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是哪个地方的（农业学大寨）

大学毕业后，经过一年的“军垦”锻炼，于1970年３月，我被分配到准格尔旗工作。此时和我一起分来的还有100多名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沙圪堵是旗府所在地，也是一个百年老镇。两旁又粗又壮的参天柳树将街道上空遮盖得密密麻麻，甚为壮观。在古老而幽静的街道上，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知识分子，成群集伙地散步聊天，这在准旗历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自然就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特大新闻。

此时，恰逢准旗实行军管，即由军队接管政府。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文革中形成的两派群众组织——“红联”和“七一”，实行了大联合。解放老干部，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开始落实政策，为“内人党”等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出现了团结奋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

不久，大学生们都被分配到各单位。有的到基层或工厂，有的留在旗直机关单位。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医生……我被分在旗委政治部宣传组。大部分同学对分配比较满意，只有少数几个不愿到基层的，他们直接找领导，讲明理由后，也都改配在自已较满意的地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是一个风清气正的年代。个人有什么困难问题，只要找领导讲明情况，就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那时人们不懂得送礼，甚至人家给办了事，连一顿饭都不会请得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堪称是真正的纯洁关系。

我到宣传组上班后，因新成立的旗专案组缺少工作人员，让我先去临时帮忙。专案组的主要工作，是对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进行查证落实，并做出准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我走了许多省、市和地方，也顺便观赏了不少山水名胜，留下极为美好印象。同时，也目睹了农村贫穷落后的景象，不少地方的农民还不得温饱。记得当时白面大米很缺，一次我到山东省外调，在返回时，在一个自由市场买了二十斤大米带回家，让邻居们羡幕不已。

1975年春节刚过，我参加了全旗农业学大寨下乡工作队，在大路公社召沟子大队任工作组长，副组长是陈治国。在旗委统一领导下，抽调上百名机关干部，深入农村第一线，组织和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变冬闲为冬忙，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引渠，向土地要粮，向贫穷开战。决心之大，声势之壮，前所未有。

当年，大路公社党委提出的工作重点，是在全社大面积推广种植良种小麦，作为深化农业学大寨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

大路公社位于准旗东北部，东临黄河，与托克托县隔河相望，总面积500平方公里，九个大队，总人口5000多人。这里基础条件较好，气候适宜，水浇地多，水资源充沛。将全公社上千亩水浇地种成小麦，如此规模有史以来还是头一回。它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而且能改善和提高广大社员群众的生活，增加他们的收入，并彻底改变全旗吃白面只能靠从外地调拨的状况。

几年前有的生产队曾试种过良种小麦，但因科技管理跟不上，在小麦抽穗时发生了黑穗病，颗粒无收，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群众害怕重蹈覆辙，将“眼珠子地”荒废了，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顾虑重重，积极性不高。

召沟子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一百三十户人家，八百多口人。面积不大，比较集中。1973年，时任旗委书记院良臣同志在此下乡蹲点，冬天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后沟生产队建成一座小型水库，该队当年新增水浇地几十亩。临近的光阴店生产队土地平坦，土质也好，就是因缺水而全是旱地。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利用后沟队的水库，建成了二级扬水站，并打通了几十米的涵洞，把水从一公里外的后沟队引到了光阴店，将一部分旱地变成了水浇地。至此，全大队拥有水浇地面积由原来的二、三十亩，猛增至一百余亩，翻了五、六番，为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召沟子大队工作组由旗、社两级四名干部组成，大家分别下到各生产队，组织队干部、社员开展“学习大寨精神，实行科学种田”的大讨论，并且认真查找过去种小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懂得科学种植和管理。社员不懂，一般干部也不懂。统一认识后，社员们说：“不是我们不想吃白面，主要是不敢种。只要种植技术能过关，我们都愿种。”从而召沟子大队将大部分水浇地都种上了小麦。其它大队的情形亦如此，全公社实现了种小麦超千亩的目标。

旗委把大路公社大面积种植小麦作为全旗农业学大寨、增产增收的典型。旗委第一书记义德热、副书记唐和亲自到大路公社蹲点，深入生产队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广大干部、群众看到领导以身作则，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信心。

旗委副书记唐和，四十岁左右，朴实无华，被社员亲切地称为“泥腿子书记，”走到哪里就挽起裤腿和社员一起干起活来。1974年秋天，他还兼任大路公社党委书记时，下了一场大雨，沟门生产队的上百亩即将收获的玉米、高粱全部被浸泡在泥水里。在大家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毅然率领公社干部下到队里，与本队社员一起，挽起裤腿，踏入泥水中，苦战十来天，将玉米棒和高粱穗全部收回，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产，仍获得大丰收。沟门生产队当年上交公粮近百万斤，成为全旗交售国家公粮“状元”。

