人与纽约的伦纳德·伯恩斯坦合作，首度将马勒全套的交响曲搬上舞台，马勒的作品得以重新进入常规音乐会曲库”，仅在序言部分一笔带过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前提。马勒从无人问津到一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正是源于六十年代声势浩大的马勒复兴。确切的说，六十年代反主流，强调平等、个体与普世价值的文化思潮为马勒的强势复出提供了温厚的土壤：当时，大众的音乐品味正在悄然改变，古典音乐中的对抗性逐渐为复杂性所取代，人们不断挑战边界，沉迷于更繁复更抽象的声响世界。曾经被“边缘”的马勒终于等来了他的时代。

“马勒：他的时代已经到来！”1967年，《高保真》杂志9月刊的封面醒目地打着这么一句标语，将一篇华丽的三千字文推送到读者面前，该文出自伯恩斯坦之手，文章热情地赞美了这位作曲家的功绩与成就，兼为自己首套马勒九部交响曲全集站台。当时推出马勒作品集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乔治·索尔蒂与拉法埃尔·库贝里克。此外，包括克伦佩勒、霍伦斯坦、莱因斯多夫、阿巴伯内尔以及当年激进主义少壮派代表海廷克、马泽尔在内的众多指挥家皆对马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灌录唱片。与浪漫主义时代颇多疏离的先锋派序列音乐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甚至录了一张关于马勒早期成就的唱片——《悲伤之歌》康塔塔，依照他的观点，这首作品“被不公正地忽视了”。同一时期诞生的还有至今被视作权威的马勒传记——格朗日（Henry-Louise de La Grange）的《马勒》，他在传记前言称“马勒是一个神话，马勒即此书。马勒是尘世间瞬间显灵的人物。读此书将被施予魔法，令人成为马勒”。马勒在疯狂的追捧中大踏步走进主流视野，成为音乐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并且持续至今。

格朗日所著传记《马勒》

“令人成为马勒”，与莱布雷希特多么一致的说法！莱布雷希特将伟大作曲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置身圣殿巍然耸立的、接受后人膜拜的作古巨石标本，另一类则是以马勒为代表的“属于未来的昔日边缘人”。马勒截取自己的生活作为音乐创作的模版，揭露黑暗私密的精神创伤，将它们摆在公众面前一一分析，只为缓解身为人的苦难。他所呈现的外表不但暴烈，而且变幻莫测。马勒称自己是“三重的流浪者”，同时拥有三层纠结的身份：犹太人出身，说德语，又无以逃脱被整个世界拒绝的命运。其间种种鲜明的异化与疏离感皆是现当代读者最熟悉的主题。莱布雷希特写道：“马勒属于今天，在一个瞬息万变甚至是危机四伏的世界里，他是一位能与音乐家及听众感受互动的创作者，是温暖又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他穷尽一生都在通过音乐与我们诉说，这样一位同甘共苦的伙伴：同样的笑，同样的泪，同样试图明白人生的意义。就在此时此刻马勒还活着，他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认识马勒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这些充满自我陷溺的话语，若放在六七十年代以降的现代性语境下解读，似乎并不为过，以个人化的方式来刻画马勒便也顺理成章。

犹太语境下的马勒

得益于作者的专业背景（莱布雷希特曾先后就读于耶路撒冷的科尔托拉犹太学院、以色列的巴伊兰大学，尤擅犹太经典《塔木德》解读与辨论），《为什么是马勒》最精彩的洞见在于揭示了马勒及其现代性背后的犹太文化语境与传统。莱布雷希特有意识地将马勒的出身、人格特质、创作语汇、行为方式乃至最终的命运与犹太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提供了许多在其他传记中不曾看到的细节，皆是很有价值的参考。马勒被塑造为一位“犹太人的天才”，这为读者理解马勒作品打开了一扇窗户。

