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唐玄奘的区别（为何在65岁高龄还要冒死去天竺取经）

东晋时期僧团管理的乱象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东晋末年，出家的僧人数量已相当可观。据统计，仅长江以南就有寺庙1800所，僧尼数万人。长江以北的寺庙僧尼则更多。僧团的管理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各寺院所遵行的戒律则各有不同的版本。

中国的僧众并不是以乞食为主的。寺庙的经济来源，除了依靠权贵和富人布施之外，他们自己也从事营利活动。有些寺院耕地垦殖，经营田庄，成为大地主，有的测卦问吉，有的治病行医，把寺庙办成了医馆，有的甚至放高利贷。一些大寺院的住持则结交朝中权贵，干涉朝政和地方事务。

例如，在东晋末年，权臣司马道子非常忌惮桓温的儿子桓玄，一真不敢让他出任地方大员。桓玄便用重金去贿赂一个法号“支妙音”的尼姑。因为司马道子非常信任这个尼姑，对她几乎是言听计从。结果，桓玄很快就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为他以后谋朝篡位提供了便利。这仅是佛教僧人干预朝政的事例之一，从中已可看出当时僧伽管理中的乱象。

在僧团的管理上，当时确实是很乱。因为他们对戒律存在各自不同的看法。有些僧人认为戒律中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例如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甚至干涉朝中人事任免这种事。而有些僧人认为只要戒律没有允许的就不能做。双方各有各的理论依据。

而戒律又是关乎佛教生存的大问题，如果任这种混乱状态持续下去，对佛教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有鉴于此，一些僧人就想去天竺取经，求得可靠的戒律原本，以解决中土戒律不一的问题。在这些西行求法僧中，颇具盛名的就是释法显。

为何到了65岁才西行取经？

法显（334年—420年），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本姓龚，三岁时出家做了沙弥，二十岁受具足戒。他对佛法的信仰非常坚贞，在当地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的称誉。

有一次，他与同伴数十人在田中收割稻子，遇到一些强盗来抢粮食（其实就是一群饿疯了的流民）。同伴们吓得四处逃命，只有法显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他对那些强盗说：“你们需要粮食充饥，那就随意拿吧。你们之所以沦落成强盗，都是因为前世不修功德的缘故。今生抢夺他人粮食，恐怕来世会更穷因。我真为你们担忧啊！”那些抢粮的人竟然被他说服了，于是弃粮而去。这件事让当地的僧俗无不赞叹。

法显早年由于要兼顾对父母的孝道，一直在山西临汾附近的小寺庙里驻锡，这里信息不畅。他在寺庙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向佛中求。对外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父母去世后，他在临汾的寺庙中继续精研了十多年的佛法经藏，后来才外出游方。

大约在五十一岁时，他和几位师弟来到了长安，这才逐渐了解到当时中国佛教界在“律藏”方面的残缺，各寺院在戒律方面的混乱。

法显意识到，戒律对于佛教的命运是至关要紧的。佛陀在涅槃之际，曾告诫众弟子要“以戒为师”。殷殷嘱托，言犹在耳。结果，在佛陀涅槃之后不过一百年，佛教就因戒律问题而分裂分上座部和大众部。法显便立志往天竺寻求戒律原本。

但是，一个人上路肯定是不行的。得邀一些同伴一起行动。当时，有西行想法的僧人还有很多。他们并不都是去求取戒律的，经、律、论三藏各有所求，有些只是单纯想去朝拜圣迹。由于西行的路线相同，所以可以结伴同行。人多力量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但也不是越多越好，这种事情需要意志坚定才行。经过一番查访，确定了五个西行的同伴，除法显外，还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

《佛国记》法显剧照

一行五人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

而这时的法显已经65岁高龄了。在平均寿命三十几岁的时代，65岁已经是非常高寿了，就算是出家人到这个年纪也可以在寺庙中养老了。但心中的信仰激励着他，不能就这样在寺庙中浪费剩余不多的生命，只要还活着，就要为佛法尽一份力，就算在西行的路上死去，那也将无怨无悔，总比在寺中等死要好上千万倍。所以他毅然决定西行。

穿越戈壁，翻越雪山

他们在399年春天从长安出发，走了一年才到达张掖（两地相距仅一千公里）。照这个速度下去，猴年马月也到不了天竺。为何走得这么慢呢？因为他们一路要化缘，积攒路费。一旦西出阳关，人烟很少，语言不通，再想化缘就难了。

在张掖，又有六位志同道合的僧人加入了进来，他们是智严、慧简、僧绍、宝云（精通梵语）、僧景、慧达，组成了十一人的“西行团”。由于法显年纪大，僧腊（出家时间）又长，自然就成了西行团的团长。

他们十一人到达敦煌（今甘肃敦煌）后，得到了太守李浩的大量物资赞助。然后西出阳关，穿越罗布泊以东的库姆塔格沙漠。沙漠里气候非常干燥，时常发生大风暴，沙丘波浪一样滚动。很多旅行者被流沙埋没而丧命。地上又没有路标，他们只能以人或动物的枯骨为标帜，摸索前进。他们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走出了库姆塔格沙漠。

出沙漠后，来到焉耆。当地人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因此排斥信奉大乘的法显一行。当地旅馆不给他们住，饭店不给他们吃饭，给钱也不行。“西行团”一分为三，智严、慧简、慧嵬去高昌（信奉大乘）继续筹措路费。僧绍则跟着一帮西域僧人去了罽宾（在今克什米尔）。

