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推行火耗归公养廉银（雍正为何推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撰文|曾凌虚

雍正元年，刚刚即位的新皇帝雍正如同魔术师一般接连向帝国推出多重改革，大部分是围绕清朝治理所开展的内容。在元旦给地方官员下发文告时，雍正首次提出钱粮火耗问题“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并且在文告中说，早在康熙时期就有人提出加收火耗补充亏空，未获通过。

雍正读书画像

所谓“火耗”起于明代万历年间，原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上交国库，把百姓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上交的银锭就有了火耗。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大于实际“火耗”，差额就归官员了。清初的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而且，“火耗”不断加重：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数倍于正赋。虽然顺治、康熙年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作用，以后也就默认了。

无疑雍正的文告引起了一些大臣的迅速回应。这年的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他奏称:地方上的公事开销，都是地方官勒派百姓供应，不如令州县官在原有耗美银内节省出二成，交到布政司库房，“以充一切公事之费,此外丝毫不许派捐。”耗羡本来是地方官私征私用，如康熙所说是地方官的私事，杨宗仁要他们拿出一小部分归省里，作为公用，实际上是提出了具有耗羡归公意义的建议。雍正见到他的奏折，立即加以支持，说他“所言全是，一无瑕疵，勉之”。鼓励他好好实行。

雍正朝奏折

同年，山西巡抚诺岷因该省耗羡问题比较严重，要求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得的耗羡银，通通上交布政司库，一部分用作抵补无着落的亏空，一部分给各官作养廉银。这是全面实行火耗归公的办法，雍正高兴地批准他在山西实行。

因此“火耗归公”与“养廉银”成了雍正着手推动的两大政务。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的养廉银资是从“耗羡"中来的。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倘若是银子，就是指将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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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由此可知，这所谓的“耗羡”实际上是地方官借耗损之名，而征收的一种在各种杂派中苛重的一项的附加税罢了。

最雍正帝曾亲自询问过原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家庭生活用度，鄂尔泰回答道“每月以五百金计之，一年六千金，尽敷用度”。这就是说，作为地方行政最高长官的家庭开支至少每年要六千两银子左右，即为其原俸的33.3倍，据此比例推算，巡抚每年的家庭实际开支为5162两，布政使与巡抚同级。按察使为4329两，道员为3497两，知府与道员同，知县为1499两，等等。实际上地方各级官员的俸薪所得与家庭的实际支出距离很大，中央各级官吏相差之数亦不亚于地方官，这种低俸制对清朝的吏治起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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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养廉银的同时，雍正也推行了“耗羡归公”制度。他谕令各省把原来被大小官员贪污的耗羡银两全部提解归公，上交藩库， 并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养廉之资。这部分银子并非是随意发放的，而是按照官员的官职高低、政务之繁简、地方之冲僻以及耗羡之多少来决定。这种做法可谓是“厚俸以养廉”，而不是以往的“俭以养廉”了。官员们领取了养廉银，不许再有乱收胡收之举，否则就要受到严惩。

清朝银票

实行“厚俸以养廉”制的结果，化私费为公款，将原来的对百姓的侵夺银两变成了制度化的合法收入，各种陋规大受压制，民众负担大为减轻。雍正这种做法被史学家们大为赞赏。清朝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至少对雍乾二朝发生了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国帑;三是百姓减轻了负担。耗美归公后，它的用途，雍正规定是三大项，一是给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用以清补亏欠，主要是雍正初年的事。如元年，山西实收耗羡银四十三万两，用作补偿亏空。

雍正明示各大臣必须“虚公执政，确议具奏”。并发谕旨，表明他对养廉银制度的看法:“今尔等所议高成龄提解火耗一事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必不能行。且历来火耗皆在州县，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余百万。

雍正书法

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参奏，此从前之积弊，所以当剔除这者也。”雍正帝依照“奖廉惩贪”的原则，主张原给养廉银两，特别是对那些居官廉洁， 勤于政事的地方大官更予从优厚给， 以资鼓励，山西巡抚诺岷，因力主耗羡归公比较完整地提出养廉银制度的建议，其养廉银额高达每年三万一千七百两，为其原俸的204.5倍。

一般说来，雍正年间总督的养廉银为每年二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察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除各衙门正印官外，所有佐贰官也都有养廉银。雍正七年，署福建总督史贻直等奏请，“闽省内地佐贰杂职微员共计三百一员，每员每年议给银二十两”，虽然微薄，但毕竟从无到有。自地方官推行养廉银制度后，京官的薄俸问题亦显得突出。雍正六年(1728年) 二月，奉上谕:“朕因国家政事，资借大臣之力，而使之分心家计，朕心不忍。五部大臣内，除差往外省署事之人外，俸银、俸米著加倍给与。”但双俸仍满足不了京官的请求。此后这个问题绵延不休，到了乾隆时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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