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蒙河公众考古（高蒙河纪念张忠培）

张忠培先生

2017年7月5日，这本来是我向业师张忠培先生交作业的日子。

在这之前，我曾与先生约好了要交两份作业：一份是为先生三卷考古学新书写推荐说明；另一份是浙江良渚博物院陈列改造项目的展陈大纲。

5日这天上午，完成作业的我，一如学生时代一样，怀着些许忐忑的心情，准备向先生汇报。然而此时，却猝然接到噩耗，先生突发疾病，已经去了天堂！我看着这两份还没来得及交出的作业，一时间惘然失措，于冥冥之中，竟难以自已。

张忠培与高蒙河的合影

先生自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本科班求学，读至副博士研究生（编按：苏联时代的高等教育学历制度，相当于博士学位），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作，创办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后来进京做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研究员，至2017年已整整65年。在如此漫长的考古生涯中，先生从考古学生转换为考古学者，从受考古教育者转化为考古教育家，从考古专业创建者转换为考古业界掌门人，他的一生几乎都交给了考古学，交给了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实践和理论。

中国的考古学最初是1921年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如何把国外考古学的一般技术、方法和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学的实际相结合，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包括先生在内的几代考古学人已经上下求索了将近100年。从2014年开始，先生结合亲身经历的中国考古学历程，从约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中精选出代表作，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分别以“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和“尽到自己的心”为名，编成了三卷书稿。

《中国考古学·走自己的路》以中国考古学史上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尹达、苏秉琦、宿白等代表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为对象，回顾和反思了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

《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是给类别繁多的考古学成果所做的书序，涉凡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大方面，既有不同阶段的热点课题，也有理论方法的长期思考，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变化。

《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是先生在2008-2013年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期间，推动各类学术活动的讲话和论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会在他的领导下，服务、助力、引领当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巨大作用。

先生的这三卷著作，评析了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中的典型事件、代表人物及其发现成果和创新成果，足以体现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思想精髓，堪谓一部浓缩版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论文的编选、校订工作，更多地了解到耄耋之年的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为了这三部书，常要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直至去世的前一周。这套巨著已进入最后的扫尾工作，如今，书稿终于即将付梓，却不想竟成绝笔！

张忠培先生

另一份作业则缘起于2007年。是时，浙江良渚的考古发现获得重大突破，古城城垣初现端倪，先生听闻，便不辞辛劳、多次前往良渚指导工作。期间，先生推荐我参加正在筹建的良渚博物院策展工作，还以“雍容华贵，高雅亲和”八个字为陈列定下基调，并在文本讨论中要求我们把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等重大考古课题都纳入良渚博物院的策展中。

这使我明白了，展览既不能单纯地介绍一个江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成果，也不能让观众在参观后留下这是一个神秘古部落的印象，而是应该突出展示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圣地、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类或同期文明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后来，该展览获第八届（2007-200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成为国内考古类博物馆的样板。

先生长期关注良渚考古，他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后来又以他的远见卓识为良渚遗址保护指明了方向，并提供过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2007年后的十年间，先生笔耕不辍，进一步指出良渚文明的国家形态是神权和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从探寻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普遍规律的高度，重构了中国古今社会历史发展历程的演变规律。

近两年，随着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日益临近，加上良渚遗址考古新的发现、新的研究，良渚博物院启动了更新老展陈，打造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目标并再次委托我搦管操觚。在主持策展的过程中，我也将先生对良渚考古的学术贡献写进了这次的改陈大纲。

记得7月4日晚上，在对新大纲交于先生批阅前做最后修改时，我们在介绍先生的履历一栏，年份上写的还是（1934年—）。谁承想，只一天之隔，已是阴阳永诀。我只能心怀悲痛、极不情愿地在先生的生年之后加上卒年——先生的考古人生永远定格在了2017年！

张忠培先生

如果说要对先生的考古人生做个总结，我想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实践和方法，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之道理论”。心有感念，不胜唏嘘——先生，我的作业写完了，您在天堂还给批改吗？

2017年7月9日于上海虹桥