童年时期的马勒

首先是马勒吊诡的音乐语汇。马勒总是试图在音乐中传递某种莫名的、错综复杂讯息，这使得早期刚接触马勒的听众非常不适应。以最为人所熟知的《第二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为例，将童谣与葬礼进行曲杂糅在一起是令人极度不安的关窍，一转眼，音乐就从庄严肃穆变为轻狂、乃至粗俗猥亵。马勒同时在音乐中呈现一语双关，或者是一语多关。摇篮曲与哀歌是亚努斯的两面，他引进音乐性讽刺，如同亚理斯多德的‘言辞反讽’（eironeia）——明里说着这件事，实际上说的是另一件事。童谣－葬礼进行曲这个令人不安的听觉形象，隐晦地象征着孩子的死亡。

莱布雷希特指出，身为一个犹太人，马勒所使用的“讽刺”技巧并非源自古老的希腊式传统，而是相当日常的意第绪语汇。意第绪语的出身很复杂，杂糅德语、希伯来文、阿拉姆语（Aramaic）以及文法完全独立的斯拉夫语词汇，是马勒最先接触的语言。意第绪语乃犹太人的“母语”，借由此语言系统，犹太人可以相互间用“密语”交谈。双重否定的用法是为了混淆外族人对真正意图的理解，彬彬有礼中暗藏玄机，唯有非常仔细观察说话者的语调与手势，才有可能确定对方究竟是在称赞还是侮辱。成年后的马勒时常用意第绪语的方式思考与表达。只要一个手势，一个轻微的声调变化就能使语意发生改变。在意第绪语中，任何陈述都可以充分表达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他是一个聪明人”（er iz a talmid-khokhem, He is a wise man），若刻意加强代词代词“er”，则表示那人是个傻子。委婉的讽刺令一切变得暧昧，对作曲家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掩护。

又如马勒《大地之歌》最后部分的歌词反复成对出现的“ewig”，除却表面上的“永远”之意，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指涉。莱布雷希特写道：“‘Ewig’——这个关于‘永远’的谜题多年来让我毫无头绪，直到1988年，于维也纳观看的一场展览才让我似乎抓住解开潜意识之谜的玄机。在所有展品中，有一张火车站照片，火车站悬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the eternal Jew）。‘Ewig’在德语中有某种特定的涵义。这位‘永远的犹太人’正是圣经里杀了救世主而被惩罚从此要在地球上游荡的人，他代表了对基督教神学的试炼。在德国人脑中，‘Ewig’根深蒂固地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大地之歌》中的“Ewig”是马勒内心深处古老的犹太魂灵，另一个自我，代表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身份，也将是他生命最后乐章试图重新发现的所谓“原初的自我”。

对“犹太之根”的铺陈是层层叠加的，从马勒的音乐语汇、行为方式，再到当时犹太族群在各个城市的生存状况，环环相扣。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勒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犹太人，哪怕他为赢得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一职而背叛“犹太教”，他也永远是阿尔玛口中“信仰耶稣的犹太人”，相关论述可谓精彩。

瓦尔特·本雅明曾在《单向街》中曾写下这样的话：恋爱中的人不仅迷恋情人的“缺点”，甚至恋人脸上的皱纹、痣、寒酸的衣着以及有点歪斜的走路姿态，都比任何一种美更持久、更牢固地吸引着他。我们像一群小鸟般在树上枝繁叶茂的隐蔽处寻求庇护般，遁入我们所爱之人身上的皱纹、笨拙的动作和缺陷之中，它们在那里能够踏实、安然地自处。任何路人都不会猜到，正是在这个地方，在有缺陷和易受指责的地方，爱恋的飞鸟营巢而居。

这的确是莱布雷希特写给马勒的一封情书，马勒曾经在暗黑的褶皱中安生立命，将死亡转化为生的力量，而今莱布雷希特用同样遭人诟病的方式于这些细碎的缝隙中拼贴出自己珍爱之人的身影，亦或者是他自我的投射。如莱布雷希特所说，他写得自信且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