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早期铜镜特点（战国镶嵌琉璃铜镜）

在洛阳地区发现的战国墓葬中，就伴有多种特种工艺铜镜出土，如透雕夹层镜、镶嵌金银镜、彩绘铜镜、多种工艺复合镜等等，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镜铸造加工技术的最高水平。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洛阳东郊汉魏故城内城东北隅金村大墓出土数千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珍品，引起世人的瞩目。

镶嵌琉璃、玉铜镜 洛阳东郊金村大墓出土

此件铜镜系1928—1934年洛阳东郊金村大墓出土，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上图）。直径12.2厘米，面光平，背中央以镶嵌白、蓝色同心圆琉璃珠作纽，圆形纽座为玉环镶嵌而成。该铜镜纹样以玉及琉璃将镜背划分为内外两个区间。内区主题纹样在镶嵌的大琉璃环上以六组各五个白、蓝同心圆组成，形式别具一格，外缘镶嵌一饰索状纹的玉环。它是先铸造铜镜体，然后再作镶嵌，其琉璃环及玉环完全是按这一时期铜镜镜背纹样的内外区间划分镶嵌的。

图2 琉璃珠 洛阳战国墓出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这这件铜镜镜背上镶嵌的纹样相同的琉璃或琉璃珠子在洛阳地区的战国墓中常常可以见到，有的内胎为浅绿色，有的为白灰色，有的为琉璃，有的为没有烧结的料胎，表面已形成琉璃层（有人称为釉砂，有人称为陶胎）（上图）。不仅如此，这种特殊的“蜻蜓眼” 琉璃珠在战国时期广泛分布在整个中国境内。除洛阳常见外，在两湖及河南南部的楚墓中也比较流行。而且这些楚墓中往往还发现一定数量的琉璃制品。然而，战国时期这个地区作为全国铸镜的中心，发现了大量铸造精美的铜镜，却从来未见以琉璃珠作镶嵌装饰，在其他地区铜镜上也同样未见镶嵌琉璃珠装饰。到汉代仍然发现大量小型玻璃珠饰，并有少量的“蜻蜓眼”，也未见作铜镜上的镶嵌装饰。

透雕四龙夹层圆镜 洛阳战国墓出土

战国时期是铜镜铸造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已完全改变了前代数量稀少，镜背光素或纹饰极简朴、制作粗糙的特点，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格局。作为铜镜铸造中心的湖南长沙一带集中出土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战国铜镜，被认为是楚人风尚。而洛阳虽作为王都所在地（这里分布着东周时期三大王陵区，东郊金村为陵区之一），这里多年来发掘战国墓达几千座，发现大批战国时期的文化遗物，但出土铜镜数量极少，与战国时期两湖地区楚墓的铜镜相比显得更有限，但这里出土的特种工艺镜却是楚地所不能比拟的。

嵌绿松石青铜牌饰 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

嵌绿松石青铜牌饰 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

这些特种工艺镜很可能是为王室专铸的用具，就是说战国时期使用铜镜并非中原地区的风尚，可能仅作为王公贵族小范围享用，所以数量极有限，且表现出鲜明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嵌金银工艺、鎏金工艺、镶嵌琉璃工艺的使用在整个中国铜镜铸造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其实，洛阳地区青铜器上镶嵌工艺在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开始了，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定数量制作考究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及制绿松石作坊遗址，标志着夏代已有比较发达的镶嵌青铜器工艺技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件极为罕见的特种工艺铜镜可能是洛阳地区当地铸造的、王室高级贵族专用的生活器具。

绿松石废料 洛阳二里头遗址作坊区出土

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中国的琉璃制品大约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战国时期的玻璃制品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形成了自己独立体系的制造业。镶嵌琉璃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不仅使用了西方的琉璃珠，而且自己制造了纹样华丽具有自身特色的琉璃珠。这类琉璃珠为一种特有的工艺技术而为，它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琉璃制品。据考古发现，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2000年琉璃在西亚已开始出现，当时大量的蜻蜓眼与自然玉石组成项链，这种技术春秋战国时期已传播到中国境内，特别是战国时期，这种镶嵌琉璃已遍布南北，集中在湖南、湖北及洛阳地区。这些琉璃制品一些是从西方传入的，一些是当地制作的。洛阳金村出土的这件镶嵌琉璃、玉铜镜上的纹样是以同心圆组成梅花状形式，与西方同心圆纹样有所区别，应是中国匠人对西方同类纹样的改进形式。可以说这件铜镜是以中国特有的形式与西域风格的镶嵌琉璃珠结合而制作的富有特色的镶嵌铜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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