为了保证全旗第一次大面积推广种植良种小麦获得成功，旗农业局把农技员王林派到大路公社进行指导。王林有“小麦专家”之称，对种小麦有研究、有经验。他了解了各大队的土质、水源等情况后，认为凡是能保证灌溉的地，都符合种小麦的条件。王林提出要建立一支农民种小麦技术队伍。每个生产队选配一名有文化、有责任心的青年农民，做为技术骨干，进行集中培训。从平整土地、施底肥、播种、浇水追肥、打药灭虫等一环紧扣一环，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和质量要求，必须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每一项工作。

一次，大沟生产队的小麦因故躭误了两天喷药时间，眼看就要错过规定的时间了。此时，在这里蹲点的旗下乡工作队长赵永祥和秘书杨森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立刻带领全队社员，在大中午，头顶烈日，身背十几公斤重的喷雾器，光着膀子，汗下如雨，走在麦田喷药灭虫，不失时机地完成任务。自此，“赵队长赤膊上阵大战害虫”的故事，在社员中传为一段佳话。

夏收后，全社小麦获得大丰收，平均亩产超过500斤。在收割小麦后，又及时播种小日期糜子和种植秋大白菜，变收获一茬为两茬。以后每年又在小麦地里套种玉米或土豆，使粮食亩产达千斤。这一年，准格尔旗破天荒地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优质小麦10余万斤。

1975年底，我被任命为大路公社党委第一副书记。书记为陈效功同志，副书记还有何生荣、郭玉凤等。新班子是一个民主、和谐、团结的战斗集体。

1976年初，我跟随由公社领导组成的全旗学大寨参观团，赴大寨考察学习。大寨村是山西昔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太行山麓，穷山恶水，自然条件极差。但是，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把“七梁八沟一面坡”建成标准梯田，旱涝保收，粮食单产超“纲要。”1963年遭遇特大洪水，几乎是毁灭性的，社员的房屋被冲毁，十几年修好的梯田，有的也被冲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陈永贵提出“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上缴国家统购粮不少。经过日夜奋战，当年的目标全部实现，创下了人间奇迹。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向大寨人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最主要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看了、听了大寨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和教育。自已想，比起大寨来，我们大路公社的自然条件要好得多，我们的最大差距是领导班子思想上的差距。我下定决心，回去后，首先要在班子内传达、学习好大寨经验，认真讨论，统一认识。然后作好规划，迅速行动起来，带领全体社员用几年时间，把大路建成大寨社。

秋收结束后，公社党委及时研究部署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任务，为明年春耕打好基础。并明确提出，学大寨一定要因 地制宜，不搞形式主义，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务求实效。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下到各大队蹲点指导。

我在小滩子大队蹲点。小滩子大队属黄灌区，素有“粮仓”之称。它的东北边紧靠黄河，西南边是库布其沙漠的边沿，整个地形呈柳叶状。土地平坦，土壤为粘土质，就是所谓“晴天一把刀，雨天一沼沼。”天旱时地面像“刀背”一样坚硬，下雨时则变成泥沼，一脚下去，鞋就会陷入泥里拔不出来。

经过与队干部和社员研究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改良土壤、在粘土里掺沙子，既能疏松土质，又经济适用，这是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有效措施。在西南边与沙漠接壤的地方，是一大湾湿草滩，长满了蒲草和芦苇。夏天，成群的牛马在这里吃草，到处堆积着粪便。冬天也只在上面结有薄薄的一层冰，打破冰层，下面有二尺多厚的沙积淤泥，又黑又臭，是上等的有机肥料。用它来改造粘土质，既疏松了土壤，又增加了肥力，可谓“一举两得”。

这年冬天，组成以基干民兵和下乡知识青年为主力的突击队，我带头与社员群众一起大干苦干。根据地块远近，分别采用肩挑、小车推和大车拉等方式，将沙淤泥搬运到基本农田里。据不完全统计，仅石口子一个生产队就改造出基本农田近二百亩。

第二年春天，我患了肺结核病，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把我调回旗里工作。妻子田树梅十分担心，抱怨说：“什么也没挣回来，就挣回一身病。”

秋天有社员来看望我，他们说，改良后地里的玉米长得又高又壮，每株结两个又粗又大的棒子，还有结三个的，亩产上千斤是没有一点问题了。我听后十分欣慰。头一年大种小麦获得丰收，第二年玉米亩产上千斤，这是广大社员群众学习大寨精神的结果，是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丰厚回报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郝俊，男，汉，1943年3月出生，大学文化，曾在准格尔旂宣传部、内蒙党委宣传部理论处等单位工作，现己退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