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去除私欲(方有廉--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祖籍余姚(今浙江余姚),后迁至山阴(今浙江绍兴)。因曾筑室于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的“心学”以反对教条、转移风气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被称为“王学”,影响很大,还流传到日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传习录》。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传习录·答聂文蔚》
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倡导如何做圣人、君子、圣贤,反对做小人,“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儒家文化中,腐败为小人所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声、色、货、利不应是君子追求的目标,贪恋财货美色是君子十分鄙弃的行为。明代大儒王阳明继承并发扬了儒家学说,建立并实践了自己的“心学”理论。在物欲横流、腐败比较严重的大环境下,作为明朝的高级官员,王阳明不为声、色、货、利所诱,做到了廉洁自守,留下了清白之躯,用亲身实践不断探索和尊崇圣人之道,为后人树立了清白廉洁的君子典范。他提出的“去私欲、存天理”“致良知”等理论,构建的修身克己的方法体系,对治理当前腐败仍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良知摒弃腐败
天理、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天理在各自心中,而不在身外,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天理是每个人固有的本性,天理就是良知,存天理就是致良知。心的本体晶莹透彻,良知如同太阳一样,本来就存在。但良知最容易被物欲蒙蔽,“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每个人要做的只是坚守良知,去掉私欲的障蔽,恢复良知本原而已。天理之外的所有念头都是私欲。本体只有一个,就是良知,而脱离了良知本体的意识观念和想法,则是“非本体之念”的“私念”,都应去除克治。在王阳明看来,好色、好利、好名等想法是要去除的私欲,闲思杂虑也是私欲,同样需要“格”,才能达到“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修为境界。人只有一心,有时夹私带伪,有时至纯至诚。并没有完全善的心,也没有完全恶的心。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有了人欲就不会见到天理,要见到天理,则必须去掉私欲,去掉心上的污点,回复道心原貌。对此,王阳明说:“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
良知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也是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国家治理的根基。正是人的心中存有天理良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社会才存在共同的道德。“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社会基本道德的约束和指引。历史上,甚至现在一些地方仍然没有法律制度,但这些地方仍然井然有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所有人都恪守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禁忌,如勤劳、不偷盗、不贪腐、不乱伦、不欺骗、孝敬父母、不欺弱、怜悯同情等。正是这些基本价值的存在,社会才时时处处都有“守护神”,个人思想、行为、身份地位等都有规矩可循,社会因而不陷入混乱无序。“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良知人皆有之,天理始终存在,并不因做了恶事、有了私欲就消灭丧失。良知是没有私欲的本体,不受半点污染,自然容不下腐败等肮脏的行为。每个人的良知都不会接受腐败,其中包括腐败分子本人。王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腐败如同做贼一样,无论腐败分子得到多少财富和表面的风光,但他知道,人不应做盗贼,不应腐败。如果你说他腐败,他还不好意思,肯定会跟你急。因为虽然做了违背良知的事,但良知还在。“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即便是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他们的良知还会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如怜悯弱者、尊老爱幼等。但为何有的人违背良知去贪腐、不孝、欺骗、盗窃?王阳明认为自私行为的产生“只是物欲遮蔽”。“天下古今圣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是活生生的“念”。良知被私欲蒙蔽,因而萌生了私的念头,从而有了违背良知的行为。将这些私的念头去掉,自然就能见到天理。因此,天理与腐败等私欲是完全对立和不相容的一对矛盾。
■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去掉私欲或人欲,天理自然就能看得见。去人欲、存天理的道理容易讲,但却不容易做到。王阳明曾在横水写信给自己的弟子杨仕德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去人欲难的原因。
“人有习心”,可为善为恶。虽然“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原是个未发之中”,“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至善是心之本体”,至善只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但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因为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因而容易产生意动,导致“有善有恶”。所以人的本性很容易被私欲蒙蔽。人的本体是纯洁透明,无善无恶。但社会环境可以改变人,人具有社会能动性。有的人腐败,不是因为本性是恶的,而是因为人的“习心”在,容易受到环境的污染而变质。但“习心”也可以促使人积极为善,可以变为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人。因此,人有趋善的一面,也有从恶的倾向,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对道的理解和领悟深浅有别。很多人不是不愿学习圣人之道,而是因为人生经历和遭遇不同,不懂得或领悟不到何谓圣人之道,更认识不到圣人之道对社会的作用和价值。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王阳明经历生死考验,被贬贵州龙场,“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方才悟出圣人之道。因此,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品行需要磨砺,除教育指引之外,“利害”、“变故”、“屈辱”等生活经历则是至为重要的教材。但每个人不可能都有机会遇到这些“不幸”,因而君子之道虽然耳闻眼见,却未必真能体悟,更无法以道来克治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私欲人皆可克