但法显等七人却得到了当地富商苻公孙的资助，得以继续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地处塔里木盆地，这里除了异常干旱外，昼夜温差还特别大，白天高温可达40℃以上，晚上则可降到0℃以下，真的是冰火两重天。

沙漠

同样也没有路标，也没有动物骨头作标帜。满眼望去，除了黄沙，还是黄沙，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幸好，头顶上还有个太阳。他们只能靠东升西落的太阳来确定方向。七个人走了三十五天，全部活着走出了这个大沙漠。到达了于阗。

于阗是当时西域的佛教重镇，大、小乘佛教都有，法显得到了当地信众的赞助。这里有大量的佛经抄本，但法显等人坚持要去天竺寻找梵文原本。于是继续前进，去挑战西行路上一个重大的难关——翻越葱岭。也就是翻过今天的帕米尔高原。葱岭平均海拔4000米，一年四季都覆盖着皑皑白雪，气温低，空气稀薄。

同伴一个又一个的离开，他只好独自前行

翻过葱岭后，他们到达那竭国。但慧景翻越葱岭时受了风寒，病倒了，道整留下来照顾他。法显、慧应、宝云、僧景、慧达五人去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参访。

弗楼沙国是北传的佛教发祥地。参观完之后，宝云、慧达、僧景三人就返回了中国长安。后来，宝云还在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的辩论会上担任过翻译。而慧应在翻越葱岭时也受了风寒，在参观完之后，他就在当地的佛钵寺病逝了。

法显独自返回那竭国，与在那里养病的慧景、道整会合。三人一起朝佛陀的故乡出发。但要翻越苏纳曼山，这座山也是全年有积雪。大病初愈的慧景再次受到寒流的袭击，在山上被冻死了。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痛哭流涕。由于没有棺材，只好用冰雪覆盖慧景。

擦干眼泪，法显和道整继续前行。他们到达了罗夷国、跋那国、毗荼国、摩头罗国。他俩用了四年多时间，周游了整个中天竺，巡礼了各处的佛教故迹。公元404年，他俩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舍卫城的祗洹精舍。然后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加毗罗卫城。

公元405年，两人终于到达了当时整个南亚次大陆佛教兴盛之地——巴连弗邑。他们在这里一边学习梵语，一边抄写经书，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关于戒律的经典。他俩在这里学习、抄经，一起停留了三年时间。

道整非常喜欢巴连弗邑的佛教氛围，仰慕当地的众僧威仪，便决心终老于此，再也不回国了。但法显一心想着要将戒律传回祖国。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带着抄好的经卷独自前行。

决定回国，海上也很危险

接下来，法显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国抄写经书，并图画佛像，又停留住了两年。

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到达了斯里兰卡（史称狮子国）。他住在狮子国的无畏山精舍，在那里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

此时，法显离开祖国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他时常思念遥远的祖国，想起当初一同西行的十一个人，有的提前回国，有的死在了路上，有的留在了天竺，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心中便生出无限的悲伤和怀念。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了一把中国的白绢团扇，触物伤情，不觉潸然泪下。他觉得自己在天竺收集的戒律经典已经差不多了。他现在已经是78岁高龄！是时候回去了，再不回去，恐怕就没机会了。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结束了在天竺的求法活动，搭乘印度商船从海路返回中国。这是一艘大帆船，搭载了两百多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信奉波罗门教的。

在横跨印度洋的时候，遭遇了暴风，大船出现了裂缝，海水渗了进来。商人们为减轻船只的载重，只好把货物丢入大海，险些把法显收集到的佛经也丢下海去，法显拼死才得以保全。

大船被吹到了一个无人岛上，他们把破裂的地方稍作修补后又继续前行。这艘破船在海上漂了一百多天，好不容易才到达了苏门答腊岛。

他们在苏门答腊停留了五个月，才改乘另一条印度商船向中国番禺（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到了大台风，商船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飘流。

危机时刻，船上的波罗门教徒认为这些霉运都是法显这个佛教徒带来的。他们决定把法显抛入大海，用他来祭祀海神。这时候有个商人站出来维护法显，说他是一位得道的神僧，你们如果把他丢进大海，他的鬼魂肯定会来报复你们的，到时你们的下场会更惨。而且你们现在去的是中国，中国的皇帝敬重佛法，如果知道你们杀害了这位汉僧，他们的皇帝还会放过你们吗?波罗门教徒都是相信神识不灭的，万一法显死了之后，他的鬼魂真的来寻仇怎么办呢?法显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他们在海上漂了近五个月，这五个月内他们被漂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正当船上的粮食和淡水全部用尽的时侯，忽然看到了陆地，全船的人都高兴成了疯子。法显上岸一问，才知道这里是中国青州的长广郡（今山东即墨）。

长广郡太守李嶷听说法显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赶到海边来迎接。412年七月十四日，在外漂泊了十三年的法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法显在山东的崂山的雕像

后世的景仰

回国后，法显立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直到他圆寂前，在7年的时间内他共翻译出经典6部63卷。其中的《摩诃僧袛律》直到现在仍是汉传佛教的五大戒本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佛国记》。印度和南亚的人都没有撰写史书的传统，现在他们想复原当时的历史，不得不得求助于法显的《佛国记》。

法显大师的壮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管你是否信仰佛教，他这种为了心中的真理，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勇猛向前的精神，永远都值得后世敬仰。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参考资料：《梁高僧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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