王阳明的一大贡献在于继承并发扬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圣人并不专属于少部分人,人人都可以做圣人,做圣人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坚定了众多人的信心,激起了一般人的热情。王阳明提出人人都可为圣人的理论依据是人人都有良知。“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王阳明认为人人都具备成为圣人的条件和资质,关键是要格物致知,要去人欲、存天理,要正心修身。肯定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也就肯定人人都可以教化,外部教化能够发挥作用,让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沟通交往成为现实,整个社会才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理,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
在他看来,尧舜禹时期,天下之人同心、同性,人皆君子。虽然世道已坏,但人性未灭,良知尚存,还有希望拯救,必须唤起众人的良知,灭人欲,存天理。只有恢复良知,才能清除私欲的干扰和控制,也才能约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天理自然存在,穷理只能从自己身上找,而不是从心外去寻求。他打比方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王阳明还拿孔子的两个学生子夏与曾子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笃信圣人与求于己之间,王阳明明显倾向于后者,主张从自己身上寻理,认为心外无理,与朱熹的观点截然不同。将内因作为主要矛盾,将去私欲、克制自律作为首要功课,而不是将矛盾主因推给社会和他人,敢于担当责任,有革自己命的勇气和精神,对从根本上防治腐败有积极意义。
王阳明提出能否成为圣人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别人。一学生曾写信说要“识得圣人气象”,然后再扎实用功夫去做。王阳明批评指出,圣人气象是圣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只能从自己身上去找,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人与生俱有的,不需要到心外去寻求,不用外借假求。王阳明在与徐爱对话中谈到良知是心之本体,自然就有,无需外求。如果良知不被私欲蒙蔽,就能达到孟子说的“仁不可胜用”的境界。但一般人都有私欲,所以要作致知格物的功夫,克治私欲,恢复天理良知。只有让良知没有障碍遮蔽,才是致良知,进而实现意诚。天理人人皆有,只要人人都反求诸己,战胜自己的私心,则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人人皆可为尧舜,“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并不足怪。
■去私欲的方法
在王阳明眼中,最大的学问就是做圣人,而要做圣人,则必须去人欲、存天理。“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心无私欲,就是天理。只有扫除私欲的浮沉,才能看见天理的光泽。只有穷尽天理而心中无一毫私心杂念,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去私欲成为存养天理、打通圣贤之路的唯一钥匙。为打开去私欲这道阀门,王阳明给出了多种方法。
立圣人之志:在王阳明看来,立志十分重要。“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王阳明认为,《论语》提出的“三十而立”,立的就是圣人之志,而不是其他。圣人之志立于心,贪欲之念则无,无贪欲之心,则无腐败行为。立圣人之志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私欲和贪婪。“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烛理明则私欲自不能蔽累。”
为善改过:在《薛侃录》中,王阳明与朋友谈论功夫进展,对做功夫的情景与效果进行了评论,认为去私欲的方法应着力为善,见善即迁,有过就改。只有这样,私欲才会一天天消亡,天理才会逐渐明朗。王阳明提出,圣人著述立经,本意是劝人为善、存养天理,但后人却将私欲掺杂其中,导致文风泛滥,必须要恢复圣人作经的真实意图。“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王阳明继承了孔孟的王道思想,认为“无道桓文之事”是“孔门家法”。王阳明认为,“《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徐爱说:“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王阳明回答:“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王阳明用反间计在平定江西宁王之乱后,在奏折中并没有细说反间计,就是怕这些诡计为后人所传,防止他人模仿而作奸犯科。
不假外求:王阳明认为:“道,吾性也;性,吾生也。”性和道是身上就有的,而不用外求,唯有从自身寻找,努力用功。从自身寻道,找到做圣人的法子。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求“理”须只在心上求,“至善只求诸心”。相信圣人并没有错,但不如自己反省探求理解得深刻。君子应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才是所谓的“深造”。王阳明认为,自己的缺点和问题,自己最清楚明白,痒的地方,自己会去搔,所以自己的毛病还得自己更正解决。“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省察克治:王阳明主张读书与修身养性融为一体,主要目的是去除人欲之私,提升道德修养水平,而不是耳听口说记诵而已。“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将学问做到去私欲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坚定的决心,“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王阳明教人克己用功,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他认为初学的人思虑的多是人欲,首先要教他静坐,将思虑放下。待其心意稍定,再教其省察克治,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逐一搜寻出来,逐个拔掉,才能无私。王阳明要求学生持之以恒,不能一蹴而就,防止稍有成就,就自我满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复知行本体:王阳明曾说:“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是辩证统一的,并不是两回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割裂。说一个“知”,自然就有“行”,说“行”,自然就包含了“知”。王阳明指出,私欲隔断导致知行分离,不见知行的本体。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从来不存在“未有知而不行者”,只有行之后,方为知。知行合一,重在行。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其实更强调行,突出行为实践。对只说不做的人,王阳明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认为去人欲必须要在精微处时刻反省克制,才能每天有所收获。嘴上时刻挂着天理的,瞬间心里可能滋生了很多的私欲。痛下功夫反省尚且难以发现私欲,嘴上说说又岂能发现得了?光讲天理而不实践遵循,提及私欲而不加以克制,谈不上格物致知的学问。
须在事上磨炼:王阳明高度强调必须在具体的事情上去人欲,而不是让头脑空空,闭目空想,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和矛盾。“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人只有放在具体的事情上狠磨,去掉私欲,有了克己入定的功夫,外界的动静便不能动摇心性的根基。去人欲不分动和静,“无欲则静”。从表面看,安静气定时私欲暂时去了,其实仍然潜伏,并没有真正去掉,一遇到具体的事,又滋长蔓延。王阳明不主张无的放矢地冥思苦想,提出去人欲必须结合具体的事进行,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把良知致得精纯光洁,无一丝一毫遮掩。这样在碰到声、色、货、利时,天理运行就不会受其羁绊束缚。(作者蒋来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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